“接尸人”王亮：接過2000多具遺體，但還是有一種仍無法坦然面對

2021年冬天凌晨兩點，長春西郊的國道上燈火稀疏，一輛殯葬專用車緩緩駛過結冰的路面。司機王亮把車速壓到四十邁，他習慣在這種安靜得能聽見心跳的深夜出車，但這趟活卻讓他特別沉重，因為后車廂里躺著的是個十三歲的男孩。

穿著黑灰工裝的王亮，今年38歲，部隊退伍、父母離異、在鋼廠下崗，一路輾轉才落腳民政局，成了很多人避而遠之的“接尸人”。十年里，他和生死打了兩千多次照面，也把自己練成了半個鐵人，可對孩子的離世，他始終無法習慣。

當年入行的契機并不浪漫。2011年，鋼鐵廠裁員，他在飯桌上被老同學一句“民政局缺個老司機，你敢不敢？”點了名。王亮憋著一口氣：當過兵，扛過槍，難道還怕死人？簽完合同的第三天，單位派他跟車去高速——凌晨五點，四具被撞得支離破碎的軀體被抬進車廂，血腥味順著空調口直沖腦門，他嗓子眼發甜卻硬生生咽下。副駕駛是帶他的師傅老孫，煙一根接一根，卻始終沒多說一句話。那一夜，王亮真正理解了“無語凝噎”四個字。

單飛后不久，他獨自去鄉間接一具刺殺案的死者。夜色漆黑，碎石路顛得方向盤亂抖，死者家屬拒絕同車。半小時的山路像拉長的噩夢，王亮額頭的汗水順著眉骨滴進眼里，火辣辣地疼。等到殯儀館門口的燈光打在擋風玻璃上，他才發現自己的手心全是汗，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出師禮”。

重復的工作慢慢磨鈍人的神經。一年兩千多具，最多一天二十多趟，王亮說自己練出“自動屏蔽”的本事——事故、兇殺、病故、跳樓，不論場面多凄厲，照章辦事，收尸、登記、消殺、冷藏，一套流程行云流水。然而只要遇到兒童，他的“鋼筋心臟”準得漏一拍。

那次運送猝死的少年，是他第七次載小天使。孩子鼻梁上貼著霧氣，像熟睡；父母跪在冰面上哭著請求他“慢點開”，還把熊貓玩偶塞在孩子懷里。王亮點頭，卻不敢回頭，怕自己崩潰。到殯儀館下車時，他的眼眶通紅，聲音沙啞，“哥們兒，今天咱慢慢來。”殯儀館保安接過擔架，默默拍了拍他的肩。

可對外界來說，“接尸人”仍是避之不及。王亮去修車，一報車型，對方連升降機都懶得放下；逢年過節回鄉，親戚暗地嘀咕“晦氣”，干脆不讓他進門；小學的家長會上，兒子的同桌家長專門把椅子挪遠一點。王亮憋笑：“活人比死人更可怕，這話一點不假。”

同行之間的慰藉來得簡單。深夜出車，幾輛殯葬車常在服務區匯合，幾個人圍著泡面互通“案例”：哪個高速口一晚拉了八具，哪個工地掉下倆年輕人，誰的輪胎又在半路爆了。偶爾，有新人問：“哥，這活真能干一輩子嗎？”回答往往是沉默，又或者一句淡淡的“活著就得干”。

2020年，短視頻風起。王亮把手機塞進胸口兜，開了一個叫“兜里看世界”的直播號。觀眾最早是同行，后來混進了好奇的路人。彈幕里，有質疑，也有感謝。一位失獨母親夜夜守著直播，只為聽見那句“車上有人，咱慢慢開”。王亮索性在每趟出車前，把手機鏡頭對準夜色，說一聲“老伙計們，陪我跑一趟”。那位母親后來留言：“聽見發動機聲，我就知道孩子有人照顧。”

有人問他：“你害怕嗎？”他笑：“怕，可還得干。”又問：“最怕什么？”他沒多想，“怕孩子。那種小小一團，抱起來跟羽絨服差不多重，你說這滋味誰受得了。”說完，他攤開右手，指節粗糙，縫里常年有消毒水的味道，“可工作得有人做。”

再比如2018年3月那位獨居老人。王亮一個人上前收殮，旁邊的牌友退到路邊，相熟的鄰居抿著嘴。裝袋時，老人的花布鞋掉了，王亮撿起擦干凈，又給老人穿好。回途中，他想起自己日漸蒼老的爺爺奶奶，心里揪得疼。可車到門口，還是照例把情緒收進胸膛，下一趟活已在排隊。

久而久之，他給自己定了三條規矩：不亂說吉兇，不在車上抽煙，不和死者家屬談價錢。錢是同事跟家屬談，他只負責“安全把人帶回家”。有人給紅包當“辛苦費”，他推辭。推不過，就折回交給單位的愛心箱——那里存放的是給貧困逝者墊資的費用。

外界的冷或熱，對他已成常態。可他堅持讓兒子知道自己做什么，“怕啥？爸爸是送人最后一程，天大的體面活。”孩子點點頭，卻偷偷在同學面前說老爸是“開大車的”。王亮沒怪孩子，只是更加注意安全。“我還得給他賺學費，不能倒路上。”

夜深了，殯儀館的冷庫里溫度維持在零下十度，王亮把最后一具遺體推入倉門，輕輕道句“走好”。窗外北風呼嘯，他扣好大衣扣子，準備回家。手機屏幕亮起，是直播間的提示：“兜粉”們還在等著。王亮整理好情緒，按下開始鍵：“兄弟們，今天活兒結束了，回城的路上陪我嘮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