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民營經濟促進法》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令人唏噓；于是要問：在過去的歲月里，民企到底遭遇了什么？
應該說，存在市場的問題，較多地運用了非市場的手段，從而增加了來自市場外部的不確定性。
我們在國際能源會議上做了一些承諾，２０１９年前后國內立即做出了環保的響應，作為是一種舉國經濟的管理模式，當然是說干就干，這一干往往一刀切下去，對待民企尤其不同，于是，有了一場環保風暴，不考慮什么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不考慮合法經濟叫停后的賠付，對眾多小微企業來說，這就成了一個命運的轉折點。
教培也是一樣，個人的投資一紙文件結束了，這說明，改革開放了四十年，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仍然缺少基本的定位。任何行政權，不能凌駕于法規與市場的基本規則之上。
這不是應該不應該停的問題，不是這個問題；重要的是，它是合法的，工商的執照是工商局批的，投資的財產是合法，當受憲法的保護，行政權必須在市場規則與法規的范圍內發生作用，如果凌駕于法規之上，政策此一時、彼一時，這誰也追不上，那還談什么信心？
這種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長期影響，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被歷史證明著。
另一方面，政府當然要有為，林毅夫談要做有為政府，問題是該有為的地方要有為。越是大環境不好，財政壓力也越大，政策支持的力度也越有限，減費降稅力度有限，遠不足以救中小微企業于水火之中，即使有也是杯水車薪！
正因為如此，現在很多學者把問題集中在民企的市場地位上，這不能說沒有意義，然而，現實地看問題，都是遠水；很多中小微企業的家底已經掏空了，已經失去了再生能力，一腦子想得是如何全身而退。
政策的口號再響亮，問題卻要從具體做起，當下最大的問題，也許不是如何讓民營經濟再造輝煌，而是給民營一條健康的融資減債之路，讓有再生能力的企業健康地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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