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東的937萬薪酬與全捐的2億股票攤銷

4月24日，貝殼發布2025年度報告。

與營收、利潤等經營數據相比，更容易被外界放大的，是聯合創始人、董事長兼CEO彭永東的薪酬數字。

年報顯示，彭永東2025年賬面薪酬較上一年度明顯下降，但仍處于億元級別，達到2.35億元。其中，絕大部分為股份支付費用，金額約2.25億元，該部分并非外界通常理解的現金收入，現金薪酬為937萬元。

與此同時，年報顯示，貝殼兩位聯合創始人將2025年獲得的限制性股票全額捐出，用于為居住行業服務者及其家庭提供醫療保障、子女教育等，為應屆畢業生提供支持，并設立“健康家貝守護金”。貝殼介紹，已經有兩名貝殼平臺上的服務者順利申領到賬了守護金，20余位服務者提交了申請正審批中。

這并不是貝殼管理層第一次出現億元級賬面薪酬，也不是第一次作出大額捐贈安排。一邊是財報中連續幾年醒目的薪酬數字，另一邊是降薪、捐贈以及“并未落入私囊”。對比之下，外界真正關心的問題是：貝殼管理層這筆延續數年的億元級賬面薪酬，是否還會繼續？它又究竟從何而來？

“薪酬”賬面數額并非每年臨時起意、非現金收入

對于這組數據，公眾的第一直覺是“高”。特別是行業仍在調整期間，降本增效是生存共識，上億的薪酬與一線工作者的生存現狀，形成了異常刺眼的反差，市場對貝殼薪資的審視自然更加嚴苛。

但翻閱財報附注，不難發現所謂的天價薪酬，源于一場認知錯位。

彭永東的薪酬單里，包含了一個關鍵的會計科目：股份支付費用。

這筆約2.25億元的股份支付費用，占總薪酬的約96%。它并非實際發放的現金，而是將限制性股票的公允價值，按照解鎖期分攤計入成本的會計確認結果。

換言之，這筆約2.25億元的股份支付費用，并不是公眾通常理解的現金收入。

剔除股份支付費用后，彭永東2025年的現金薪酬約為937萬元，較上一年度明顯下降。與同為港股上市房企的高管處在同一梯隊，也低于同類互聯網企業。

彭永東的所謂天價薪酬，實質上是一場紙面富貴。

公眾之所以產生誤讀，很大程度上源于對A股與H股信披差異的陌生。

中國證券業協會投資銀行業專業委員會委員鄭培敏指出，A股的披露準則中，薪酬通常僅涵蓋工資、績效等現金收入，股權激勵不納入年薪，而是單獨列示；但在H股的信披要求里，高管的薪酬大盤中必須包含這些容易被誤解的股份支付。

“股份支付并非到手現金，不應被誤解為實際發放的天價薪酬。”鄭培敏強調，向核心高管授予股份，是企業維持股權架構穩定、促進市值提升的常規手段。

這筆股份支付費用的源頭，其實是貝殼多年前為合規支付的成本。

2022年貝殼重回港股，為滿足當時的合規要求，公司對彭永東進行了一次性股權授予。

按照會計準則，這筆合規治理成本被攤進了長達五年的薪酬科目里，成了后續被外界誤讀的財富神話。

這筆錢2022年時就已經計劃好數字，并非每年臨時起意決定發多少，不來自公司的當期利潤，也與公司的業績無關。

印證這筆股權是紙面富貴的，還有另一重商業邏輯：手握上億股權的彭永東，至今未進行套現。

自貝殼重回H股以來，彭永東一直自愿延長股份鎖定期，唯一一次賣出股票，是為了兌現慈善承諾、支持行業服務者的醫療與教育等公益事業。

2026年開年，彭永東再次選擇將部分薪酬對應的股份捐出，這或許可以視作他對薪酬關注的一種實質回應——在公司治理中，股權是維系長遠架構的工具，而非高管個人的套現通道。

高管賬面上的薪酬不等同于落袋的財富，看懂真實的賬本，往往比宣泄情緒更需要耐心。

紙面富貴來源于股權結構修復

看懂了賬本后，更深層的問題隨之浮出水面：這筆引發外界關注的股權授予，當年究竟為何而發？

將指針撥回2022年，這筆授予的初衷并非業績激勵，而是應對危局。

貝殼采用的是同股不同權（WVR）架構，其股票分為A類普通股（公眾股）與B類普通股（管理層特權股），前者1股1票，后者1股10票，現任董事可持有B類股，離職后自動轉為A類股。

創始人左暉在世時，憑借WVR架構掌握著公司核心的投票權。

2021年變局接踵而至：左暉離世，貝殼失去核心創始人；同期外部監管環境變化，美國對中概股財務審查加劇，退市風險增加。

內有交接挑戰，外有環境動蕩，為對沖美股潛在的系統性風險，貝殼選擇回港實施雙重主要上市，以對沖潛在的上市地風險。

但港股上市有相應的規則限制。依照港股WVR規則要求，超級投票權持有者的經濟利益占比（即持股比例）不得低于10%，而作為接班人，彭永東與單一剛當時的持股比例僅為3.1%和1.3%。

一旦這10%的底線失守，管理層的投票權將降低超過40%。

失去投票權優勢，公司不僅可能面臨外部資本的舉牌收購，其長遠的居住服務戰略也可能因為資本的短期訴求而被迫改變。

補齊持股份額，成了貝殼當時的必然選擇。

2022年，貝殼通過限制性股票授予，補足了管理層的持股比例缺口，最終管理層將公司近50%的投票權穩穩攥在手中。

少數股權掌控多數話語權的WVR架構，本質上是順應港股規則的制度選擇。

同期以該架構回港的中概股不在少數，名創優品、知乎皆在其列。只不過，這些企業的創始人和超級投票權持有者，手里本就握有超過10%的重倉，天然滿足了規則門檻，不存在股權授予與后續的攤銷，自然也避開了薪酬的非議。

面對合規要求，貝殼當時的解法并非唯一。

也有市場人士認為，理論上，貝殼可以采用“市價購買加貸款支持”模式，讓管理層加杠桿在二級市場購入股票；或者調整股票類別比例、引入新的WVR持有人，重組股權架構。

但每一種方案都有相應的代價。公司治理往往需要在監管約束、市場環境與內部穩定之間尋求平衡。在當時的時間窗口和市場環境下，這更像是董事會在合規要求、市場風險和治理穩定之間權衡后的選擇。

站在當下的視角回溯，貝殼當年的預期管理其實可以更加主動：如果在股權授予之初，就能明確將這份合規操作與常規年薪剝離，并向公眾前置溝通五年攤銷周期……以上舉措雖然不能改變財報數字，但仍有望降低日后的溝通與誤解成本。

不過無論如何，這場爭議的核心，并非企業向高管輸送了巨額財富，而是會計確認數字帶來的視覺偏差。

在2022年的特殊時期，貝殼的決策邏輯是合規優先與架構修復，構筑安全底線，而今天關于薪酬爭議的輿論噪聲，也是當年為滿足合規要求所支付的對價。

股權架構穩定帶來戰略連續性

澄清賬面錯位只是平息爭議的第一步。

對貝殼而言，更核心的命題在于——作為接棒者，彭永東究竟如何運用這份控制權？

作為貝殼的核心創始團隊成員，擔任貝殼董事長，他同時又兼任貝殼的CEO，彭永東并非職業經理人。他不僅負責戰略層面的方向判斷，也長期參與公司一線經營管理和關鍵組織決策。

穩定的管理團隊最直接的效用，是抵抗短期壓力，保證長期戰略不走樣。

過去幾年，彭永東主導了“一體三翼”戰略：“一體”是房產經紀業務，“三翼”則延伸至家裝、租賃和新業務貝好家。

這不僅是業務擴張，也是抵御地產周期能力的持續增強：

2025年，貝殼非房產交易業務的凈收入占比達到41%，創下歷史新高。其中，家裝家居業務實現154億元凈收入，房屋租賃服務實現219億元凈收入，并首次在經營層面實現全年盈利。

2024年和2025年，貝殼分別實現72.1億元和50.1億元的經調整凈利潤。在行業大幅收縮的背景下，業績表現穩健，這至少說明，穩定的治理架構為貝殼在周期底部維持戰略連續性提供了重要條件。

這背后的前提是彭永東在2022年獲得的穩固的企業股權架構。

裝修重交付，租賃重運營。在行業下行期，深耕投入大、見效慢的業務需要戰略定力。如果控制權不穩固，面對短期業績波動，這些長線轉型極易受到資本壓力的干擾。

同股不同權架構，客觀上為管理層屏蔽了外部紛雜，提供了長遠布局的空間。

這筆攤銷計劃到2027年結束，如今，隨著五年的歷史攤銷步入尾聲，貝殼財報上的薪酬數字也將回歸常態。

加上2025年的捐贈，貝殼聯合創始人將合計約1900萬股限制性股票全數捐出，這一動作也印證了此前的邏輯：管理層手中的股權，是維護公司治理的工具，而非私人變現通道。

拋開主觀情緒，這或許才是審視這場薪酬風波的合理視角。相比財報上的賬面數字，市場更應關注的是這套治理架構如何在周期底部，維持了貝殼戰略的連貫性。

*以上內容不構成投資建議，不代表刊登平臺之觀點，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請獨立判斷和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