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政壇亂成一鍋粥：總統米萊強推改革，結果盟友紛紛倒戈！

去年8月，米萊曾承諾不再進行人身攻擊，轉而專注于探討理念。近幾周來，他的表現卻愈發具有攻擊性，尤其是針對新聞界。這究竟是無法抑制的強迫癥，還是他曾經嘗過甜頭的政治策略？

去年8月初，哈維爾·米萊曾做出一個宏大的承諾：不再進行人身攻擊。他說：“我希望人們討論的是我的理念，而不是我的謾罵，這樣才能讓對手暴露無遺。”任何了解他性格弱點的人，或許都能預見到這一承諾落空的概率極高。事實也確實如此。

在經歷了幾個月的“戒斷期”后，總統又陷入了那股難以抗拒的沖動：不斷地謾罵。但令人難以預料的是，這次“復發”的程度竟如此劇烈。在過去兩周里，米萊正處于他政治生涯中最糟糕的階段，其謾罵的數量和暴力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對于不了解內情的讀者，有必要簡要梳理一下近期發生的事情。連日來，他最主要的攻擊目標是記者盧西亞娜·格烏納，總統在各大社交平臺上對她進行了不下四十次的攻擊。

格烏納在職業生涯早期曾揭露時任經濟部長費利薩·米切利在辦公室私藏未申報美元的丑聞。那起導致米切利辭職的事件，與近期困擾內閣首席部長曼努埃爾·阿多爾尼的爭議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令人反感的人”、“收了黑錢的”、“間諜”、“罪犯”，這些都是總統對該記者使用的侮辱性詞匯。

本周初，卡洛斯·帕尼成了新的目標。米萊之所以惱火，是因為帕尼指出，在他的執政期間，正式員工的實際工資出現了下降——這在數學上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因為報道了這一客觀情況，帕尼被冠以“罪犯”、“卑劣之徒”、“連環操縱者”、“三流貨色”、“不堪的人”、“令人反感的”、“令人不適的”等惡名。在此之后，攻擊目標接連不斷：瑪麗亞·勞拉·桑蒂蘭、托馬斯·雷博德、迭戈·伊格萊西亞斯和納喬·吉隆等人都遭到了類似的攻擊。

圣周期間，這種攻擊態勢依然非常強烈。總統每天在社交平臺X上花費四個小時。人們可以想象他長時間盯著手機的樣子。攻擊的對象依然是記者。

米萊及其支持者試圖針對勞拉·迪·馬爾科發起“骯臟”的話題標簽。自由派演員胡安·阿科斯塔聲稱記者阿里爾·利哈拉德曾遭受過性羞辱，這成為了米萊回應的導火索，他評論道：“只是一點點。”這些受害者涵蓋了各種媒體背景和意識形態的記者。

他還在法律上起訴了多名同行，并關閉了總統府的記者室，理由是某些記者的存在威脅到了“國家安全”。這種做法即便是放在軍事強人執政時期也是聞所未聞的。

總統這種反復謾罵的行為可以從多個角度分析。首先，這揭示了該人物不同尋常的特質。讀者在生活中很難遇到像他這樣頻繁辱罵他人的人。無論阿根廷歷任總統表現如何，歷史上從未有過任何一位總統如此謾罵那些持有不同政見、不服從他或揭露其不當行為的人。

這種個人特質——即通過公開羞辱、持續謾罵和威脅持不同意見者——因為他身為國家總統的身份而被放大。總統的行為本應是是非對錯的標桿，是一個榜樣。

此外，謾罵者與被謾罵者之間存在嚴重的不對等。米萊有保鏢，有為其搖旗吶喊的網軍，出行有防彈車或直升機，且掌握著國家安全機器。與前任總統不同，他拒絕舉行新聞發布會。他在社交媒體上展現的攻擊性，與他在面對面交鋒時的回避形成了鮮明對比，后者顯然需要更多的勇氣。

第三點是對新聞業的仇恨。米萊厭惡格烏納，是因為在競選期間她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你相信民主嗎？”當時的候選人回避了回答。

他從未說過“是”，這段視頻后來在網上瘋傳。針對帕尼的憤怒則是因為他報道了實際工資在過去兩年中持續下跌的事實。如果總統的行為不收斂，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華爾街日報》和《金融時報》，這兩家財經媒體本周都報道了阿根廷的高通脹、經濟活動下滑及一系列腐敗丑聞。

第四點是總統的憤怒存在明顯的雙重標準。這種憤怒是選擇性的。例如，他從未針對“Libra案”的策劃者海登·戴維斯或毛羅·諾韋利，也沒有針對因嚴重腐敗案件被起訴的殘疾人管理局局長迭戈·斯帕紐奧，或是針對自2024年12月以來生活水平顯著改善的內閣部長曼努埃爾·阿多爾尼。

所有的怒火都指向單一方向，而在其他方面則表現得極其克制。“我們對記者還不夠憎恨”這句話定義了傳播者本身。這其中包含了一種強烈的煽動性，即米萊感受到的，或者他希望支持者感受到的仇恨。

這種言論至少構成了煽動仇恨的行為。雖然總統預期的效果尚未完全實現，但已有兩名同行——豪爾赫·格里洛和羅伯托·納瓦羅——在任期內遭受了嚴重傷害。只要將仇恨的對象替換一下，就能理解這種論調背后的專斷主義特征。

這些攻擊的后果，最終取決于公民社會捍衛民主共存方式的決心。就在本周，米萊在總統府接待了科技大亨彼得·蒂爾，此人曾多次表達對自由民主的蔑視。

3月，這位阿根廷總統還前往匈牙利，為維克多·歐爾班助選，后者被米萊稱為“非自由民主”的全球代表，其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對新聞自由的打壓。歐爾班在選舉中慘敗，這證明了摧毀民主秩序并非易事。阿根廷在抵制此類企圖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

在這一系列過程的背后，始終圍繞著關于哈維爾·米萊的那些老問題。他的執念、狂妄和越界，究竟是他曾經行之有效、如今在項目受挫時反復使用的手段？還是他無法控制、令其深陷其中并驅使他與全世界為敵的強迫癥？

無論如何，人生苦短，不應與那些頻繁使用如此令人不悅手段的人糾纏。如果社會遲早會讓他感受到這種行為的界限，那并不奇怪。那些不斷試探底線的人終會發現，遲早有一天，他們會撞上那堵墻，這對他們以及所有人來說，或許都是一種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