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解禁軍售，背負中國人血債的三菱重工又得瑟了

執筆/爿士刀 胡一刀

4月21日，日本右翼勢力再次突破危險紅線。

高市早苗政府通過內閣決議，完成對“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及其運用指南的修改。原則上，日本將允許殺傷性武器對外出口。

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后，毫無疑問，日本軍工企業將是最大受益者。甚至有日本媒體已經開始盤點，日本的軍工企業能在國際軍火市場中發揮哪些優勢，暢想未來發“戰爭財”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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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普遍認為，高市早苗政府此舉意味著日本戰后安保政策的顛覆性轉折。允許殺傷性武器出口徹底背離“專守防衛”原則，是對“和平憲法”第九條核心精神的實質性掏空，其“再軍事化”野心暴露無遺。

在“在軍事化”中，日本生產武器的軍工企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實際上，日本軍工企業中，有很多中國人非常熟悉的，在過去它們都有一層偽裝。

比如，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很多人只知道它們制造汽車、摩托車等等，卻不知道它們還生產現代化武器。

在現有的日本軍工企業中，三菱重工的規模最大，涉足領域最多，涵蓋軍艦、潛艇、戰斗機、偵察機、發動機、火箭、導彈、坦克和裝甲車輛等幾乎所有軍事裝備。

其代表性產品，有剛剛簽訂合同出口澳大利亞的“最上”級隱身護衛艦。此外，還有日本海上自衛隊的主力艦艇“愛宕”級導彈驅逐艦。

“愛宕”級滿載排水量接近10000噸，是日本在“金剛”級驅逐艦的基礎上開發的。是日本版“宙斯盾”艦，與美國海軍“阿利·伯克”級驅逐艦FlightⅡA構型相近，屬于日本海上自衛隊隸下的重型防空導彈驅逐艦。

三菱重工還生產日本水下戰斗主力——“蒼龍”級AIP潛艇，日本陸自的主力坦克10式，還有近期部署在西南諸島的改進型12式反艦導彈。該公司還負責對日本航空自衛隊從美國引進的F-35A隱形戰斗機進行最終總裝和試飛檢測。

可以說，三菱重工一家生產的武器，就占了日本自衛隊裝備的半壁江山。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2025年12月發布的《全球軍工百強企業排行榜》顯示，三菱重工2024年軍火收入高達50億美元，位列全球第32位，其收入同比增長37%。

作為全日本最大的綜合性軍工承包商，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禁令，對于三菱重工而言無疑是“放虎歸山”。

至于川崎重工，這個看上去以生產高性能摩托車、鐵路列車和工程機械聞名世界的企業，實際上也是日本軍工企業中的重量級選手，其制造業務涉及飛機、潛艇、導彈。其最具代表性的軍工產品是C-2運輸機、授權生產的P-3反潛機、“大鯨”級潛艇等。

除了這兩個主力承包商以外，日本IHI宇航株式會社、日本海洋聯合株式會社等企業，也都是解禁進攻性武器出口政策的受益者。它們都是日本軍工產業的關鍵拼圖，也是日本政府未來防務政策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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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武器制造商與政治力量、政策游說團體形成“軍工復合體”，日本也不缺這種復雜的“利益共同體”。

所以，對于日本幾個重要制造類企業而言，在國內經濟不景氣、增長乏力的情況下，高市內閣的決策可謂是“及時雨”，將一個巨大的“蛋糕”推到上述日本企業面前。

長期以來，日本的國防工業一直是處于“微活”的狀態。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肉少狼多”。由于戰后的各類限制性條款和措施，日本軍工企業生產的武器只能賣給自衛隊，導致日本的軍工產業需求嚴重不足，武器研發陷入“高投入、高價格、低收入”的循環。

面對這一困境，這些企業一直希望能夠把自研的武器和裝備賣出去，以打破這個“死循環”。因此，這些財閥迫切希望日本政府能“松綁”防衛出口限制，而這一需求又恰好同日本右翼推動的所謂“軍事大國化”“國家正常化”的路線重疊。

所以，為日本右翼背書的高市政府同這些企業穿一條褲子，并不奇怪。

但需要警惕的是，這種情況，同此前日本財閥與軍國主義擴張的綁定極為相似。

19世紀中后期，日本政府通過各種手段扶持本土工業企業發展，三菱重工就屬于最早發展起來的那批財閥。

1884年，巖崎彌太郎在長崎開始造船廠，公司名為三菱造船株式會社。十年后，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以三菱為首的財團為日本軍方提供了8000萬日元的軍費，是日軍總軍費的1/3。

進入20世紀，三菱進一步與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道路綁定。1934年，三菱新增重型機械、飛機、鐵路車輛領域，更名為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

而在在日本侵華戰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三菱重工為日本侵略軍制造艦船、飛機、發動機和重型機械，其中最出名的有零式戰機、九六式攻擊機，以及“大和”級戰列艦“武藏”號。

與三菱重工一樣，川崎重工同樣為日本軍國主義擴張出工出力。參與偷襲珍珠港、在中途島海戰中被擊沉的日本“加賀”號航空母艦，在萊特灣海戰中被擊沉的“瑞鶴”號航空母艦，都產自川崎。

這些軍事裝備都在日本對外發動的侵略戰爭期間，對中國、東南亞、太平洋地區的民眾和盟國軍隊造成大量傷亡。

當日本“新軍國主義”當前已經成為現實威脅的時候，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歷史悲劇重演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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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型軍工復合體”正在加速成型。

隨著日本防衛費連續上漲、軍工企業獲得大量訂單，資本市場上的“軍工泡沫”也將隨之出現。這些企業同時積極向右翼政客提供政治獻金，形成了政府發債增稅，巨額軍費輸送企業，企業倒逼國家進一步軍事化的惡性循環。

與此同時，日本著眼于西方國家普遍上調了軍費預算開支。例如，北約國家如今已經將軍費水平升高到GDP的2%，未來有可能向5%邁進。英國、德國、波蘭等國家都大幅增加先進武器采購費用。

這在“新型軍工復合體”眼里，就是一座座等待被占有“金礦”。

日本與澳大利亞近日正式簽署合同，由澳方向日本采購11艘升級版“最上”級護衛艦（SEA3000型），總價值高達150億至200億澳元。這只是日本軍工企業的“開胃菜”。

日本借此完成了戰后首次大規模出口主戰裝備，也是日本軍艦首次“出海”，也是澳大利亞皇家海軍史上最大規模的護衛艦采購交易之一。

在資本利益驅動下的擴軍備戰，使得日本這臺戰爭機器一旦啟動，便難以輕易剎車。

過去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那段歷史，也已說明了這一點。

早在今年2月，中國政府就將20家日本實體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同時決定將20家日本實體列入關注名單。

現在看來，這一決策非常及時、果斷且必要的。

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

正是基于日本的侵略歷史，為了防范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書》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國際法效力的文件明確規定，日本應完全解除武裝，不得維持能使其重新武裝的產業。

亞洲各國和國際社會須對日本的動向保持高度警惕，必須予以堅決反擊，堅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

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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