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麗的戰爭！全國首例“職場性侵認定工傷案”開庭，當事人：看到積極的信號，我會堅強

從家到法院的這段路，崔麗麗已經數不清來了多少次，“基本上每個月會來一次，跟法官溝通進展。”以前每次來的時候，她都會產生嚴重的軀體化反應，需要在中途停下來在路邊休息。但是今天，她和丈夫一口氣開到了法庭。崔麗麗覺得，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4月23日下午2點，全國首例職場性侵獲精神工傷認定案另案工傷待遇勞動爭議案在天津市津南區人民法院八里臺人民法庭開庭審理。

下午1點30分左右，當事人崔麗麗與丈夫老魏（化名）抵達法庭所在地。她穿著一襲黑衣，神情嚴肅，聲音略帶顫抖地表示，“這是一場硬仗，我會堅強，用理性和證據為所有的勞動者及職業女性，爭取這份尊嚴和權益。”

此次庭審為不公開審理，持續時間約四個小時，法院將擇期宣判。下午6點左右，崔麗麗及丈夫走出法庭。她向瀟湘晨報·晨視頻記者表示，庭審過程較為順利，雙方均已完整展示證據，沒有特別突出的新證據。

“庭審中情緒整體控制得還可以，辯論環節稍微有些激動，但整體比較理性。如果得到公正的判決，我們希望這件事能夠盡快了結。”崔麗麗說。同一天下午，記者致電天津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方面，工作人員稱，“案件與工作沒有關系，無法回答。”

△23日下午6點，崔麗麗在法院門口接受采訪。

麗麗的困擾：眼澀、干嘔、噩夢和網暴

4月22日，庭審前一天，崔麗麗接受了多家媒體群訪。采訪開始前，她一度情緒崩潰，試圖回想起心理醫生曾教過她的辦法，但大腦一片空白。丈夫老魏在一旁指引她深呼吸，遞上一片勞拉西泮，擰開礦泉水瓶蓋，讓她用藥緩解焦慮癥狀。

2023年9月23日，擁有17年汽車行業銷售經歷的崔麗麗，時任天津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營銷總監，受公司指派赴杭州出差。在一次商務宴請期間，她接到老板王某“陪著多喝點”的微信指示。出于工作職責和對上級的服從，她比平時多喝了些白酒，之后醉酒不省人事。王某將她抱回房間后，實施了性侵。

案發后，崔麗麗經歷了斷片、應激反應和自我懷疑，最終決定追究王某的刑事責任。同時，她認為公司應當為其所受傷害認定工傷。但很快，她發現自己被踢出公司管理群和工作群，并再也登不上OA系統。即便如此，她仍按流程向公司提交了請假條，并附上醫院診斷證明。

△崔麗麗到醫院接受心理治療。

2024年4月2日，杭州市濱江區人民法院以強奸罪判處王某有期徒刑四年。刑事判決生效后不久，2024年4月18日，公司以“曠工嚴重違反公司制度”為由，單方面解除了崔麗麗的勞動合同。隨后，她帶著相關證據和材料前往天津市津南區人社局，申請工傷認定。

“那個時候，我剛從刑事判決書上得知自己被侵害的全過程，內心非常崩潰。本來以為公司會有妥善處理，沒想到又被扣上了曠工的帽子。有長達三個月的時間里，我根本抬不起頭。”回憶這一段時，崔麗麗盡力克制情緒，但仍無法避免哽咽、干嘔和頻繁眨眼。稍作停頓后，她趕忙為自己的狀態向媒體致歉，才繼續講述。

崔麗麗因該案件患上嚴重的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需要長期接受心理治療，每月治療費就達4000元。鏡頭前的她略顯疲態。自4月20日晚收到法院恢復審理的通知后，她和丈夫每晚坐在電腦前逐一整理材料，直至深夜。崔麗麗覺少、易驚醒，常常在凌晨3點醒來便再也無法入睡，躺在床上回顧這兩年七個月里的種種經歷。不到6點她就起床，繼續看材料。

最近，她在做脫敏治療，雖然還會經常做噩夢，但對夢中一些可怕場景已不再那么恐懼。只是每每醒來，她都會陷入巨大的迷茫之中。“不確定，一切都不確定。”崔麗麗說。除了治病、維權、發聲，她沒有任何社交的欲望。她最信任的人是丈夫老魏，采訪時需要他坐在身邊，把他視為精神導師。但即便如此，當老魏在她不留神時從背后出現，仍會把她嚇得從椅子上跳起來。

除了PTSD，崔麗麗還遭受了大規模的網暴。

△崔麗麗遭受網暴。

2024年12月2日，津南區人社局出具《認定工傷決定書》，認定其所受傷害屬于工傷。2025年3月24日，勞動仲裁裁決公司構成違法解除勞動合同，并應支付崔麗麗停工留薪期等各項工資待遇約113萬元。公司不服，提起訴訟。同年9月23日，本案第一次開庭審理，但因當時崔麗麗的勞動能力鑒定結果尚未出具，一審中止。

正是這一時期，案件受到廣泛關注，而她因開庭時穿著案發當日的襯衫、回懟網友惡意留言等行為，遭到網暴。“憑空捏造事實，說我們騙社保，蠱惑普通網友。”崔麗麗舉例。那段時間，原本一直活躍發聲的崔麗麗陷入失聲狀態，無法理解這些言論，也不想再表達。老魏強制給她斷網三周，告訴她：“你如果就這樣放棄自己，你永遠對不起那些幫助過你的人、為你伸張正義的人。”

崔麗麗恍然意識到，這不單單是她一個人的遭遇，而是眾多受害者的共同處境。“如果我忍了，下一個怎么辦？”于是她重新振作，繼續接受治療、堅持健身，絕不向施暴者低頭。2026年2月，崔麗麗宣布將對網暴者發起刑事自訴。

另一邊，企業的強制開除和不斷反訴，對她來說也是一種創傷。工傷認定之后，崔麗麗一度覺得自己快要好起來了。但公司不服上訴，她又開始情緒低落，過往的憤恨、痛苦、焦慮再次將她拖入谷底。“我的心里已經是一片廢墟，都需要一遍遍重建。”

麗麗的不甘：17年的職場打拼付之一炬，要為自己辯護

崔麗麗不甘心自己40年的人生被這樣一樁事毀滅，也不甘心自己辛苦打拼的17年職業生涯就此被摧毀。強烈的求生欲，激發出她對職場不公和霸凌的反抗。

從2025年9月23日一審中止到恢復審理，7個月的時間里，崔麗麗集中精力做了10多次脫敏治療，保持規律的身體鍛煉，一邊等待傷殘鑒定結論，一邊準備重新開庭的材料。2025年12月17日，她收到傷殘鑒定結果，被確定為“十級傷殘”。那天她正好在醫院治療，看到消息時一個人坐在角落里，淚水止不住地流。她很清楚這個結論意味著什么，將它視為一個節點，告慰自己：要勇敢起來，不要總沉溺在痛苦中，要帶著傷痛繼續往前走。

△崔麗麗的十級傷殘鑒定結果。

之后，她拿著鑒定結論找到主辦法官，請求恢復審理工傷待遇案。2026年4月20日晚，崔麗麗臨睡前查看信息，由于網暴者此前頻繁在半夜用她的手機號注冊賬號，進行短信轟炸，她不得不減少查看信息的次數。當她在短信中發現法院傳票時，激動地起身，立刻到電腦前整理材料。

“我們的訴請和證據材料都比較多，肯定是抓緊在有限的時間里，把這些所有的材料重新過一遍。”崔麗麗表示，此次開庭提交的證據近400頁，比上次開庭新增100余頁，其中大部分是她工傷治療的病歷、發票以及十級傷殘鑒定結論書。她起訴主張的權益包括：24個月停工留薪期工資、此前未發放的加班費、帶薪年休假工資、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賠償金、一次性傷殘補助金等，共計約250萬元。

值得關注的是，崔麗麗沒有聘請律師，由丈夫擔任訴訟代理人，所有法條和證據材料都是夫妻二人一行一行整理出來的。她告訴記者，自己曾咨詢過天津幾家較有名氣的律所，沒有一家認為她可以認定工傷。一位律師告訴她，這件事的成功率可能連0.5%都沒有。但崔麗麗不甘心：如果不走工傷，就相當于默認了公司扣下的“曠工”惡名，這對于過往17年的職業生涯是顛覆性的打擊。她無法接受，于是想自己試一試，“說白了是逼不得已，你不得不為自己爭取。”

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律師呂孝權向瀟湘晨報?晨視頻記者表示，勞動維權在程序上需“先仲裁后訴訟”，相較于一般法律維權，耗費的時間和精力更多，這也是許多勞動者選擇隱忍的重要原因。而崔麗麗的案件沒有先例可循，每一步都需要摸索和嘗試，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結果未知，自然要付出更多。對普通勞動者而言，維權成本高；對代理律師來說，同樣面臨付出與回報不成比例的現實。在這樣的背景下，麗麗沒有放棄，而是始終堅持，這一點難能可貴，也最令人敬佩。“她的堅持與堅守，正應驗了那句法律諺語：‘法律不支持躺在權利上睡覺的人。’”

崔麗麗回憶，當時人社局給出了很好的建議。“性侵事件本身帶來的傷害，身體的傷害其實是看不見的，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傷害對我來說是最明顯的。”她稱，人社局向她釋放了積極的信號，讓她看到了希望。“他們告訴我，工傷保險條例里有法條明確規定，職工因公外出期間遭受他人傷害，應當認定工傷。精神傷害同樣也不排除在外。”

老魏為此暫停了所有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對法條的鉆研和對妻子的照顧中。崔麗麗十分依賴他，遇到不懂的地方，都會讓他講解。他們將所有資料打印出來，用Excel表格制作目錄清單，包含參考案例、司法解釋、法律條文等，歸類整理成一份約50頁的文檔。崔麗麗記得，后來她把這份文檔交給人社局參考時，工作人員都感到驚訝。

麗麗的使命：即便再難，也想一點一點去改變

無論做多少次治療，崔麗麗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到過去了。

“這個事件對我的職業生涯做了一個完完全全的扭轉，我現在不太想再去做銷售這樣的工作。”談到此處，一直聲音低沉、努力壓抑情緒的崔麗麗，再也控制不住，掩面而泣。眼淚里，有對過往積攢的行業人脈與經驗的不舍，也有一份單純美好的工作再也回不去的無可奈何。

老魏覺得，妻子身上最明顯的變化，是從一個非常開朗、在家閑不住的人，變得不愿意出門、不愿意社交。但與之相反的是，她在網上一直以一種亢奮的姿態發聲。她將個人社交賬號更名為“麗麗的戰爭”，通過實名和露臉的方式記錄維權過程。鏡頭前，她或緊握拳頭，或語氣強硬，配上節奏激昂的音樂，也因此被很多人稱為“斗士”。

也有人質疑她的形象“不像是性侵受害人”。對此，崔麗麗反問：“一個合格的、完美的受害人，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形象？這個標準是誰來定的？”她坦言，自己也曾有將近一年的時間，是沉默的、消失的，“但這并沒有給我帶來任何好處和改變，反而讓我的病情越來越嚴重。”

2024年8月，崔麗麗第一次接受媒體采訪，話題沖上熱搜。評論區9000多條評論，她用一個晚上的時間一條不落地看完，幾乎全是支持的聲音。她意識到之前的沉默是錯誤的，“我遭遇的不是簡單的性侵害，它是一個職場權力的壓迫。因為侵害者身居高位，可以為所欲為。所以我抗爭，我不服。”老魏在一旁強調：“你不說出來，永遠比說出來更痛苦。”

他們同時指出，個人力量只是內因，崔麗麗先邁出第一步去申報工傷并不難。而對于基層機關單位來說，他們敢于突破、負責任的態度，才真正有效推動了案件的進展。對此，長期關注婦女權益的北京市振邦律師事務所副主任、律師李瑩表示，本案的一個關鍵突破在于執行層面的先行。“天津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在進行傷殘鑒定的時候，已經意識到精神傷害是影響勞動能力的，并且在實踐中予以了突破。雖然法律法規上滯后了一點，但實踐中先行了。”她指出，無論是《工傷保險條例》還是勞動能力鑒定標準，都因這個案子，在立法完善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實踐先出來了，法律上應該跟進。”

近來，崔麗麗對自己未來的規劃越來越清晰。她希望更多關注職場安全、職場權益以及女性困境等相關議題。她的后臺每天都會收到女性傾訴職場性騷擾的經歷，既有剛畢業的年輕女孩，也有年近50歲被侵犯后不知所措的中年女性。這些遭遇讓她意識到，這是一件刻不容緩需要去做的事。她希望自己能夠盡快恢復健康狀態，更理智、更有智慧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呼吁企業建立相應的制度，保障職工安全，“即便員工受到傷害，也能得到相應的保障，而不是甩鍋、推卸責任。”

△崔麗麗去申請勞動仲裁以爭取工傷待遇。

李瑩律師也表示，《民法典》和《婦女權益保障法》早已明確防治職場性騷擾是單位的法定義務，但在實際執行中，即使單位未履職，勞動者提起民事訴訟所能獲得的賠償也較低；而在刑事案件中，精神損害賠償通常不被支持。因此，本案的意義不僅限于完善工傷認定制度，更在于從更廣層面推動了職場性騷擾的防治，“現在這個案子等于是上百萬的賠償，從另一個角度迫使用人單位去履行防治職場性騷擾的義務。”

崔麗麗表示，“職場安全、男女平等，這類話題很大，同時又很深刻。你知道靠個人的力量可能很難去改變，但這個事件讓我身上像是有了使命一樣，即便再難，也想一點一點嘗試去做。”

現在，每個難以入睡的夜晚，崔麗麗都會反復問自己：這個事件到底能給自己帶來什么？“創傷已經發生，能不能在創傷中成長、歷練自己？”這是她認為最值得思考的問題，也正是這個念頭，支撐她一路走到現在。

瀟湘晨報·晨視頻實習記者吳昀 記者曹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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