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東坡品中國文人之逍遙

成玄英注疏《莊子·逍遙游》言，“逍遙，自得之稱。”所謂逍遙，系表達自由，性隨情至，感由心生，將思、憂、悲、喜等主觀感受予以真實展現后所達到的自得狀態。

中國文人的性情，自秦漢到兩晉，經隋唐至兩宋，呈現出由質樸嚴謹到精雅炫博，再從多元恢弘至理智內斂的階段面貌。但始終如一的，是對“以天下事為己任”和“神氣獨安寧”的追求。只有在壯志未酬、才華難展時，才會以歸隱田園、放浪江湖為逍遙，并藉此作為堅守氣節的表達。手揮五弦的嵇康、采菊東籬的陶潛、酒家市眠的李白、白衣卿相的柳永，無不以自己的喜、寧、悠、樂為逍遙。然而，沒有一位文人的人生經歷如蘇軾般開合百轉、沉浮數度，也沒有一位文人的詩詞文章類子瞻者固守現實、情懷家國。蘇夫子一改傳統文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片面心理。身居廟堂不忘鄉野之悠，人在阡陌亦為利民之舉。夫子之心，本真如一；夫子之行，率性淳樸。其一生所思所為、所好所惡、所念所望、所悲所喜，無不將逍遙之意、逍遙之態、逍遙之觀、逍遙之感，展現得淋漓盡致、層次分明。

問政天下事的“思”逍遙

弱冠之年，以《刑賞忠厚之至論》一文在禮部考試中拔得第二，再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文章獨步，名震京師。少年意氣，策論千古。希冀以一己之力，明明德、正朝綱、興禮制、安萬民。“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轂；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群木。”章句之間，以儒家的是非倫理為標尺，明喜怒之情、表好惡之意，無所諱言。論說范圍之寬廣，大有吞天地于己胸、納萬物于吾彀的恢弘氣象。

然其文雖美而和者甚寡。“古之所謂豪杰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烹混沌以調羹，竭滄溟而反爵。邀同歸而無徒，每躊躇而自酌”、 “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 。可見，青年蘇軾的憂憤之情，溢言于文表；卓世之慨，獨秀而自賞。

余悸尚存時的“悲”逍遙

經烏臺詩案之大驚，貶謫黃州之際，身困貧窮，仕途受阻。但蘇軾并沒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而是以“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斑”的豁達，投身于自然之美，甘清貧之悠，戀鄉土之樂，享有生之年。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詞人直抒胸臆，充分表達了對似驟雨狂風般的逆境困苦不足縈懷的感悟。東坡之上有余田，親為躬耕，身在隴畝，“收薄用于桑榆，制中山之松醪”。

覽名勝以暢游，忘情懷于山水，“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勒霧鬢與風鬟。” 觀四時之變化，樂浮生之余閑，“響松風于蟹眼，浮雪花于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脫凡塵之憂思，忘往歲之愁煩，“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奮發當有為的“憂”逍遙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幾經蹉跎，在看淡名利、無為物累的同時，逍遙之于蘇軾，并非是不問世事、明哲為己的價值選擇。

一方面，其所任之處，皆為喜愛，“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在杭州疏浚河道、修筑堤防，在儋州興辦學堂、開化邊陲，以切實的為民之舉，享 “此心安處是吾鄉”的歲月悠長。另一方面，蘇軾不以“政績”為耀，無以“功利”為念，“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而泰然處之；加之累年沉淀，日月修為，已無驕矜自喜之心，常為反躬內省之舉，“我之大賢歟，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縱情享人間的“喜”逍遙

擊缶且歌，會友當酌。蘇夫子之樂，率真而純粹，意在與天競自由。縱情之際，忘卻了齒發漸衰的憂煩，遠去了紛爭興敗的掛念。“老夫聊發少年狂”、“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不惑之歲仍然飽有少年郎般的進取之心，萬丈豪情，沖破紙上！逍遙之態，躍馬眼前！突顯了中國文人的“入世”之喜，此謂“狂”喜之逍遙也！

生活中的蘇軾也有自悠自樂的“竊”喜之逍遙。謫官海南，嘗蠔而覺美，作書與子曰，“無令中朝士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苦中為樂，不失幽默，自得悠閑之態，在短短數字言語之間油然呈現。與美食同等重要的，便是酒。不同于李太白的酌時興高、飲后自賞，酒之于蘇夫子是“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的安逸與舒適；同時，酒亦是一味遠離塵囂的方劑與分隔俗事的屏障，“試問江南諸伴侶，誰似我，醉揚州”“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今古。”

詩書酒飲，闊論古今；躬行實干，功名薄淡。廟堂之上佐奉天子，琴瑟之音相伴仕卿；竹林內外談笑鴻儒，阡陌市井同樂走卒。蘇文忠公為后世的中國文人開創了一種全新的逍遙視域：黎眾在胸，行止為公；山水恣意，物我兩忘。人生待到回首處，堪逍遙吟唱——“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本文來源：“中華書局1912”（作者：孫寶光），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