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劉備奪得天下，肯定要先殺這3位功臣，諸葛亮：我早就知道了

公元221年春，劉備在成都稱帝的詔書尚未走出益州便已傳遍天下。熟悉兩漢史的史官們也在暗暗推算：若再過十年，倘若這位劉皇叔北伐成功，席卷江東，又破洛陽，徹底掃平曹魏、孫吳，重建“漢室”，那么一個更棘手的問題勢必浮出水面——那些打江山的心腹，還能安然陪他坐穩(wěn)江山嗎？

自高祖劉邦至朱元璋，創(chuàng)業(yè)之主屠戮功臣的賬簿早已摞成高墻。原因無非兩條：其一，功高震主；其二，太子羸弱。劉備無論是性格中的猜忌，還是對“劉氏天下”執(zhí)念，都不允許有人動搖未來的繼承秩序。若真有那么一天，他率“漢軍”班師回到長安或洛陽，很可能重演先祖的劇本。被卷入風暴核心的，多半就是那三位最耀眼的名字：諸葛亮、馬超、關羽。

先說諸葛亮。隆中對那年是207年，劉備與關張二將冒雨三顧茅廬，抬出“興復漢室”招牌，才打動了年輕的臥龍。可等到221年劉備黃袍加身時，“恢復漢祚”早變成自立為帝。表面看是形勢所迫，實則野心已現(xiàn)。諸葛亮聰明得很，他固守“先取荊州、再下益州、然后北定中原”三步走，心中卻清楚：一旦大業(yè)底定，自己手握的丞相府、尚書臺、益州財政、軍政大權，以及對蜀中百姓積攢的威望，統(tǒng)統(tǒng)會在太子劉禪面前形成巨大陰影。白帝城托孤那番著名的“若其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而代之”，看似知遇，實則埋伏。劉備在病榻上那番話，未嘗不是“先禮后兵”的敲山震虎：名義上賞識，骨子里卻在畫出一條紅線——你若逾越，便是弒君大逆。假如大一統(tǒng)后仍需“休養(yǎng)生息”，諸葛亮勢必負責吏治、外交、屯田、南蠻，實際力量更大；此時若有人一句“漢室中興賴武侯”，劉家父子能睡得踏實嗎？難怪后世傳聞，諸葛亮曾對姜維嘆息：“大廈將傾，人誰能支？”一句話，暴露出他對自己終局的預判：功成日，頭先落。

再看馬超。這個西涼猛將投效劉備不過兩年就戴上“神威將軍”金印紫綬，可其身世決定了難于久安。211年潼關之戰(zhàn)后，曹操屠戮馬氏族人百余口，只因馬超兩次背魏。為父報仇的慷慨壯烈固然可歌，但他對舊主的翻覆史卻寫滿了“善變”二字：先是與韓遂結盟，旋又反目；敗走漢中后，棄張魯另投劉備。221年，馬超才33歲，一柄大刀仍鋒利，涼州舊部對他“馬兒神”呼聲不絕。假如蜀漢并吞天下，新朝廷的重心必北移，關中的軍政資源極度敏感。把馬超放在那里，等同埋下一把隨時可能回鞘的尖刀。往后安全第一，削藩也好，罪名也罷，“謀反”兩字隨手就能貼上。馬超當年質(zhì)問曹操“汝敢迎戰(zhàn)否”，市場巷談至今；想維系江山的劉備哪敢讓他在軍中再塑神話？

最后是關羽。此人從199年與劉備相遇，到219年敗走麥城，二十年跟隨、勞苦功高，堪稱蜀漢武力天花板。可名將最大的問題就是“名”。早在208年古城相會，當張飛怒指關羽問“汝心安否”時，一絲不易察覺的裂縫已生。赤壁大捷后，關羽擁兵荊州五郡，持重兵、握漕運、管絲綢，封地富庶得嚇人，“萬人敵”同時還是“百萬石”的掌柜。劉備急調(diào)趙云、諸葛亮監(jiān)軍，背后邏輯再清楚不過。假設未來天下一統(tǒng)，關羽騎赤兔凱旋入洛，民間香火早把他奉為“武圣”，廟堂卻要思量：太子劉禪比不得其聲威，如不先發(fā)制人，君臣平衡何在？當年漢高祖入關，韓信、彭越、英布還是被一一誅戮；這段舊賬，劉備怎會不熟記？

有人會說，劉備一生以仁義自許，怎會走到那一步？不妨翻出194年徐州之戰(zhàn)的舊卷。當時陶謙臨終，將徐州托付劉備，張飛對管亥一戰(zhàn)后怒殺曹豹，劉備面對故舊又何其無奈？“亂世之主，不得不耳”，這是史家裴松之的概嘆。更何況劉備對“家天下”極為敏感。東漢宗親這一身份，是他一生的最大政治資本。若辛勤種出的桃李被自家臣子摘走，豈不成了第二個曹丕？那條路，劉備死也不會走。

值得一提的是，劉備在西川立足后，賜關羽假節(jié)鉞，可以先斬后奏；又在上庸讓法正、糜芳分治水陸，間接掣肘。至于馬超，則被推到益州北境做“鎮(zhèn)西將軍”，表面封王，實為軟禁；他的舊部被改編進李嚴、趙云麾下。至于諸葛亮，一紙詔書將他與“尚書令”劉巴并列，凡軍國大事須“與眾共議”，奪權鋒芒早被暗暗掩埋。如此安排尚且如此，統(tǒng)一后的一道圣旨，真有可能拂曉即出，夜半成謎。

試想一下，公元230年前后，天下初定。洛陽宮燈火通明，劉備設宴嘉獎開國功臣。觥籌交錯間，老皇帝望見滿堂錦袍華蓋，目光卻落在三張面孔上——那位羽扇綸巾的相國，那位虎背熊腰的西涼王，那位美髯飄拂的大都督。此刻，他心中也許閃過一個念頭：若不下手，百年之后，劫難或落在劉氏子孫頭上。夜深人靜，白帝城舊夢重回。彼時病榻前的話語，其實是支招，也是試探。

一封不署日期的密詔，極可能靜靜躺在金匱。待到劉禪弱冠，或乾綱初建的那一刻，錦衣衛(wèi)式的儀鸞司就會動手。傳言說，諸葛亮曾對費祎低聲自謔：“蜀中無大事時，便是我命終時。”也有人記下劉備的片語：“帝王家事，誰人懂得？”真假難考，卻點破了帝王心術的冰冷。

歷史并未給出這條時間線的后續(xù)。223年，劉備白帝托孤，急病而終；229年，孫權自立稱帝，三國鼎立形勢既成。諸葛亮兩次北伐，殫精竭慮；馬超病亡于軍中；關羽早在七年前殉難，異姓兄弟的悲歡已隨滾滾長江。世人贊劉備“義薄云天”，也有人譏他“善假仁義以取天下”。如果當年夷陵之戰(zhàn)不敗，東征成功、北伐順利，他會不會重復歷代創(chuàng)業(yè)者清洗集團的套路？沒人能給出鐵案如山的答案，但從他對權力的執(zhí)念、對白帝城托孤的布置、對荊州軍的制衡，這種可能性并不好笑。

至于諸葛亮，他未必真的不知未來懸崖。隆中時他就說過，“將軍身在江湖之遠，愿君早決大計”，那是提醒，也是自護。歷史最吊詭的地方就在于：知道結局，卻仍要往前走。當仁君與雄主的角色沖突不可調(diào)和，羽扇綸巾也擋不住斬馬刀的寒光；當兄弟情與帝王術撞車，桃園誓言再熱血也熬不過家天下。劉備如果真能居高九萬里，那三顆人頭，恐怕早被寫進御批章奏，只等秋后問斬的時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