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書和我讀“書” | 徐建融

讀書，是人類文化傳承、傳播的一項重要活動。而讀書的方法，對應了不同的目的，古今中外，千頭萬緒，大體上不出兩種，即“我”讀書和我讀“書”。

“我”讀書的重心在“我”，讀書的目的是從書中獲取“我”立身處世所需的知識，包括思想和技能，孔子所說“學而時習之”是也。“學”者，讀書，又不唯讀書；“習”者，做事，包括私事和公事。所謂“學以致用”，正是“我”讀書的目的。

基于這樣的目的，讀書的方法便取“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史載諸葛亮讀書“觀其大略”，就是“知之為知之”的意思；陶淵明自述讀書的體會是“不求甚解”，則是“不知為不知”的意思。用韓愈的說法：“少好學問，自五經(jīng)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于禮樂之名數(shù)、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把一本書比作一匹馬，這個“意義”就是它究竟是騏驥還是駑駘，這是“我”必須“知之”的，知道后，還必須把它應用到沙場上或淘汰于沙場外。而“名數(shù)”之類就是這匹馬的玄黃牝牡，則是“我”不妨“不知”的，任它玄黃牝牡，只要能馳騁沙場就是好馬。用章學誠《文史通義》中的讀書法，便是“有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近人瞿蛻園先生反復申說讀書宜“快讀”“多讀”以“博觀約取”有云：“不拘什么書，盡量用高速度閱讀，在短時間內(nèi)發(fā)現(xiàn)其中最感興趣的部分，抓住了這一部分，這就為我所用了……假如每逢不懂的地方都要尋根究底，非解決不放過，那就一輩子沒有幾部書好讀了……用這樣的方法去讀書，才可以提高效率，擴大成果，書為我用而不至我為書用。”

這樣的讀書方法，實在是從孔子、韓愈到歐陽修、蘇軾一脈相承而來的，于文化的傳承、傳播，在玄黃牝牡方面難免有所錯舛疏漏，但在千里馳騁方面，肯定功莫大焉。后世的學者，尤其是主張我讀“書”的學者，譏其為“不讀書”“不識字”，顯然是不應該的。以蘇軾的《東坡題跋》論，玄黃牝牡之失近乎俯拾皆是，如《題魯公帖》提出“觀其書，有以得其為人”的“書品即人品”論“是殆不然”的論點，論據(jù)是“其理與韓非竊斧之說無異”——論點有理，論據(jù)也有力，但問題是竊斧的故事不出于《韓非子》而是出于《列子》！用今天的“學術規(guī)范”，這無疑是不能被允許的。但我們能否定這段文字對“書品即人品”論簡單化、絕對化的反撥之意義嗎？

我讀“書”的重心在“書”，讀書的目的是領會、欣賞這本書的思想、內(nèi)容、文采、形式，從具體的一字一句的微言大義，到不同句子之間的關聯(lián)呼應，進而一節(jié)、一章直至全書的意義，最后求得這本書的“標準答案”。所謂“為讀書而讀書”延伸到“為學術而學術”，正是我讀“書”的目的。

基于這樣的目的，讀書的方法須持“知之則疑之，不知求知之”的精神，所以，切忌“貪多求快”，而“須沉潛往復，從容含玩，否則必難悟入”。也就是精準嚴密、不留遺憾地讀通、讀透。尤以清代乾嘉學派的學者，以“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精神，數(shù)十年“終日不出于軒序”地讀一本書，成為一代通儒甚至巨儒。

且不論“悟入”于書中的我為“書”役，相比于取出于“書”本的書為“我”用，不宜取此而斥彼，單論“詩無達詁”。《周易·系辭上》以為“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西諺則云：“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歐陽修更以親身的實踐指出，無論讀畫讀書，“覽者各以其意……披圖所賞，未必得秉筆之人本意也”。所以，讀書而欲求解該書的“標準答案”，精神固然可嘉，但決不可因此而否定讀書為“我”所用的“斷章取義”。相比于韓愈、歐陽修、蘇軾，閻百詩、戴東原、焦理堂之讀《尚書》《孟子》《周易》肯定用力更大，尤其是于玄黃牝牡的所得也更精深，他們的《尚書古文疏證》《孟子字義疏證》《雕菰樓易學五種》更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名著。但我們能以此否定韓、歐、蘇的讀書方法及其讀書所得的立德、立功、立言嗎？

讀書的目的多元，讀書的方法也是多元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治學方法，同時也是讀書方法，“實事求是”“無征不信”作為高端的學術的讀書、治學方法固然是我所敬仰的；“板凳何須半天冷，出門無處不文章”的學習方法，同時也是讀書方法，見仁見智“學而時習”，作為大眾的讀書、學習方法則是我所奉行的。

原標題：《“我”讀書和我讀“書” | 徐建融》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欒吟之

本文作者：徐建融

圖片來源：新華社概念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