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研究者眼中的“好學生”困境

“好學生心態受害者”——第一次看到這個話題時，浙江師范大學教育學研究生溫麗蔚除了好奇，更多是疑問：是媒體在制造噱頭嗎？還是“好學生”在無病呻吟？

直到她加入“好學生心態受害者”豆瓣小組，滿屏的焦慮和迷茫情緒撲面而來：在學校犯錯后大腦空白，抱病強撐工作卻不好意思請假，不是在向別人道歉就是懊悔自己沒做好……數萬網友在小組里傾訴那些隱秘卻難以言說的感受。

對照著組里的“好學生守則”，組員們“確診”了自己的困境，比如，恐懼失誤、習慣性討好等等。有人在小組“閑聊室”分享自己轉變心態的方法，但大多數人一邊厭惡著當下的狀態，一邊繼續扮演著乖巧聽話的“好學生”。

溫麗蔚震驚于這些“好學生”表面光鮮和內心痛苦的巨大反差，她發短信給導師江淑玲，想要做這方面的研究。

聽溫麗蔚說起這個小組的時候，江淑玲的第一反應不是震驚，而是一種很強烈的“確認感”。

江淑玲從北京大學教育學原理專業博士畢業，現在是浙江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教授。她原本的研究興趣是去高中追蹤“金牌生”、競賽尖子，她想知道是什么讓他們走到那樣的高度。知道“好學生心態受害者”豆瓣小組的存在后，她馬上意識到，這其實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

過去很多年，不時會出現一些令江淑玲感到痛心的新聞：某個成績頂尖的學生傷害他人，或者傷害自己。她看到時會想，這些孩子在被貼上“學霸”、“金牌得主”等標簽之前，首先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是什么讓他們在擁有了世俗意義上的“優秀”之后，反而變得脆弱甚至走向崩潰？

“好學生心態受害者”這個概念，像是把那些原本散落在新聞角落里、被當作個案的悲劇，整合成了一個值得被正視的結構性問題。江淑玲覺得，“好學生心態”，是一套評價體系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跡。

“這個群體的出現，說明有很多人終于找到了一個詞，來描述自己多年來那種‘說不出來’的難受。”江淑玲說。

在江淑玲的鼓勵下，溫麗蔚開始了研究。江淑玲眼中，學生溫麗蔚的感受力很強，對人的處境有天然的敏感。

研究過程中，溫麗蔚意識到，“他們”就是自己，她也曾是一個對認可和期待“上癮”的“好學生”，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她才開始思考：我到底想要什么樣的生活？我的意義是什么？

江淑玲知道，溫麗蔚共情力強，很容易代入受訪者的處境，也擔心她卷入太深。所以她會經常提醒溫麗蔚：我們要理解他們，但也要保持一定的距離。研究者如果先陷進去了，不僅幫不到他們，自己也會承受不該承受的責任。

江淑玲認為，這項研究的價值在于，要能從中提煉出某種類型學，否則就是泛泛而談，“如果只是去描述這個群體（“好學生心態受害者”）有多痛苦，容易變成一種情緒的宣泄”。所以，她一直追問溫麗蔚：這些孩子是一樣的嗎？如果不一樣，差別在哪里？是什么導致了這種差別？

最終，在訪談了21位受訪者后，溫麗蔚和江淑玲在論文中把“好學生”分為了兩類：優績本位型與自我本位型，他們學業成就相近，但內在體驗卻顯著分化。江淑玲坦言，這個分類標準的確定很艱難，“但如果沒有這個分類，我們就無法回答‘怎么辦’”。

在鏡像式的觀察下，她們發現，優績主義取向“好學生”的種種內在掙扎，源于真實的自我沒有得到發展。

在論文的最后，師生二人呼吁，應當重視學生的主體性培育。江淑玲說，家長和老師能做的最具體的事，就是“放手”和“看見”。“放手”不是不管，而是要意識到，“孩子不是我們實現未竟夢想的工具”。把選擇權還給他們，哪怕他們會犯錯，那也是他們自己的人生。

“看見”則是要超越分數，去看分數背后真實的人。“當孩子考砸了的時候，你的第一反應是指責，還是問他‘你最近是不是很難受’？”

更重要的是豐富評價的維度。“我們現有的評價體系太單一。”江淑玲說，如果我們能真正鼓勵多樣化的成功標準，比如團隊合作、社會情感能力、藝術創造力、實踐動手能力，讓學生意識到，通往“好”的路不止一條，那么那種“我必須贏，否則我就完了”的窒息感，就會慢慢松動。

“說到底，主體性培育就是讓學生覺得，自己是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不是一架被外部程序操控的空心機器。”

江淑玲和溫麗蔚做研究及發表論文前后，“好學生心態受害者”豆瓣小組的人數不斷增加，如今已超過十三萬人。

江淑玲記得，她讀博士的時候，導師陳向明教授經常強調，做教育的人，首先要學會面對和接納自己。一個人如果總是靠外界的評價來定義自己，無論走到多高的位置，都是虛的。

在后來在教學里，每次江淑玲遇到那些特別焦慮、特別在意分數的學生，她會先問他們一句：“除了成績，你最近有沒有哪件事是做起來很開心的？”她想讓他們意識到，生活不應該是一場“被分數困住的枯燥苦役”，這個世界上有人在意他們開不開心。

以下是溫麗蔚的講述：

權威的認可

我當時是通過在豆瓣上發布招募帖來尋找受訪者的。招募帖發出后，反響非常熱烈，大概兩三百個人在評論區回復我或者私信報名。但讓我非常意外的是，報名的幾乎全部都是女性。

出于樣本多樣性考慮，我專門在評論區置頂了一條留言，表明我希望增加男性受訪者。我知道“好學生心態受害者”豆瓣小組大約90%的成員是女性，但這也說明，還是有少量男性存在，而他們似乎并沒有參與討論或表達的意愿，這種沉默本身也很值得思考。

到最后只有一位男生找我報名，由于數量實在太少，從研究方法上很難形成有效樣本，所以在最后整理時，我把男性案例全部剔除了，只保留女性受訪者。未來如果有機會，我其實也很希望單獨再做一次相關研究。

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并沒有提任何與性別相關的問題，有幾位受訪者主動談到成長經歷中的性別差異，讓我意識到這兩者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聯。

例如其中一位受訪者逸辰，她有一個弟弟。她說自己從小就覺得，必須通過成績優秀、表現乖巧來獲得家人的關注，否則家里人尤其是爺爺奶奶輩天然會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弟弟身上。只有做得更好，才能獲得平視。

另一名受訪者、來自北大的晨曦也提到，作為理科生，她聽過不少類似“女生到后面就學不明白物理”的說法，這讓她產生更強的危機感。

“好學生”并不是鐵板一塊的，有內在的分化。

采訪不同層次院校和專業背景的人之后，我逐漸意識到兩種“好學生”群體的存在：自我本位的“好學生”可以在學習中找到樂趣或發展業余愛好，心態更加健康；優績本位的“好學生”往往為了追求成績而壓制自己的需求，大多經歷糟糕的心理困境。

對待權威，不同類型的“好學生”心態差異是很大的。自我本位的學生更多是依據自己的意愿去行動，而不是按照權威的要求。他們對權威的尊重是基于權威的人格魅力，一旦這種魅力消失，權威也會隨之瓦解。

一位受訪者曾跟我分享她的經歷。高三時，她坐在離講臺很近的位置。有一次老師講的話引起全班哄堂大笑，老師卻非常生氣地轉過來罵了她一頓。在她的描述里，這讓她感到非常“莫名其妙”，哪怕老師后面點名要求她回答問題，她也當作聽不到。

但如果這件事放在優績本位的學生身上，他們可能反復琢磨，我哪里做錯了？老師對我的印象是不是變差了？在他們眼里，權威幾乎是不可撼動的。

他們不僅害怕懲罰，甚至也畏懼獎勵。很多受訪者告訴我，他們從小到大都渴望得到父母的肯定和老師的認可。但這種在意背后也有憂慮，因為得到獎勵之后，對獎勵的剝奪也會成為一種懲罰。

一位受訪者回憶，有一次她和同桌在上課時“說小話”，老師當眾嚴厲批評了同桌，卻在課后輕聲細語地單獨提醒她上課不要和同桌講話。這讓她隱隱有些得意和僥幸，但隨之而來的是恐懼——下一次成績不好了，我還會得到這份優待嗎？

于是，一種頻繁比較的心理機制開始滲透進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里。他們戰戰兢兢地觀察成績的每一次升降，關注周圍人態度中最細微的變化，把精力幾乎全部投入學習，甚至壓抑交友、娛樂和睡眠等正常需求，慢慢消耗甚至掏空自己。更危險的是，他們的自我價值完全依附在外在的評價體系上。

但當權威退場，他們卻不知所措。上大學之后，再也沒有人發出明確的指令，也沒有人告訴自己應當怎么做、替自己做決定，此時他們感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一種危機感——這正是我們常說的“空心化”。

被遮蔽的自我

若彤就讀于南方一所985大學，按照高中的經驗，她只需要按部就班地上課、備考，便能在期末考試中脫穎而出。

但是進入大學之后，她發現學校還有綜測制度，不僅要完成課程學習，還要參加社團活動、競賽項目，積累各種獎項，才能在新的規則體系中保持優勢。

這是她的碰壁時刻，也是從那時候起，她開始向內省思，思考人生的意義是什么，以及為什么要活下去、未來的路要怎么走。

優績本位的“好學生”們是什么時候意識到自己的困境的？我歸納為場域的轉變和地位的滑坡。

從中學到大學，有時看似環境變了，場域其實沒變，共享的還是同樣的評價標準。不少大學的競爭規則仍然是篩選、分層和排名，只不過評價的指標從學習成績擴大到更多方面，把自己變成“三頭六臂”，才能在每一個指標上都獲得高分，保證原來的優等生地位。

類似的邏輯也延伸到了職場。不同的地方在于，除了知識和能力，職場還要求處理更復雜的人際關系。許多“好學生”并不會質疑規則本身，而是迅速適應新的游戲規則，通過自我改造，努力在新的競爭場域中爭取優勢。

夢琦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大一時，她非常喜歡看人文社會科學類書籍，但后來逐漸轉向成功學、營銷學等內容。也就是說，自發調整之后，她快速適應了職場。她甚至成為了優秀員工，她坦言，享受那種被人追捧、揮斥方遒的感覺。

功成名就確實給她帶來了價值感。但她也告訴我，每到夜深人靜時，她總會反復問自己：我真的幸福嗎？我能夠獲得幸福嗎？

這種適應的策略讓人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卻往往以更深的自我遮蔽為代價。

逸辰是一名藝考生，她認為自己并不熱愛藝術，只是想要通過藝考進入更好的學校，從取巧的角度選擇了這樣的賽道。

逸辰進入大學后發現，絕大多數身邊的同學都非常熱愛自己的專業，有自己的興趣愛好和追求，在自己的領域中十分活躍，或者已經取得了小小的成就。但她只會學習，甚至連學習也逐漸比不過別人。更重要的是，她的學習動力并不是出于熱愛，而是源于對成績的渴望。

她說自己是從很嚴苛的教育環境下走出來的，很擅長走直線，而當別人告訴她“你可以隨便走”的時候，她反而不會走了。

“好學生心態”是怎么產生的？過往的研究認為，弱勢家庭子弟往往因深切體會到父母的艱辛付出，認為如果沒有取得特定的學業成就，就相當于辜負了父母，容易滋生深深的自責與愧疚感。

但我在研究中發現，當中產家庭教育投入占比過重且高度重視學業成績時，子女同樣容易將學業表現建構為一種道德責任。

剛說到的北大學生晨曦，她和父母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張。高中的時候，她的母親會開車送她到另一個城市補習，往返需要三小時，這在她周圍同學的家庭中是極少見的投入。

那時還沒有手機，家里對她外出管得很嚴。她的記憶里，從小到大幾乎沒有和同學一起出去玩過。在她看來，父母是因為他們自己高考沒有發揮好，才把遺憾寄托在她身上，要求她一定要考出好成績。

她還逐漸意識到，父母有著明顯的攀比心理和面子意識，把她的成功視為一種可以向外炫耀的資本。讀書期間，父親曾要求她一起參加應酬，要她用好聽的話向他的同學和領導敬酒。

另一位受訪者佳琪甚至用“產品”“收益”這樣的經濟學話語來描述她和父母的關系。她從小到大都是班長，一度成績優秀，順利考上了當地最好的高中。每次被帶著參加爸媽的同學聚會，她總會被別人贊揚是前途無量的好學生。

然而，由于難以適應高中數學的難度，她的成績排名大幅下滑，最后考上了一所在別人看來與她并不匹配的普通一本大學。

大學期間，佳琪再次參加父母的同學聚會，發現其他家長并不知道她現在就讀于哪所學校，因為她的父母從未向他們提起過。相反，他們還在一味地重提她過去的高中名校生活。

這讓她覺得，她的現在是不值得被提及的，是讓父母丟面子的。她仿佛成了父母投資的一個產品，投資那么大，回報卻沒有想象中那么高。

這種基于經濟理性的代際關系認知，往往致使親子間的情感聯結逐漸緊張、疏離甚至冷漠。晨曦告訴我，她和母親之間的溝通可能連事務性也算不上，大學之后，她就慢慢不跟母親分享自己的感受了。

當媽媽對自己提出批評或要求，她也默不作聲，把沉默當作一種反抗。后來從國企辭職，也是她從小到大做過的最叛逆的事情。

既是光環，也是“詛咒”

造成“好學生心態”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唯分數”的評價體系。

其實我自己成為“好學生”的過程也挺有意思的。

小學的時候，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經常遲到，上課喜歡跟同桌講話，有時候還會被老師拎到講臺前，讓我面對全班思過。到了六年級，我還會跟班里的同學打鬧。可以說我是比較有個性、比較調皮的那種學生。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初中入學分班考試時。那一次我不知道為什么突然考得特別好，考到了全年級前五、班級第一。老師讓我當了班長，家里人也突然發現，原來我成績可以這么好，于是對我開始有了新的期待。

從那之后，很微妙地，我對外界的認可和期待慢慢“上癮”了。初中第二次考試，我考了全年級二十多名，在班級里還是第一，我卻非常難過，因為覺得自己退步了很多。我甚至為此哭了。我從來沒有因為成績而如此失落過。

現在回頭看，“好學生”身份像是一種機制。很多受訪者也提到類似的經歷：他們原本成績只是中等，某一次考試成績特別好，從那一刻開始，他們自然而然地進入了維持“好學生”身份的軌道。那一次考試，就像一個起點。而這種身份，既是光環，也是個“詛咒”。

從初一開始，直到大學畢業，我基本上都處在優績本位的狀態中。我在浙江的一個小縣城長大，教育資源不是很好，在那個體系里，我屬于“雞頭”，被當作“好學生”，也逐漸接受了“好學生”應有的行為規范。

我本科讀的是師范類專業，原因也很簡單，因為我是文科生，而師范專業的就業相對穩定。那時我對自我并沒有很清晰的認識，也談不上理想或現實的權衡，更像是我的受訪者所說的“隨大流”。

真正開始發生變化，是在大學畢業之后。畢業后我沒有馬上讀研，而是先去當了幾年老師。在工作期間，我開始大量閱讀，同時也遇到了現在的伴侶。他是一個非常忠于自我的人，生活方式很豐富，經常去徒步、戶外探險，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和他在一起之后，我接觸到了很多以前沒有接觸過的價值觀。

那時候我才開始真正反思：我到底想要什么樣的生活？我的意義是什么？我為什么要一直按照優績軌道生活？

當時我在寧波一所公立高中擔任政治教師和班主任。帶班的時候，我沒有特別強調成績管理。很多老師會每天一大早到班里盯早自習，但我很少這樣做，一周可能只去一兩次。

我更愿意把時間花在和學生交流上。我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和學生聊天，不管是男生宿舍還是女生宿舍，基本上都會去走一走，了解他們最近的狀態。

在班級管理上，我也比較傾向于一種寬松、民主的方式。我會讓相對來說默默無聞的學生當班干部，找他們了解班級的早讀情況和最近的動態，希望他們能夠在班級中感受到自己的價值。可能正因為給了學生空間，學生感到被尊重，他們也會有更強的主動性：老師這么信任我，那我也會更愿意去學習。

所以我在教學中，很少遇到需要在成績和學生發展之間做平衡的問題。回過頭來看，我出于一種愛學生的本能去行動，這樣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減少了成績評價對學生的規訓。

我不會特別區分哪些是成績好的學生、哪些是成績不好的學生，成績在我眼里更像一個數字，而不是劃分學生的標準。

也正是這些經歷，讓我后來逐漸對教育社會學產生了興趣，并最終選擇繼續深造，希望從學術角度去理解這些現象。

我非常享受和學生相處的過程，所帶班級的綜合成績也一直穩居年級前列。但在教學過程中，我愈發強烈地感受到，自己對所教的科目缺乏興趣與熱情，難以從中收獲價值感——這讓我開始思考：我真正想做的，到底是什么？反復思量后，我最終決定離開，去嘗試新的可能。

之后，我進入一家上市教培公司，先是擔任大語文教師，后來被提拔為校區校長。可內心深處，“這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的聲音卻越來越強烈。我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只能靠不斷做排除法來摸索。

后來我辭掉了工作，又去讀碩士，花了大概五年的時間慢慢探索自我，從那種完全以成績和外部評價為中心的狀態，逐漸轉向一種主體性更強的生活狀態。

決定考研時，我想嘗試自己感興趣的社會學方向。這其實是我最初的夢想，只是我一直沒有去傾聽它。從初中起，我就想成為一名記者；大學期間，我對社會學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結合自己的教育學背景，我選擇了教育社會學這個交叉學科。幸運的是，在第三次嘗試時，我終于成功了。

這一路走來非常不容易。五年里，我記不清經歷了多少個無眠的夜晚，經受了怎樣的迷茫、痛苦、抑郁。我曾以為這一切只是我的獨特困境。

直到讀研期間，無意間接觸到“好學生”議題，我才意識到，我的經歷并非孤例——它其實是許多“好學生”的普遍困境。這個發現，讓我得以重新審視自己的成長經歷，也為我理解當下的教育問題打開了一扇窗。

每個人都如此不同

在一個多元、異質的場域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性，而且是不可以被量化、比較和排序的。

當“好學生”們意識到自己的“空心化”，看到自己被困住的時候，他們或許會向外探索，這才發現自己原本對生命力的想象是非常單一的。

雨桐在本科畢業后申請到了去荷蘭留學的機會。在那里，她遇到的同學來自不同文化背景，說著不同的母語，有不同的本科經歷，年齡也不一樣。

有人在Gap（空檔期）一段時間之后再來讀書，有人辭掉工作重新回到校園。原來，研究生階段只是人生的一個小環節。在這樣的場域里，評價體系是什么？每個人都如此不同。

舊有的評價體系崩塌了，原來的成績已經無法賦予雨桐地位和價值。她被迫重新思考：自己真正追求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前面講到的藝考生逸辰，后來給自己制定了一套調整心態的方案。她每個月給自己留一筆錢，用來嘗試那些一直想做的事情，比如創作與專業相關的自媒體內容、寫博客、寫短劇，或者去做美甲、去看日出、去看音樂劇。

剛開始邁第一步的時候，她有些膽怯和恐慌，但是邁出去之后，她意外收獲了一些欣喜與可能性。不管這些嘗試在外界看來是否有用，對她而言，它們都是有價值的。

另一位轉變很大的是本科畢業于北大的晨曦。她在研究生期間修讀商科，畢業之后進入銀行工作。但她很快發現，自己根本無法適應那里的規則。

回過頭來看，她才意識到，自己早在專業學習階段，便產生了某種生理性的排斥感，只是仍然堅持把學業修完。

我問她，既然不喜歡的話，當時為什么還這樣選？她說不為什么，就是隨大流。她的爸媽在國企上班，身邊也有不少同學選擇去銀行就業。

現在她辭了職，正在通過兼職攢錢，打算往中醫的方向發展。她說，自己從小就很想成為中醫醫生，但此前從來沒有傾聽過自己的聲音。

那些壓抑自己的需求去適應新規則的人，他們或許適應得很好，但往往只是暫時逃避了詢問自我有關生命意義的問題而已。

反而是那些選擇探索自我的人，她們看起來沒有像之前那么安定，收入不太穩定，工作不太體面，但卻像晨曦說的，她收獲了一種內在的安定感。

（文中論文受訪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