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海昏侯的身世

本文轉自“考古”，刊登于《大眾考古》2016年07月刊，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江西的考古工作者近期公布并公開展覽了西漢海昏侯劉賀墓發掘的部分成果，在學術界和社會公眾間都引起廣泛關注。包括發掘者在內的一些考古和歷史學者針對考古發現，以各種形式，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這些見解，涉及劉賀其人以及隨葬于墓中的巨額財富。關于劉賀的評議，主要討論他由昌邑王被立為帝而很快又遭廢黜的原因，以及劉賀的心智和品性；關于海昏侯墓中發掘到的巨額財富，論者主要試圖說清楚它們的來源。

劉賀之父

談到海昏侯劉賀的身世，首先要從他的父親老昌邑王劉髆說起。劉髆的生母是漢武帝深愛的李夫人。李夫人生下劉髆的時候，衛夫人的兒子劉據，早已被立為太子，衛夫人更母以子貴，一生下這個兒子就被尊為皇后。不過漢武帝對李夫人很是寵幸，甚至在其死后還親筆寫賦寄托哀思。假如稍增以年壽，以漢武帝對其眷戀之切，劉髆也很有可能被冊立為太子，以頂替劉據的地位。太子之位，既未能得到，剩下來用以表示優渥的辦法，只能是在封王時擇以善地。劉髆受封為昌邑王，把地處中原腹地的山陽郡境域，作為其封國，就與他這一境遇具有直接關系。

漢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發生的巫蠱事變，致使衛太子自殺，太子之位一時空缺。先是劉髆的異母兄燕王旦，以為按年齡次第輪到了自己，于是蠢蠢欲動，結果被漢武帝下獄治罪。隨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劉髆的舅舅、貳師將軍李廣利與丞相劉屈氂又合謀把劉髆推為太子，結果被人告發使用巫蠱之術，劉屈氂下獄腰斬，李廣利投降匈奴。兩年后，劉髆也在漢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正月以昌邑王身份壽終。這好像是一個不祥的預兆，預示著劉賀后來酸楚的命運。

登基

劉賀被霍光統領群臣擁立，登上帝位，這本來是出于霍光操縱朝政的需要。衛太子劉據自殺身亡之后，漢武帝重立最小的兒子劉弗陵為太子，后繼承帝位，死后謚號昭帝。漢昭帝登基時年僅八歲，只是個小孩子。

武帝臨去世之前，對在身后輔佐劉弗陵的大臣，做了精心安排，讓田千秋、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五個人，內重外輕，以卑馭尊，各司一職而又相互牽制，以防朝政為其中某一位大臣所獨攬。漢武帝的布置，看似平衡周密，實際上卻一定會有人來打破他刻意制造的這種平衡局面。

漢武帝去世之后，以“大司馬大將軍”身份而“領尚書事”的霍光，通過種種陰謀手段，逐個清除了本來一同顧命朝政的桑弘羊、上官桀等人，順利達到了獨攬權柄的目的。但傀儡皇帝漢昭帝年僅22歲就離世而去，給他出了一個很大的難題。昭帝的皇后上官氏是霍光的外孫女。霍光為了充分地利用她這一皇后地位，把霍家對朝政的控制千秋萬代傳承下去，以皇帝身體欠安為由，致令“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绔，多其帶，后宮莫有進者”，用以保證“皇后擅寵有子”。無奈人算不如天算，昭帝去世之前雖然已經成年，但其出生時即晚產很久，身體確實不是很好，而在他病故時皇后更剛剛14歲，是否已通人道，尚未可知。反正上官皇后并沒有如霍光所愿生下皇子，連帶昭帝也斷絕了后嗣。

昭帝沒有子嗣繼承皇位，新皇帝就應該從他的兄弟當中甄選。當時廣陵王劉胥早已長大成人，霍光對他頗為忌憚，于是霍光改而選擇了昌邑王劉賀。根據相關情況推測，霍光改用劉賀，大概是基于如下幾點考慮：第一，劉賀是武帝的孫子，輩份比劉胥低，更便于利用上官太后的名義來加以彈壓。第二，劉賀當年還不到20歲，政治經驗很淺，比較容易控制。第三，從《漢書》記述的一系列行為舉止來看，劉賀的神智肯定不十分健全，至少不是很有韜略，霍光當然會覺得像這樣的人會更好掌控一些。

廢黜

劉賀從進京的路上開始，直到進入未央宮領受皇帝璽綬之后，做出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舉動，但都只是生活瑣事，完全符合他“清狂不惠”的神智狀態和“動作亡節”的行為特征。按理說，這些都是霍光意料之中的事情，也應該是他暗中得意的事情。可是，在劉賀登上皇帝御座僅僅27天之后，霍光卻舉述一系列失于檢點的生活瑣事，冠以“行昏亂、危社稷”的罪狀，動用上官太后的名義，將其廢歸故國。

假如昌邑王的行為確實已經危及社稷，理應舉朝上下盡人皆知，霍光宣布這一決定時，人們自宜平靜接受。然而，當時的實際情況，卻是“群臣皆驚愕失色”，顯示出并沒有相應的征兆，其間必有隱情。其實這一事件的真相并不難揭示，從昌邑王劉賀和霍光這兩方面都能夠找到清楚的線索。在獨攬朝政多年之后，霍光遣人迎立昌邑王的意圖，當時冷眼旁觀者都一清二楚。在昌邑王入京時，其王府中尉王吉即特地上書，愷切陳情，非常明確地告誡昌邑王，他的身份，只是霍光選擇的傀儡，絕不能觸動霍光的權柄。孰知昌邑王劉賀并未能依言行事，竟然頭腦發熱，真的做起皇帝來了。特別是劉賀已經著手調整宮廷禁衛兵馬，詔命“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亦即掌管太后寢宮長樂宮的戍衛，這是控制上官太后言行舉止乃至生命安危的緊要職位，霍光對此當然無法容忍，廢黜其位不過是時間早晚的事情。

劉賀從封國帶到京城有舊臣200余人，他們大多都被霍光誅殺。這批人臨刑前號呼市中，連連大叫“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這兩句痛惜不已的哀嘆，清楚反映出昌邑王登基之后，面對霍光統攬朝政的局面，這些人已經謀劃采取行動，清除霍光。無奈霍光已經嚴密控制朝廷多年，宮禁內外，多有耳目，對此必定有所風聞，從而迫使霍光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搶先下手，廢除昌邑王剛剛得到的皇位。

漢宣帝入承大統與霍氏家族的結局

霍光趕走昌邑王之后，依然需要扶持一位劉姓皇帝，因“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于是選定了皇曾孫病已，這也就是后來的漢宣帝劉詢。與劉賀相比，新皇帝的輩份又降低一輩，年齡則仍大致相當，對于霍光來說，這顯然更有利于施展上官太后的權威，來幫助他控制朝政，而宣帝長養民間，沒有政治勢力作根基，同樣也更容易擺布。從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再重新造就一個合乎霍家理想的傀儡皇帝。

然而，霍光及其家人黨羽，都大大低估了宣帝的能力。漢宣帝自幼飽經磨難，與生長于皇宮王室而不知世事的昭帝、昌邑王完全不同，能夠更為理智地審時度勢，從大處著眼，妥善處理好和霍光及其黨羽的關系。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早有思想準備，十分清楚面對這種局面，輕舉妄動，只能重蹈昌邑王覆轍。他需要做的事情，只是耐心等待時機。

在痛苦的忍耐中度過六年之后，直到所謂地節二年（公元前68年，實際上當時行用的年號是本始六年）三月，漢宣帝終于熬到了出頭的日子：霍光死掉了。從這一年五月起，宣帝開始“親政”亦即直接處理朝廷日常政務了。接下來，漢宣帝用很老辣的手腕，在以隆重的禮節厚葬霍光的同時，尋找時機，一舉徹底清除了霍家的勢力。

被逐于南藩的海昏侯

被霍光廢黜帝位之后返歸故國的劉賀，處境頗有些微妙。《漢書》本傳記載霍光以上官太后的名義，“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國除，為山陽郡”。

由于霍光廢黜劉賀帝位的合法性與漢宣帝登基做天子的合法性一體相連，因而漢宣帝對劉賀也很不放心。登基并且親政之后，漢宣帝于地節三四年間（公元前67～66年），派遣山陽太守張敞不止一次親察昌邑王的動向，并由張敞指派丞吏頻繁巡視監督其日常居處情況。張敞匯報情況時也稱劉賀為“故昌邑王”，而且是“居故宮”，后來賜封為海昏侯時也稱“其封故昌邑王”云云。區區兩千戶湯沐邑尚不及后來所封海昏侯之“食邑四千戶”，加之“故昌邑王”等說法，都表明劉賀在被廢除帝位之后，一直沒有其他爵位，只是故王和廢帝而已，近似于一介庶民。

劉賀被廢黜帝位后所遭受的待遇，其相對較好的一面，就是霍光令其保留了昌邑國的全部財物，這也為劉賀受封海昏侯的生活乃至身后的陪葬，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劉賀流落到豫章這樣的邊荒之地以后還會有這么厚重的陪葬，顯然與其被廢黜帝位后仍能繼續保留有“故王家財物”有直接關系。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那些帶有諸如“昌邑九年造”之類昌邑故國年款的漆器和銅器，屬于從故昌邑國攜帶南來的物品。另一方面，劉賀這時的地位，甚至連庶民都不如。史載地節三年五月張敞奉宣帝之命前去窺探劉賀狀況時，看到他住在從前的宮中，奴婢百八十三人，平常大門緊閉，只開一扇小門，只有一個差役領取錢物到街上采買，此外不得出入。一名督盜另管巡查，注意往來行人。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軟禁。

霍光、漢宣帝都對廢帝劉賀如此防范，原因很簡單：這只能是出于霍光廢黜其帝位的不正當性，這一行為，是無法獲得旁觀者真心認可的。例如，在宣帝即位之初，即有侍御史嚴延年，劾奏霍光策動這次宮廷政變，是“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嚴延年這種說法，應該代表了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態度。認識到這樣的輿情，也就很容易理解，霍光在褫奪劉賀帝位的同時，又為其保留了全部財產，令其生活不至于過分凄慘，是對這種社會輿論有所顧忌。

至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四月，漢宣帝下詔，封授劉賀為海昏侯，移居豫章郡。明確上述情況之后，便不難知曉，這實際上是要給這段歷史一個了結。亦即隨著漢宣帝對朝政控制的穩固，已經不必再對劉賀有更多顧忌，于是改變其變相囚禁的狀態，恢復正常生活。這將有助于調節各方面關系。但霍光以非常手段廢黜劉賀帝位的陰影，尚并未全部消散。這涉及漢宣帝登上帝位的合法性，漢宣帝對其仍不能完全放松看管。同時，劉賀受封為海昏侯時，還附加了一條大大的尾巴：由于劉賀屬“天之所棄”，故像他這樣的“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酎金”，而且有些“酎金”上還寫有“南藩海昏侯臣賀元康三年”云云的墨書，就是劉賀南遷豫章郡后，依然幻想著有朝一日能夠有機會重預宗廟之祭。既然還存有恢復諸侯王身份的妄想，其意圖重新參與宗廟朝聘之禮，自然不足為怪。

存此癡心妄想的劉賀，更不會想到，在他死亡之后，海昏侯國也遭遇了“國除”的懲處。《漢書·昌邑王傳》記述劉賀去世后史事云：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于有鼻，死不為置后，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后者子充國，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圣仁，于賀甚厚，雖舜于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愿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這位豫章太守固然是在奉迎上意，但劉賀的兩個兒子劉充國和劉奉親緊隨其后相繼離世，似乎有些離奇。然而揣度當時的政治形勢，在這當中倒不會有什么政治陰謀，更有可能是這一家子幾口人同時感染了某種比較嚴重的流行性疾病。這真的猶如天棄其人，無可奈何了。希望考古工作者在后續的清理工作中，能夠對此有所關注，或許能夠發現一些相關的痕跡。

考古發現與傳世文獻印證的一些思考

關于劉賀，《漢書》等基本傳世文獻中本來都有十分清楚的記載，以往一些比較通行的現當代研究著作，敘述或許不夠十分清楚，但那是研究者未嘗用心讀書所致，并不需要依賴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遺物來對相關史事做出新的論證，更沒有理由賴此得出與傳世文獻記載截然不同的結論。

諸如劉賀之登基稱帝，立也霍光，廢也霍光，并不取決于劉賀本人有多優秀，而霍光的陰謀和伎倆在《漢書》當中有清楚的記載。現在有些學者依據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諸如所謂“孔子屏風”，《易經》《禮記》《論語》等儒家經典的簡牘，甚至樂器、兩周銅器等，來證明劉賀其人本屬循規蹈矩的正人君子，并且情趣高雅，愛好音樂，喜歡收藏，從而判斷《漢書》等傳世典籍有關劉賀“清狂不惠”“動作亡節”的記載，盡屬霍光之輩肆意厚誤。如此簡單地闡釋出土遺物，恐怕同樣嚴重脫離實際。

《漢書·武五子傳》記載：

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于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余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灑大王。”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

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仆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眀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

在即將入承大位的關鍵時刻，劉賀的行為舉止竟然就如此不著調，不能稍加克制，整飭一下門面，以給霍光以及滿朝百官留下一個好的印象，又哪里有一絲一毫讀書知禮的樣子。

再來看后來霍光假借皇太后名義宣布廢除昌邑王帝位的時候，更有一幕耐人尋味的場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

所謂“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云云，語出《孝經》，是與海昏侯墓出土的《易經》《禮記》《論語》等性質相同的儒家經典。但劉賀引述這句話，并不能證明其修養高深，神智精明，清人朱一新反而剖析說：“觀昌邑臨廢兩言，猶非昏悖，特童騃不解事耳。班氏載此，具有深意。”也就是說，在朱一新看來，班固在《漢書》中記明此事，是有意用它來說明劉賀并不是什么昏悖不堪的歹人，只不過傻乎乎地不明白事理而已，而這一點，恰恰是對劉賀其人“清狂不惠”這一神智狀態和“動作亡節”這一行為特征最好的證明。

大多數出土文物，往往不能簡單地用來直接解釋歷史人物和歷史活動，更不宜簡單地用某一具體的實物率爾否定像《史記》《漢書》這類正史記載的史事。海昏侯墓的發現，墓中出土的大量文物，對歷史研究的促進作用，將是巨大的，但學問需要平心靜氣地一點兒一點兒地做，要花費很多功夫，才能推動學術研究取得進步。對古代器物的研究是這樣，對歷史人物和歷史活動的研究，更需要潛心積累，不要過多指望依賴某一新的發現來陡然改寫什么、顛覆什么。

比如關于孔子生年的問題，據云海昏侯墓出土的所謂“孔子屏風”，又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說法。一些人為此興奮不已。但傳世文獻中關于孔子生年的兩種主要說法，一為魯襄公二十一年說，出自《公羊傳》和《谷梁傳》，一為魯襄公二十二年說，出自《世本》和《史記》，年代都不比這道屏風更晚，而前人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始終也沒有一個清楚的說法。

隨便翻檢一下清人孔廣牧的《先圣生卒年月日考》，就可以了解前人討論此事的復雜程度，這絕不是在劉賀的墓穴里找到一個屏風就能夠輕易解決的問題。

總而言之，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和文字銘文、簡牘文書，只能進一步豐富我們對西漢歷史的認識，而不能、甚至根本無需期望對《漢書》記載的有關劉賀的基本史實做出什么翻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