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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亞洲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授獎詞說:“為表彰他在福利經濟學和社會選擇理論上的突出貢獻,以及對社會最貧窮成員的關心。”
社會各界贊譽不斷,稱他為“窮人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界的特蕾莎修女”,因他終生致力于“讓最貧窮的國家,也能提高貧苦人民的福利”。
他繼承和推進了亞當·斯密的理論思想,將經濟學重新引回道德之路,實現了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統一,被譽為“當代的亞當·斯密”。
他關注世界,提出了諸多洞見:“單一身份認同,孕育了這個世界的暴力”、“民主不是奢侈品,非得等普遍富裕了才需要”……
他的名字是泰戈爾起的,意為“不朽”。很多人覺得,他的人生高度和思想成就,配得上泰戈爾的祝福。
即使在諾獎得主中,也少有人像他這樣,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他就是當代印度最著名學者,少數幾個真正的“全球知識分子”之一,92歲的阿馬蒂亞·森。
01
任何偉大的創造
都源自靈魂深處的道德力量
森不屬于凱恩斯陣營,亦非自由放任主義者,而是實實在在的“以人為本”——不是停留于紙面,而是對窮人的真切關注。
作為印度婆羅門階層一員,森自幼生活優裕,為何對底層人民始終充滿深厚的人文關懷?
打開森去年最新出版的回憶錄《四海為家》,會發現他的一生所向,早已隱藏在他的成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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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學習模式,帶來開放的胸襟
阿馬蒂亞·森(以下簡稱為“森”)的研究橫跨經濟學、政治哲學、印度文化,這來自一生的閱讀,不僅研讀學術之作,也大量閱讀人文作品,亦終生熱愛梵文。
他幼時在泰戈爾創辦的一所不設立教室的學校學習,師生在散步中探討學問,開放性的學習,最能解放天性、激發研究興趣。
學校還極少考試,課堂討論能從印度史詩談到西方現代舞,與當時的古板風氣截然不同。這是泰戈爾的創舉,是森的幸運,養成了他對學習的終生熱愛。
外祖父是現代派的梵文教師,耳濡目染下,森幼時就酷愛梵語,且是帶著當代意識閱讀。他在廣為流傳的《愛爭鳴的印度人》中寫道,傳統讓他懂得,真正的信仰是當下行動;佛陀之偉大在于和民眾零距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相互影響,才成就了燦爛的印度文化。
歐美理論,印度傳統,開放的學習,形成森的特有認知:世界的進步,全在于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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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世間苦,不知“眾生”是最大的學問
森幼時在孟加拉居住,見過當地人為爭奪河流資源大打出手,這是他苦難體悟的開端。在他的代表作《論經濟不平等》中,加爾各答窮孩子為富人擦鞋時受訓斥的場景,屢屢浮現。
1943年,九歲的森目睹了孟加拉大饑荒的慘烈,尤其是一位穆斯林男子為找工作被一群印度教徒打死。幼時的見聞,培養了森的悲憫之心,他在劍橋求學期間,課業再繁重,也堅持為附近的文盲孩子開設夜校。
年少已識人間苦,森早早就擁有的經驗,使他一生都對底層報以深切同情,也成為投身福利經濟學研究的原動力。正如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的評價:“世界上的窮人和被剝奪者,在經濟學家之中,不可能找到比森更旗幟鮮明也更有見地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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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塔尖,建立在人類知識體系的巨大底座之上
森以寬容著稱,起點也許是幼時外祖父的呵護。身為印度教徒的外祖父,不反對森對佛教產生興趣,森可以深入鉆研乃至和外祖父探討,并從佛陀那里得到諸多啟示,事實上,森的許多觀點都建立在佛教思想上,而佛陀也給了他更廣大的寬容心。
寬容伴隨了森的一生。森進入劍橋求學時,教授們以支持和反對凱恩斯經濟學分成兩派,經常演變為帶有攻擊性甚至斯文掃地的爭端。
這種情況下,森沒有選擇“投靠”任何一方,而是采百家之長兼收并蓄,并參加多個社團,多元化的觀點讓森的思想始終保持活躍狀態,不僅逐漸擁有了獨立立場,也養成了伴隨終生的大家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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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作為經濟學家
我的任務就是發現不公正
森在劍橋讀書時,不解于“主流經濟學為什么不關心人類生活”,比如導師瓊認為,首先要關注最大化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了,就能轉而關注其他事項。
森認為,這犯了經濟發展思路中最嚴重的毛病,因為最需要健康與教育的時刻,恰恰是國家最貧困時。
森的一生,以其對人類命運的真切同情和深厚的造詣,糾偏了極多看似常識、實則錯誤的觀點:
▌“人人平等”是一種思考上的偷懶
很多人將人人平等作為追求,但森在《論經濟不平等》中說,每個人希望平等的東西是不一樣的,比如機會、結果、權利,人人平等不僅不可能,更無必要。
真要講平等,不能講一群人的平等,而要落實到每個人頭上,把每個人的潛力挖掘出來并充分釋放,這才是“共同富裕”。
森闡釋了何謂真正的推動平等:投資每個人,讓他有能力參與市場競爭。這就需要很多先期工作,比如,教育資源要拉平。教育資源太集中,很多人就會被荒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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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荒不是糧食問題,而是權利被剝奪的結果
傳統觀點認為,造成饑荒的原因是食物短缺。森指出,絕大多數饑荒是“豐饒中的貧困”:20世紀的四次大饑荒,次次不缺糧。
是什么導致的饑荒呢?人們喪失了“交換”糧食的權利。“沒有免于饑餓的權利,豐收也無濟于事”。“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重大饑荒,因為如果政府致力于此,饑荒極其容易防止。”
面對森的理論,學界甚至有“饑荒在別處,饑荒學在印度”之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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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減少明顯的不義,而不是追求完全正義
1970年代以后,羅爾斯的正義論風靡歐美,但森認為,在這個混亂的世界,當務之急不是建構一個理想正義國家的理論,而是一個可以判斷比較正義的理論,讓我們明白,我們離正義到底還有多遠。
森認為,很多正義的理念,出發點是好的,但由于不恰當的理解與執行,造成惡果。正義需要關注實際,而不是停在規則上。羅爾斯的理論會把政治哲學帶入死胡同,因為他的理論無法想像社會的不義,如長期營養不良、疾病、男女不平等。
森將整個世界作為關照對象,森的正義論結合了經濟、政治以及道德,并納入了東方思想,切中真實生活,是對羅爾斯正義論最大的挑戰,亦是能扎實推動正義事業的可行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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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人人都在講競爭的時代
森一生致力于全球文明
森的學術主線,是社會公正和道德關懷。他的思想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讓數億人過上了更好的生活,盡管他們可能不知道森的名字。
▌四海為家,但只有一本印度護照
森是四海為家的人,也是印度人——這兩者在他身上毫無矛盾。他騎著自行車在印度的窮鄉僻壤搜集工資、物價等數據;為考察性別歧視程度,他逐一稱量鄉村男童和女童的體重;他用諾獎獎金在印度設立了公益信托。
森常常對政策提出批評。最引起轟動的,是他和另一位學者長達十年的論戰,爭論核心是裙帶資本制造的財富巨頭對印度的影響。森說,在一些關鍵指數上,印度不僅停滯不前,有些領域甚至不如窮國孟加拉。這說明印度問題不在于財富多寡,而在于分配體制,如果得不到矯正,會像拉美國家一樣陷入停滯。森的批評,已引起政商學三界的集體反思。
在恢復“文化自信”方面,森起到了真正的激勵作用。《愛爭鳴的印度人》一書寫到,公元前三世紀,印度就擁有了豐富的思辨傳統。森的發掘激勵了同胞,印度的計算機工程等專業能領先世界,發揚光大的思辨傳統居功至偉。對想深入了解印度傳統與“國民性”的讀者來說,《愛爭鳴的印度人》最值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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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家的核心,是發展“人”
發展與穩定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難題,一些國家因此將自由置于下位。森在《理性與自由》中指出:“自由不僅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
作為唯一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森更能理解,什么是發展中國家的底層邏輯。森1970年提出“帕累托自由不可能定理”后,就被認為能拿諾獎,在森看來,衡量發展的標準,不是GDP,而是生活質量和自由程度,“經濟發展就其本質而論,在于自由的增進。”
森對發展至上觀的批評,集中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傳諸世界,影響了眾多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
森具有濃厚的中國情結,對中國的研究至少已有50年。森認為,中國需要更加依賴理性的力量,而不是法律強制。中國今后將面臨更多挑戰,“理性的進步”也就愈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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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的遠方,無窮的人們,都與我有關
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評價森里程碑般的著作《以自由看待發展》:“生活質量不應以財富而應以自由來衡量——通過這種宣示,本書使發展理論及實踐發生了革命性劇變。”
評價十分中肯。很多政府和國際組織,都在處理糧食危機等諸多問題上,接受了森的理論。沒有比森的經濟學更實用的了,森的理論,可以使一個社會中“最多數人的福利得到最大限度提高”,中國亦必將在實踐中加以借鑒。
森的觀點提醒學術界,不僅要研究如何增長,更重要的是為誰增長。森的觀點也啟發政策制定者,更多考慮社會公正和個體福祉。很多人都知道“GDP不等于幸福”,但不一定知道,森正是這一觀點的最有力呼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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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后,沿襲森學術理論的《人類發展報告》成為聯合國最受重視的全球性報告,并對各國發展理念和模式產生著強大、深遠的影響。中國的“幸福城市建設”,參考的就是森的“人類發展指數”。森改變著全世界民眾對發展和幸福的認知。
李光耀曾邀請森去新加坡,對森非常尊重,但森對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觀”不以為然——森認為,不存在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如強調家庭、威權、秩序),而應該發掘一種全球文明。
人人都在講競爭的時代,森已經在想人類要走向全球文明。他說:“對我而言,家和世界是同一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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