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圍城慘劇！歐洲特權階層付費殺人，兒童價碼最高！

2025年底，南風窗報道了波黑戰爭中一段塵封的血腥歷史，一萬多平民死于遠處射來的子彈，其中許多扣動扳機的人，竟是前來“付費體驗”的歐洲富人。

意大利調查記者兼作家埃齊奧·加瓦澤尼（Ezio Gavazzeni） 對揭開這一惡行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2025年初，加瓦澤尼向米蘭檢方提交控告材料，同年11月，米蘭檢方正式展開調查。 2026年初，薩拉熱窩市政府決定以受害方身份加入米蘭的刑事程序，多方力量展開了對罪惡的調查和清算。

為什么有人會把殺人當成一種體驗？這是南風窗近日和加瓦澤尼交流后，想繼續追問的問題。

1992年至1996年間，在薩拉熱窩，這座被群山環繞的波黑首都處于南斯拉夫人民軍與塞族共和國陸軍的圍困之中，穿過街道、排隊取水、去市場買東西的普通人，可能瞬間就被躲在高地上的狙擊手擊斃。

據米蘭檢方正在核實的起訴材料描述，狙擊手并非軍人，也非雇傭兵，而是一些與極右翼圈子保持往來、對槍械、狩獵充滿熱情的歐洲人。他們通過中間人購買一種“服務”，被送往薩拉熱窩外圍的山丘。

加瓦澤尼告訴南風窗，他早在1995年便注意到這一傳聞，但真正促使他正式展開調查的，是2023年導演米蘭·祖帕尼奇的紀錄片《薩拉熱窩狩獵》。在此之后，加瓦澤尼與導演建立了聯系，決定開始自己的調查。

一開始，他以為要為這樣一樁發生于三十年前的舊事找到“傳統意義上的確鑿證據”，幾乎是不可能的，但隨著調查展開，越來越多彼此獨立、卻又不斷相互印證的證詞開始浮現。另外，加瓦澤尼發現，1993年，意大利情報機構SISMI就已就相關現象留下檔案，并登記了在薩拉熱窩周邊山丘發現的5名意大利人。

現在，調查仍在繼續。加瓦澤尼所在團隊也沒有放棄獨立追查。

根據加瓦澤尼掌握的現有證詞，意大利人在這些所謂“周末狙擊手”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也因此，加瓦澤尼說，這件事觸碰到了意大利如何記住自己，又如何把某些不愿直視的部分留在敘述之外。

長期以來，意大利形成了一套極有生命力的戰后敘述：與納粹德國相比，意大利更愿意把自己講成較少作惡、較少殘暴、總體上更具人性的一方。

歷史學家Filippo Focardi 將其概括為“好意大利人，壞德國人”的神話。這種神話通過不斷強調“壞德國人”的形象，意大利得以把更沉重的戰爭責任外推，并較快地把自己重新安放進一個較為體面的歐洲位置。

意大利確實擁有反法西斯抵抗的歷史，也確實在戰后民主重建中找到了新的政治位置。但或許也因此，意大利對法西斯主義、殖民暴力和戰爭責任的公共記憶，長期帶有分裂、淡化和自我寬宥的傾向。

這也使得90年代的巴爾干戰爭，很容易被繼續納入“我們站在正義一邊”的框架中。作為北約成員國，意大利屬于西方干預的一方；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和薩拉熱窩再度遭襲之后，北約對波黑塞族目標發動軍事行動，這也讓許多意大利人更自然地把自己放在“制止暴行”的位置上。

在與南風窗的交流中，加瓦澤尼并不否認這一層歷史正當性。但問題恰恰在于，宏大的政治正當性并不會自動覆蓋所有個體行為。這起案件之所以在意大利引發震動，正因為它把一些本來停留在邊緣的東西，重新拖回了中心。

可這不是我們想追問的問題。記憶能夠說明一件事為何未被說出，卻不能說明，為什么會有人愿意親自走進去；它能夠解釋遺忘，卻仍然解釋不了欲望。真正黑暗的存在，在別處。

不過在加瓦澤尼看來，比起追究身份歸屬，更難回答的是這些人的動機。他們為什么要花錢去殺人？

而且，根據某一關鍵證人證詞(目前仍不確定是否會在檢察官面前作證），參與者之間還有自己的黑話，有人負責統計每個人“擊中”的數量，某些目標甚至可能對應不同價碼。其中，兒童的價位最高。一些人甚至會保留彈殼作為紀念品，并根據擊中對象的身體部位賦予它們額外的標記。

加瓦澤尼對南風窗說，使用過這種“服務”的人，并不只是普通意義上的富人，而是來自一個更受保護的特權階層。他們有很多錢，但不只有錢，更重要的是，他們有門路，有關系，甚至有能力“規避針對自己的調查”。

更耐人尋味的是，檢方之所以后來能夠重新接觸到一些被調查對象，也與他們曾以某種方式談論過這些旅行有關，甚至有人在社交場合對這一經歷進行吹噓。

于是，免于懲罰，加上金錢和權力，就成為一種自我無限膨脹的直觀體現。這部分人認為，自己的成功、權力和財富，給了他們一種站在他人之上的正當性。甚至，奪取一條生命，會讓他們更為得意。

據加瓦澤尼說，他們最偏好的目標，是兒童和年輕女性。從這里也可以看到他們的心理扭曲程度，而這些人卻自以為，“像神那樣”。

要把這種東西說清，并不容易。加瓦澤尼自己也承認，這里已經接近作家難以獨自解釋的部分。

為此，他曾與團隊中的犯罪學家Martina Radice 反復討論這群“狙擊手”的心理機制，卻始終沒有找到一個足夠清楚的答案。他感到不安：這些人殺人，并不是為了達成某種明確目的，而是為了殺戮本身。

他用一句話概括這種現象：我們已經從漢娜·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走向了一種“冷漠之惡”。

但這種“冷漠之惡”是什么？它顯然不是日常意義上的冷漠，不只是漠不關心，也不只是一時的麻木。

面對這樣的“冷漠之惡”，現有研究可以解釋到哪里？

也正因為如此，犯罪研究的范圍越來越廣。犯罪生物學關注遺傳、神經系統、激素水平和生理指標，希望從個體差異中找到更穩定的風險因素；

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更常研究創傷、家庭、依戀模式、同伴影響和群體機制，如何一步步改變人的判斷和行為；

社會學和犯罪學則更多從結構層面解釋貧困、歧視、社區失序和社會流動受阻，如何讓某些人更容易暴露在犯罪和暴力的風險之中。

這些研究都很豐厚，但問題在于，它們往往只能解釋一部分。“高/低風險因素”可以提示某些傾向，卻很難在因果關系下推出具體行為。比如相似的生理條件下，有的人會犯罪，有的人不會；同樣經歷貧困、創傷或歧視的人，絕大多數也并不會走向犯罪。現有研究，只能提供線索、參考。

如果連“人為什么會犯罪”這個問題都沒有被徹底說清，那么“周末狙擊手”這樣的案例，只會把解釋的邊界變得更模糊。

聚焦暴力本身的跨學科研究，或許能給予一些啟發，比如道德抽離、欲求攻擊、施虐傾向等，試圖解釋人為什么會奪去他人生命，甚至會主動靠近暴力。對一些人來說，暴力并不總只是沖動、失控，有時也可能帶有吸引力，甚至獎賞意味。

這些研究能解釋的，更多是暴力為什么會發生、為什么會被合理化，但無法回答更難的問題：這種欲求從哪里來，能不能被抑制；而特權又如何讓它更容易被實踐、被放大。

“周末狙擊手”之所以能如此令人不安，是因為這里面不只有暴力本身，還有權力。這也是為什么愛潑斯坦案能引發全世界的持久關注。

人類并非沒有進步。加拿大心理學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書中表示，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所有類型的暴力都呈現出顯著且持續的下降趨勢。

可像“周末狙擊手”這樣的案件，以及今天仍在持續的戰爭、屠殺與驅逐，又不斷提醒人們：整體趨勢的改善，并不等于黑暗已經退場。

歷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但上升這一前景不會自動填平眼前的深淵。這也許正是“周末狙擊手”留給今天的問題。

人類或許不得不承認，對于某些暴力，尤其是那種主動追求，并且帶有特權保護的暴力，我們也許永遠無法得到一個全面，且令人安心的答案，因此也很難找到一個明確、穩定的干預辦法。

我們能做的，只有繼續面對這種不安，并繼續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