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集馨的官場筆記：送禮這件小事

道光二十五年冬天，西安城里下了一場鋪天蓋地的大雪。

張集馨坐在糧道衙門的書房里，面前擺著一份清單，看得頭皮發麻。

這份清單上列的不是糧食賬目，不是軍餉開支，是他年底必須給京城大小官員送出去的“炭敬”。

每年臘月，他都要派家人專程進京送禮。這是晚清官場雷打不動的規矩：夏天送“冰敬”，冬天送“炭敬”。

名字起得雅致，說白了就是夏天的降溫費、冬天的取暖費。官員之間只說“敬”，不說“送”，因為這叫“孝敬”，不是交易。

但張集馨心里比誰都清楚，這就是交易，是他保住烏紗帽的保命錢。

今年這筆炭敬，是他剛還清幾筆高利貸之后，東拼西湊擠出來的。前年赴福建任上借的晉商貸款，對方拿著借據上門催討。年終各種開銷浩繁，他幾乎是咬著牙，才湊齊了這筆錢。

炭敬剛送走，他的岳父黃懷谷又派人來了。

老爺子派家人金四到西安，索要健騾若干頭，干尖元狐皮筒若干件，說是要送給山西的上司。張集馨一眼就看穿了，這不過是岳父要錢的借口。

今年春天他出京時，剛送給岳父三百兩白銀做“別敬”，才過了幾個月，又來索要貴重東西。張集馨心里不痛快，但也不能徹底翻臉。

畢竟當年窮時岳父也幫了不少忙。

明年是岳父六十大壽，想了許久，他拿出三百兩銀子做壽禮，交給金四帶回山西，老爺子索要的東西，一概沒有從命。

這是張集馨送禮生涯里，極少數的“不送”。

絕大多數時候，他不敢不送，一分都不敢少。

在陜西糧道任上兩年多，張集馨總結出了一套完整的送禮價目表。給誰送、什么時候送、送多少、送什么，每一項都有精確到兩的標準。

這套標準不是他定的，是歷任糧道一代代傳下來的官場鐵律。不按標準送，就是壞了規矩。壞了規矩的人，在晚清官場寸步難行。

我們來看看這張晚清官場的送禮價目表，每一筆都觸目驚心：

陜西巡撫：全省最高行政長官，分四季致送，每季白銀一千三百兩，一年四季就是五千二百兩。這還只是四季常例。春節、端午、中秋“三節”，巡撫和夫人生日“兩壽”，還要另送表禮、水禮、門包雜費。一年下來，光送給巡撫的現銀，就“年逾萬兩”。

陜甘總督：管著數省軍政的最高長官，按三節致送，每節白銀一千兩，一年三千兩。表禮、水禮各八色，門包雜費另算。總督衙門在蘭州，每次送禮，張集馨都要派專人專程跑幾百公里送到蘭州，半分都不能耽誤。

西安將軍：駐防八旗的最高長官，三節兩壽每次送銀八百兩，外加表禮四色、水禮八色。

副都統：兩位，每次各送銀二百兩，水禮四色。

八旗協領：八員，每員每次送銀二十兩，上白米四石。

除此之外，將軍和都統還會把家人、親信推薦到糧庫任職，或是在糧道衙門掛個名。這些人平時不用來上班，按季領干薪。不給不行——放糧的時候，只要將軍稍有不滿，八旗兵就會仗勢滋事，糧道衙門直接寸步難行。

光這些固定送禮的開銷，一年就要幾萬兩銀子。

但這還只是“固定支出”。真正燒錢的，是西安迎來送往的流水席。

西安地處西北交通要道。從西藏、新疆、甘肅、四川進京，或是從京城返回這些地方，西安是必經之地。

凡是過境的官員，無論官職大小，一律由糧道全權接待。這個規矩聽起來簡單，做起來就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噩夢。

官客到境，糧道要跟著將軍、巡撫在官廳迎接。等官員們回了官署，糧道立刻派人去問清官客的稱呼，由幕僚寫好拜帖，送到各衙門核對無誤后，再送到官客住的公館。緊接著就是張燈結彩，請戲班，備宴席。

每次接待，必須請兩個戲班。上等酒席五桌，中等酒席十四桌。上席必須上燕窩和烤乳豬，中席必須上魚翅和海參。

戲和酒宴，無論冬夏，都要持續到三更天才結束。主人把官客送上車，依次作揖道別。然后糧道要派人拿著各位主人的名帖，到公館“道乏”，再派人拿著自己的名帖，到各位上司的官署“道乏”。

第二天，官客啟程，糧道還要跟著大員們到城西恭送，再根據對方官職高低，饋贈盤纏路費。

每次宴會，連戲價、備賞、酒席雜支，總在二百兩銀子以上，路費還不算在內。

張集馨在年譜里寫：“大宴會無月無之，小應酬則無日無之。”大宴會每個月都有，小應酬天天不斷。

逢年過節，糧道還得宴請將軍、都統、巡撫、司道府縣各級官員，酒宴之外必須聽戲。滿營協領、綠營參將游擊，春秋兩季各請一次。

如果十天半月沒有官員過境，糧道就得主動請布政使、按察使、鹽道到官署小聚聽戲——“不如此不足以聯情誼”。

一年下來，花在招待和送禮上的費用，加上冰敬、炭敬，總計五萬兩銀子左右。這還不包括各種臨時來打秋風的人。

而張集馨每年的合法灰色收入，只有六萬兩。扣除這些開銷和私人用度，幾乎沒有結余。

京城里都傳說，陜西糧道一年可以收入三四十萬兩銀子。張集馨在年譜里無奈地寫：“不知其中底蘊也。”

張集馨送禮生涯中，最恐怖的一筆開銷，是“別敬”。

1845年，他被任命為陜西糧道時，在北京一次性送出了一萬七千兩的別敬。這筆錢全是借的——向廣東洋行借九千兩，向山西錢莊借五千兩，向親友借三千兩，利息從九厘到二分不等。

兩年后，1847年，他調任四川按察使，進京述職，又送了一萬五千兩的別敬。

又過了兩年，1849年，他從四川按察使升任貴州布政使，進京謝恩，再送一萬一千兩。

1850年，他從甘肅布政使調任河南布政使，進京面圣，又送了一萬二三千兩。

短短五年時間，光別敬一項，就送了五萬五千多兩白銀。換算成今天的人民幣，足足5500萬。

這些錢，幾乎全是他借來的。每到一個新職位，他要先還上一任留下的債，再借新的債，去送下一任的別敬。永遠在借錢、送禮、還債的循環里，根本出不來。

張集馨不是一個貪得無厭的貪官。他在多地任職，官聲相當不錯。山西巡撫申啟賢在年終密考時極力稱贊他的操守，道光皇帝召見他時也親口說：“聞汝操守甚好。”

但就是這樣一個公認的清官，在送禮這件事上，一分錢都不能少，也不敢少。

因為送禮不是腐敗，是晚清官場的生存制度。

晚清的京官，俸祿低到離譜。一品大員的年薪不過一百八十兩，七品知縣只有四十五兩。光靠俸祿，連體面的生活都維持不了，更不要說養家糊口、打點官場。

京官怎么活？靠外官養。

張集馨在年譜里一針見血地寫道：“京官俸入甚微，專以咀嚼外官為事，每遇督撫司道進京，邀請宴會，迄無虛日。瀕行時，分其厚薄各家留別，謂之‘別敬’。冰敬、炭敬，無歲不然。”

地方官手里有各種灰色收入組成的“陋規”。這些陋規雖然不是法定收入，但也不完全是貪污受賄的黑錢——它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財政系統的規則漏洞，設立的收費項目，人稱“無形之加賦，有形之勒索”。

外官靠陋規活著，京官靠外官的孝敬活著。炭敬、冰敬、別敬，就是這套體系的核心運轉管道。

而京官手里，握著外官的生死大權。年終密考、大計考核、升遷推薦、彈劾舉報——你的烏紗帽，全程都攥在人家手里。你敢不送？

張集馨在年譜里寫得一針見血：“名為聯絡情誼，實則賄賂公行，而外官亦藉此為進階之梯，牢不可破。”

名字叫聯絡感情，其實就是公開的賄賂。而地方官還要靠這個當晉升的臺階，這套規矩，牢不可破。

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什么都不敢不做。

道光皇帝知不知道這套體系？

知道。

道光十六年，張集馨第一次外放山西朔平知府時，皇帝親自召見他，說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話：“汝乃朕特放，并無人保舉。汝操守學問，朕早知之……慎無自暴自棄。”

——你是我特地破格提拔的，沒人推薦你。你的操守學問我早就知道，好好干，不要自暴自棄。

道光比誰都清楚地方官場有多黑。他希望張集馨能去做一股清流。

但十年后，當張集馨坐到天下第一肥缺的位置上時，他發現自己根本做不了清流。他只能隨波逐流。借錢，送禮，還債，再借錢，再送禮，再還債。永遠困在這個循環里，出不來。

林則徐也困在這個循環里。道光二十六年，他從新疆流放地起復，出任陜西巡撫。這位虎門銷煙的民族英雄，面對這套送禮規則，同樣無能為力。

至于他如何在清官的操守和陋規的泥潭中掙扎——這是我們第三篇要講的故事。

同治四年，六十六歲的張集馨被彈劾革職，永不敘用。三十年的宦海生涯，就此終結。

他回到老家，把自己這輩子的官場筆記，整理成了一部年譜，取名《椒云年譜》。里面詳細記錄了他在官場三十年親歷的所有事情：

借了多少錢，送了多少禮，給誰送過，送了多少，幾時送的，利息多少——每一筆都寫得清清楚楚。

收了多少陋規他也記，但沒送錢時記得那么全。

他沒打算出版。里面寫的全是真人真事，許多當事人和他們的后代還活著。

張集馨死后，這部年譜流落民間，輾轉多人之手，最終在1981年由中華書局整理出版，改名為《道咸宦海見聞錄》。

翻開這本書，你會看到晚清官場最真實的樣子：官員們天天忙著迎來送往、請客聽戲、送禮收禮。他們不是不想做事，是根本沒有時間做事。

他們不是不知道這套體系有問題，是根本不敢不按這套體系活。

張集馨在書里寫：“終歲為人作嫁，脂膏已竭，親朋僮仆孰知恩？”

——一年到頭給別人做嫁衣，油水都被榨干了。親戚朋友、身邊的仆人，有誰知道你的難處會感恩？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在乎。

送禮這件小事，困住了晚清每一個官員。好人壞人，清官貪官，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