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劇如鏡觀美國——讀《莎士比亞在分裂的美國》

電影《麥克白》劇照

2026年，恰逢莎士比亞逝世410周年，亦是美國獨立250周年。這位英倫文學巨匠離世160年后，美利堅才掙脫殖民統治宣告獨立，可他那些家喻戶曉的經典戲劇，卻跨越山海，在美國各地常演不衰。不同人群借莎劇言說立場、宣泄情緒，其中的沖突與對抗、憤懣與嘲諷、荒誕與張力，交織成一部耐人尋味的文化史。

近日讀到詹姆斯·夏皮羅所著《莎士比亞在分裂的美國》，該書以具體而鮮活的敘事，將兩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人借助莎劇所要表達的那些或久藏心底難以言說，或無法訴諸文字的心聲與情愫，完整地呈現出來。用作者的話說，“我希望這些故事可以為我們了解美國過去兩個多世紀的歷史提供一個新的視角，這一視角可以闡明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以及我們如何更好地解決那些分裂和阻礙我們這個國家的問題。”讀罷此書，好似借得莎翁的慧眼，把美國社會的紛繁亂象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莎士比亞在分裂的美國》，[美]詹姆斯·夏皮羅 著，李欣禎 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6年出版

誕生于16世紀的英國戲劇，何以成為解讀美國200年社會變遷的“精神晴雨表”？作為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哥倫比亞大學資深教授，夏皮羅憑借其深厚的莎學功底和深刻的社會洞察，在這部書中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他巧妙地選取美國歷史上八個標志性年份，透過八部莎劇和一部電影，映射出美國社會分裂之種種亂象：從《奧賽羅》的選角風波，到《裘力斯·凱撒》的露骨影射；從《馴悍記》中父權秩序與女性主義的觀念沖突，到1849年《麥克白》演出觸發貧富階層的直接對抗，再到2017年在紐約中央公園上演《裘力斯·凱撒》，因影射特朗普而引出左右兩派罵戰。每一個案例，都彰顯出經典莎劇的非凡魔力：它既是跨族群共享的精神符號，也是價值博弈的動員工具。恰合本書的撰寫初衷：“通過獨自閱讀、業余和專業匯演，以及將莎士比亞的戲劇改編成音樂劇、電影和大型市民表演，來捕捉美國人體認莎士比亞的各種非凡方式。”

讓我們把目光投向94年前，1932年4月23日。時任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和其他大約300位社會名流，齊聚美國國會大廈對面的一個小劇院，為福爾杰莎士比亞圖書館舉辦開館儀式。據稱，這是在喬治·華盛頓和亞伯拉罕·林肯之后，位于美國首都的第三座名人紀念碑。“莎士比亞通過幫助保存美國開國元勛們偉大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遺產而贏得這一地位，并成為抵御最近威脅到這一遺產的移民潮的堡壘。”曾幾何時，新生的美國既需要擺脫英國殖民的文化依附，又急需一種“文明象征”來確立自身合法性，而莎士比亞恰好處于這微妙的平衡點——他是英國文學瑰寶，卻又因作品主題超越國界，得以弱化其英國屬性，成為美國的“文化公共財產”。這種兼容性體質，讓莎劇從一開始就注定成為各方角力的場域。

圖書館的存在，不過是為收藏、閱讀和研究莎士比亞提供了一方物理空間。而莎劇在美國富有生命力的本質，卻源自其文本“開放性”與美國社會“分裂性”的同頻共振。特別是種族、性別、移民等議題上長期存在的社會分歧，均可以在莎劇所要表現的主題中尋得呼應。書中反復出現的一個場景是：當不同群體爭奪莎劇的解讀權時，他們其實是在爭奪對國家身份的定義權。比如，《暴風雨》講述米蘭公爵奪回權位的坎坷經歷，卻出人意料地成為移民融入的文化隱喻。一出陰差陽錯的愛情喜劇《第十二夜》，其中的性別與情感話題則被持不同觀念的美國人反復咀嚼玩味。而林肯總統對莎劇的癡迷與刺殺者布斯對《麥克白》的病態執念，更讓莎劇成為政治暴力的隱秘注腳。

種族歧視與奴隸制的存廢，是美國歷史的沉重一頁。在莎士比亞文學世界里，這些內容本不構成難以觸碰的禁區，君不見，十四行詩中就有熱辣滾燙的詩句表達對黑人女子的傾慕追求。可當19世紀30年代，四大悲劇之一的《奧賽羅》在美國上演后，卻掀起輿論場上的軒然大波。美國第六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一位公認的頗具文化修養且謹言慎行的政治家，在觀看《奧賽羅》之后，卻接連發表評論文章，認為白人女子苔絲狄蒙娜違背家族意愿，與膚色黝黑的摩爾族指揮官奧賽羅私下成婚，這樣的跨種族婚姻“令人作嘔”。他寫道：“作為悲劇的《奧賽羅》，其最大的道德教訓是，黑人和白人的血液是不能在婚姻中混合的，否則嚴重違背自然法則；而且，在這種嚴重違背自然法則的情況下，自然必將維護其法則。”他把苔絲狄蒙娜的不幸都歸因于“是對她嫁給一個黑鬼（nigger）的非常公正的裁決”。我們很難相信一個廢奴主義的先驅，并且是那個時代受過最好教育的人，竟會如此談論《奧賽羅》。

夏皮羅通過查考文獻發現，這種矛盾思想源于亞當斯內心深處的種族焦慮——他反對奴隸制，卻無法突破時代的認知局限，而《奧賽羅》中“異族結合導致毀滅”的劇情，恰好成為他投射焦慮的載體。與此同時，奴隸制捍衛者，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眾議員詹姆斯·亨利·哈蒙德，則反過來利用該劇，刻意渲染“黑人掌權將顛覆秩序”的恐慌，將有才華、有野心的“奧賽羅”喻為國會中的潛在威脅。于是我們看到，同一部劇作，既是廢奴運動的精神資源，又成為種族主義的辯護工具，這種雙向借用恰恰印證了夏皮羅的判斷：莎劇的偉大不在于提供標準答案，而在于對權力、正義、身份的永恒追問，與美國社會的種種分歧形成精準對話。夏皮羅并未簡單評判其中的是非對錯，而是通過翔實史料展現出莎劇的生命力正在于其開放性，不同時代的美國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聲音，卻也因此讓這些經典成為映照社會撕裂的一面鏡子。

以莎劇為鏡觀照美國社會眾生相，暗合《哈姆雷特》中的智慧密碼。劇中丹麥王子面對父親亡靈重現、叔父借機掌權、母親匆忙改嫁的紛亂現實，巧借伶人演劇戳破真相。這一出“劇中有劇”的神來之筆仿佛在提示我們：莎劇每一次上演，都是導演、演員、觀眾、評論者的思想交鋒和無聲對話。由此觀之，這部書既是精彩的莎劇在美接受史，也是深刻的美國社會觀察錄，讓我們在莎士比亞的精妙劇情之中，讀懂一個國家的分裂與堅守。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未將莎劇視為被動反映歷史的鏡面，而是強調其主動參與歷史建構的可能性——既為進步力量提供精神支撐，也曾被保守派用來捍衛傳統秩序，這種雙向互動讓整部書的論述更具深度。

當下世界，意見分歧與價值撕裂已成常態。《莎士比亞在分裂的美國》的意義，早已超越美國史與莎學研究本身。它提醒我們，偉大的文學經典從來不是游離于歷史之外的虛構，而是始終與現實緊密相連，成為深嵌于社會肌理之中的文化基因。莎翁經典作品的開放性解讀，可能成為沖突的根源，又或許正是人類認知水平逐步提升的階梯。不同群體對同一部莎劇的迥異解讀，本質上是在見證人類對真理、正義、平等的持續叩問。文學的力量不僅在于審美愉悅，更在于它能照亮歷史的暗角，讓我們看清分歧的根源，借以了解這個快速變化和令人不安的世界，并在對話與思辨中尋找共識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