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大亨杜月笙究竟有多分裂？

杜月笙這個人，你說他是流氓，沒錯；你說他是聞人，也對；你說他是慈善家，還是事實。一個人能把這三重身份穿在身上，還穿得體面，這就是本事了。

咱們從他自個兒總結的那“三碗面”說起——體面、場面、情面。這六個字，算是把他待人接物的精髓都點透了。先說體面。杜月笙出身水果行學徒，沒念過幾天書，可他后半輩子最在意的事情，就是讓人瞧得起。上海灘的夏天熱得跟蒸籠似的，他永遠是一襲長衫，領口的扣子扣得嚴嚴實實。早年那顆五克拉的大鉆戒，他給鎖進保險柜，不戴了。他喜歡別人叫他“杜先生”，不愛聽“杜老板”，因為“先生”這兩個字聽著有書卷氣，能把他那條泥鰍出身的底色給遮一遮。他甚至請了說書先生常年在家講《三國》《水滸》，學里面的權術氣度，硬生生把自己從一個站沒站相、坐沒坐相的混混，修煉成了見誰都文質彬彬的模樣。

再說場面。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典禮，那排場，上海開埠以來就沒有過。從法租界到浦東高橋，六個儀仗大隊，英法印越巡捕開路，蔣介石、張學良、段祺瑞這些人的匾額都在隊伍里抬著，黃浦江上汽輪擺渡，桅桿上飄的都是“杜”字旗。他為什么要搞這么大？因為在他潛意識里，這不光是光宗耀祖，更是在那個洋人橫行的年代，給中國人爭一口氣。當然，他也確實風光，鼎盛時期身兼七十多個董事長、理事長，走到哪兒都是前呼后擁，場面撐得足足的。

可真正讓他立足的，還是那碗“情面”。杜月笙有句名言，說別人存錢，他存交情。錢財用得完，交情吃不光。他是真舍得散財。手底下人闖了禍，他出面賠錢道歉；文人朋友落了難，他悄悄在茶幾上壓一張莊票。章太炎那種國學大師，最后都跟他成了“平生風義兼師友”的交情。他最厲害的地方，是會琢磨人心，你話還沒說完，他已經知道你的難處了。這份洞察力，配上出手闊綽的做派，讓人不得不服。抗戰勝利后物價飛漲，有藝人編快板諷刺他以前的管家囤積糧食，結果家里被砸了。杜月笙二話不說，自己掏錢去慰問賠償，輿論一下子就轉過來了，都說杜先生仗義。你看，他就是有這種四兩撥千斤的本事。

可是，如果只看到他長袖善舞、仗義疏財，那就把他看簡單了。

杜月笙的復雜性，在于他把幫會的勢力深深嵌進了上海這座城市的筋骨里。他用“情面”結交銀行家，用“場面”震懾對手，再用幫會那張無孔不入的網，去操控工人運動。1927年“四一二”政變，他設計誘殺了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手上沾著血，幫蔣介石清黨。可轉過臉來，他又在法租界水電工潮里，自己貼錢給罷工工人發工資，讓工人對他感恩戴德。《申報》上甚至登出啟事，說他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保姆”。他一方面鎮壓工運，一方面又充當勞資糾紛的調停人，兩邊通吃，把自己的勢力越做越大。

到了三十年代，上海的金融、工商、勞工、文化各界，哪兒都有他的影子。銀行家開業，得先去他那兒拜碼頭；工人鬧罷工，往往得請他出來仲裁。他就像上海灘一個不在編的“地下市長”，用一套江湖規矩，維系著這座城市另一種秩序。

所以說，杜月笙這個人，身上集中了那個時代所有的矛盾。他可以是淞滬抗戰時捐飛機、送防毒面具的愛國者，也可以是販賣鴉片、開設賭場的黑幫頭子；他可以用最傳統的方式孝敬師父陳世昌，一跪多少年，也可以用最狠辣的手段鏟除異己。他一生追求的體面，是把一條泥鰍硬生生修成了龍，可他骨子里又清楚，一旦失敗，自己還是會變回泥鰍。這種清醒與自卑，驅使他拼命往上爬，也驅使他拼命給自己留后路。

杜月笙和他代表的那個幫會時代，是近代上海一個奇特的產物。它野蠻，卻又自成邏輯；它黑暗，偶爾也透出點光。而杜月笙本人，就是這套邏輯的人格化體現。他晚年寓居香港，銷毀了所有別人寫給他的借條，不讓子女去討債。那一刻，他大概是想用最后一點“情面”，給自己波瀾壯闊又充滿爭議的一生，畫上一個體面的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