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文|新浪財經 蔣露瑤
近年來,全球多地遭遇極端高溫,海平面上升警報頻傳,“氣候危機”已從未來預言演變成切膚之痛。然而,國際社會在減排承諾與實際行動間的巨大鴻溝,使得“氣候行動不力”的原因成為一個待解的謎題。為何人類在顯而易見的生存威脅面前,依然顯得如此“躺平”?
巴黎政治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兼職教授弗雷德里克·薩馬馬(Frédéric Samama)在其新書《氣候不作為之謎》中,融合認知科學、人類學、歷史學、經濟學、金融學和哲學等學科,給出了一個新視角:我們可能正集體陷入一個由過去的成功經驗所構建的“社會過度自信泡沫”中。近日,薩馬馬對話新浪財經,闡述這一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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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過度自信泡沫”
薩馬馬認為,人類之所以面對氣候危機卻不作為,并不能簡單地用利益沖突或技術瓶頸來解釋,導致這種現象的,是一種深層次的社會認知陷阱,他將此稱為“社會過度自信泡沫”。他回溯到人類認知的起點,解釋這一概念。
“假設你是一個嬰兒,你發現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薩馬馬說,“你觀察到,所有物體都需要被觸摸才能移動,如果要讓一個物體要移動,必須得去推它。”然而,當一個茶杯從桌邊掉落時,你會看到它“飛”了起來,并總結出“當東西沒有被觸摸時,它們也會飛”的法則。“這個法則非常有用,因為能讓你在茶杯落地之前接住它。”他指出,這是大腦一直以來的工作方式:我們觀察,并根據觀察的結果形成一些法則。
這也是書中引用的貝葉斯理論所闡釋的認知過程:人類對于世界的認知模型是根據觀察的結果形成的,并且這種認知模型還會持續地根據新的觀察結果而不斷更新。
他用一個老鼠與奶酪的實驗來類比:老鼠在迷宮中四處探索,偶然在右轉后發現了奶酪,便建立起“右轉有奶酪”的認知法則。幾次驗證成功之后,老鼠變得“超級自信”,認為總會找到一塊奶酪,也就不再探索其他路徑了。
薩馬馬指出,這種思維方式同樣存在于金融市場的泡沫中——當市場持續上漲,人們便建立并堅信“永遠上漲”的簡單模型,直至泡沫破裂。
在社會層面,人類歷史上至少經歷過兩次巨大的“奶酪時刻”。第一次是通過農業和現代科學“控制、支配和擁有了自然”;第二次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全球化,讓人們可以在全世界獲得人力資源。“人們認為,歷史終結了,治理世界只有一種模式。”薩馬馬說,“所以我認為,也許我們就像迷宮里的老鼠一樣,被困在這些社會過度自信的泡沫中。”
走出泡沫:從“懲罰性稅收”到“重構價值觀”
那么,如何在不導致災難性破裂的前提下,主動刺破這個“過度自信泡沫”?薩馬馬指出,傳統的方法如碳稅、監管等經濟政策工具效果有限,有時甚至適得其反。
他引用“以色列哈法日托中心測試”實驗:以色列一家名為哈法的兒童日托中心,一直被家長不能按時前來接孩子回家的問題所困擾。為減少家長遲到的次數,日托中心決定,對每位家長按照遲到一次3美元的標準罰款。然而,對家長遲到進行罰款后,遲到率反而上升了,因為罰款將原本的道德責任(不麻煩老師)轉變為可購買的服務(支付遲到費)。
“人們會想:我付錢了,就不負任何責任了。”薩馬馬認為,氣候變化在某種程度上也面臨同樣的困境。
他提出,需要一條新思路來“重構價值觀”。這個靈感來自宇航員,“那些進入太空的宇航員,當他們從太空看到地球時,他們的認知發生了變化。”薩馬馬表示,宇航員看到的地球是美麗的、脆弱的、充滿生機。
這個小小的、明亮的、獨特的藍色球體與浩瀚的冰冷的黑色空間形成鮮明對比,讓它顯得尤為特別。宇航員經常報告說,在從太空看到地球后,他們的認知發生了變化。弗蘭克·懷特(Frank White)將這種現象描述為“全景效應”,指的是宇航員在太空飛行中報告的世界觀的轉變,通常是在從軌道上觀察地球時,在地球和月球之間的穿行中,或者從月球表面,親眼目睹地球在太空中,這個微小的、脆弱的、孕育著生命的球體,“懸掛在虛空中”,被薄如紙的大氣層保護和滋養。
他闡述道,地球的脆弱性觸發大腦中的責任感,就像人類照顧脆弱的嬰兒是天性;地球的美麗則讓人抽離功利心,為道德價值觀打開大門;而意識到地球是浩瀚死寂太空中唯一的生命綠洲,則讓我們產生“我們屬于它,我們是它一部分”的歸屬感。
“通過從太空觀察地球,可能會觸發許多機制,使我們與自然重建社會聯系。通過重建與自然的社會聯系,同時重建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
雖然無法將80億人送入太空體驗“全景效應”,但薩馬馬認為,可以通過教育來實現這種認知轉變——在學校教授自然的美麗與智慧,例如獅子復雜的家庭生活、樹木通過釋放氣體相互交流并召喚降雨。“從而認識到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不是在支配自然、占有自然,我們是它的一部分。”
重構價值觀:資本主義需要道德“補丁”
薩馬馬強調,他的目的并非否定資本主義,而是為其打上必要的“道德補丁”。他認為,現代社會過度依賴基于“利益”的單一敘事。
“200年間,人類社會從重視道德觀念,逐漸演變成了個人利益對社會有益的觀念。但這本書希望傳遞的信息是,現在我們面臨著氣候變化的挑戰,氣候變化將會影響最脆弱的人和下一代,我們需要重建關于氣候變化的道德價值觀。”
“價值觀可以驅動集體行動”,薩馬馬援引歷史事件:1917年,本不愿卷入一戰的美國,在威爾遜總統“為民主價值觀而戰”的號召下,派遣數十萬青年遠赴歐洲。“他沒有說,我們能從石油中獲益,而是說,這是價值觀使然。所以價值觀是協調人們的一種方式。”
因此,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在金融工具、技術方案之外,重啟關于道德與責任的公共敘事。“面對緊急情況時,關鍵不在于預測或建模,而在于行動。如果你看到脆弱的東西,你的大腦不會先去為建模而運轉,你只會直接去行動。”
需要一場“氣候曼哈頓計劃”
薩馬馬呼吁采取更果斷的行動。他指出,國際社會在金融創新(如綠色債券、低碳指數)上已有進展,但缺乏二戰期間“曼哈頓計劃”或新冠疫情期間研發疫苗那種由國家主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魄力。
“我們沒有把所有來自清華、MIT、加州理工等頂尖大學的科學家聚集起來,告訴他們,你們有10年時間來開發低成本、大規模的碳封存技術。政府沒有探索這條途徑。”
薩馬馬對比道,“新冠疫情中,政府沒有僅依靠市場,而是直接資助并要求制藥公司‘暫停其他事項,專注開發疫苗’,積極采取了行動。所以問題是,為什么我們不針對氣候變化做同樣的事?因為我們困在自己的模式里了。”
他總結道,氣候變化不僅是生存威脅,也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能夠團結全世界的“普世責任價值觀”,是讓80億人重新認識彼此相互依存、認識到我們都屬于自然的契機。“我們嘗試過恐懼和懲罰,我們嘗試過金融手段,我們也應該嘗試道德價值觀和積極變革的方式。讓80億人不再相互爭斗,而是認識到我們屬于自然,都有生命,也都對自然和彼此負有責任。”
弗雷德里克·薩馬馬(Frédéric Samama)
哥倫比亞大學與巴黎政治學院兼職教授,綠色金融領域的先行者。他推動了多項重要創新,包括創建首批主流的低碳股票指數,并發起當時全球規模最大的新興市場綠色債券基金,投資綠色基礎設施。同時,他共同發起了首個致力于氣候行動的機構投資者聯盟,該聯盟曾代表金融行業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1)上發聲。
此外,他也活躍于學術與政策領域:曾與帕特里克·博爾頓及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合編《主權財富基金和長期投資》一書,在美國參議院就氣候融資議題作證。
經濟學家阿吉翁、埃萊娜·雷伊、尼古拉斯·斯特恩、莫里斯·奧伯斯法爾德等對《氣候不作為之謎》撰寫了推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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