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公職300萬、民企3萬立案”？別誤讀，反腐來“重拳”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張子慧

5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26〕6號)（以下簡稱《解釋（二）》將正式施行。

近期，“公職300萬立案、民企3萬立案”的說法在網絡流傳，引發不少民眾疑惑與討論。《解釋（二）》的真正含義是什么？核心亮點有哪些？又如何做到嚴懲腐敗與保護企業正常經營兩不誤？

反腐力度從未減弱

“公眾之所以產生誤解，核心是混淆了刑法中不同罪名的適用場景與定位。”北京迅騰律師事務所高芳芳律師直言，網傳“公職300萬立案”，特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是專門針對公職人員的兜底性罪名。

只有在監察機關用盡所有調查手段，仍無法查清財產來源于貪污、受賄等具體犯罪時，才會啟用；該罪此前一直沿用30萬元的立案標準，此次新規上調至300萬元，而民企挪用資金罪，過去立案標準是6萬元，這次調至3萬元，兩個罪名性質完全不同，根本不能放在一起對比。

高芳芳形象地解釋：“這就像把‘找不到車鑰匙’和‘偷車’相提并論，完全是兩碼事。法律上真正對等的，是民營企業人員的挪用資金罪和公職人員的挪用公款罪，而新規已將這兩個罪名的立案標準統一為3萬元，實現了‘同行為、同標準、同處罰’。”

針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立案標準從30萬提到300萬，是不是反腐力度放松了？”的質疑，北京聲馳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周駿律師明確表示：這一調整恰恰是反腐能力提升的體現。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量刑較輕，如今隨著大數據溯源、資金核查、案件偵查能力全面升級，絕大多數不明財產都能查實具體犯罪事實，直接以貪污罪、受賄罪這些重罪懲處，提高兜底罪名門檻，正是讓其回歸補充定位，并非放寬反腐力度。

從打破“公私有別”到全鏈條追贓

周駿以“四記重拳”生動概括了此次的核心法治突破。

第一記重拳，是徹底打破了“公私有別”的舊格局。

過去，民營企業內部職務犯罪的入罪門檻常高于國企同類犯罪。《解釋（二）》明確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統一適用對應公職犯罪的定罪數額標準。

這意味著民企與國企的刑事保護標準實現統一，將有力推動民營企業完善內部治理結構。

第二記重拳，是讓新型隱性腐敗無處遁形。

此次明確建立“穿透式”認定規則：股權、債權、預期收益、虛擬財產均計入受賄數額，債務免除視同收受財物。同時，健全了珠寶、字畫、奢侈品等特定物品的真偽與價格認定機制。

更關鍵的是，在斡旋受賄認定上擴大了邊界，只要存在職務隸屬與制約關系，哪怕是“間接打招呼”謀取利益，也一律認定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這一記重拳，徹底壓縮了隱性腐敗的生存空間。

第三記重拳，是填補了單位賄賂類犯罪長達十年的司法空白。

單位受賄、單位行賄、對單位行賄、介紹賄賂，這幾類罪名在過去十年里長期缺乏明確的入罪數額標準，導致司法尺度不一。

此次系統性地補齊了這些罪名的入罪與量刑標準。這等于給長期游走在灰色地帶的單位賄賂行為套上了“緊箍咒”，司法機關辦案也有了清晰刻度。

第四記重拳，是打破了“花光沒事、轉親友安全”的幻想，建立起全鏈條追贓機制。

《解釋（二）》明確：全部退贓、配合追繳且大部分贓款贓物已查扣、共同犯罪中退繳個人分得部分并自愿繼續退繳，均視為積極退贓；親友代為退贓符合條件的，視同本人退贓。

同時建立原物——轉化物涉案份額——等值財產的全鏈條追繳機制，對違法所得一般追繳原物；原物滅失、被善意取得或混同的，追繳等值財產。

這一設計充分彰顯了“決不讓犯罪分子從犯罪中獲利”的堅定決心，讓腐敗成本真正觸碰到痛處。

如何兼顧打擊腐敗與保護民企

有觀點認為，從嚴整治民企內部腐敗可能抑制企業活力。周駿認為，從法律條文設計看，明確堅持“嚴管與厚愛”并重的原則。

在“嚴管”層面，精準界分了罪與非罪的邊界：僅對未經審批、無正當用途、無歸還意愿的惡意侵占及挪用行為追究刑事責任；合法的股東分紅、合規資金拆借、依流程調度的經營性資金，則明確受到法律保護。

在“厚愛”層面，通過寬嚴相濟的退贓從寬制度，避免過度執法對正常經營秩序造成不當沖擊。

針對“過度束縛經營、拖累民營經濟活力”的社會顧慮，周駿從法理角度分析表示，《解釋（二）》所整治的是侵蝕企業健康的內部“蛀蟲”，而非限制民營企業家的合法經營。

他直言，長期以來，民企內部高管、財務人員挪用資金、侵占資產等行為，往往被簡單歸為民事糾紛或企業管理疏漏，刑事追責力度偏弱；而國企同類行為始終處于從嚴監管之下，兩者在司法適用上存在長期落差。

此次將挪用資金罪入罪標準統一調整為3萬元，其制度初衷在于補齊產權保護短板，強化民營企業法人財產權保障，進而實現公私經濟主體在產權刑事保護上的實質平等。

這一調整并非簡單提高打擊烈度，而是消除因主體身份不同而導致的“同案不同判”現象，使民營企業在法治框架下獲得與國企同等的產權安全預期。

此外，《解釋（二）》明確規定，主動退贓、親屬代為退繳、共同犯罪中按份退賠等情形，均可依法從寬處理。這一制度設計有效避免了“一刀切”式追責，最大限度降低司法辦案對企業正常運營的干擾，為企業改革發展留足活力空間。

周駿表示，通過“精準入罪+全鏈條追贓+從寬激勵”三項機制，為民營企業構筑了“內防腐、外護營”的法治屏障，在守住企業財產安全底線的同時，也為正常經營提供了清晰的法律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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