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男子三次拉黑民警，“團圓”后如何踏上真正的回家路？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編者按
3月底，原點欄目刊發了《被“被梅姨”拐賣的男孩，“回不去”的家》，記錄了被拐男孩林蔚（化名）的故事。從17歲被親生父母尋回，到21歲懸停在養父母和原生家庭之間，他的心靈無處安頓。這場“后團圓”故事里，他與親生父母相認卻無法相愛的情感“錯位”，牽動了不少讀者的心。報道也引發了社會對被拐家庭后期融入問題的討論——
當“團圓儀式”落幕，相機閃光燈和淚水退場，面對斷層的親情和陌生的生活，大多數已成年的尋親者該如何抉擇？他們與原生家庭后續產生的割裂與矛盾，是否會成為拐賣帶給每個個體的“二次傷害”？
在具體“融入困境”被看到后，我們將繼續追蹤當事人在認親后每個階段的心理變化，追問背后的社會支持體系該如何作為，才能幫助被拐賣人員走上真正的回家之路。本文將從打拐民警、長期介入被拐家庭心理干預的專業心理咨詢師以及相關研究者探尋的不同視角，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

胡祥雨警官幫助四川閬中市龍泉鎮82歲老太龐桂芳找回失蹤43年的小兒子。 受訪者供圖

認親前的“隱藏信號”

從事近10年尋親當事人團圓后的心理疏導工作，心理咨詢師郇玉峰發現了一個規律：當事人幼年被拐的認親事件中，“團圓”并非都會帶來喜悅和淚水，有時帶來的反而是當事人對未來更深的恐懼。

今年年初，郇玉峰跟蹤了一起“典型”認親事件，當事人翟馬杰的認親意愿，耗費了近一年時間才迎來轉機。

最初，這位已被養父母更名為趙少濤的36歲中年人，對“認親”極度抵觸，三次拉黑聯系他的民警微信——河南南陽市長年深耕在打拐一線的警官肖振宇特別提醒郇玉峰。

“彼時的翟馬杰，在養父母所在的城市河北邯鄲，過著平靜卻內心迷茫的生活。”郇玉峰和當事人接觸后發現。

作為全人心理研究院院長、本土心理學研究者，郇玉峰這幾年帶領團隊和河南省公安廳合作，為尋親家庭提供心理輔導和支持。但是省公安廳這幾年經辦的尋親團圓案例中，他的團隊介入心理援助的不足百分之十。

“不是不想提供心理援助，而是其余的尋親案例大多沒有所謂團圓后續，就中斷了。”郇玉峰解釋。

究竟哪些被拐案例值得社會投入精力促成“團圓”？一直在打拐一線的肖振宇警官有一套判斷標準——如果被拐當事人被尋回后，本人和原生家庭都已很淡漠，比如原生家庭父母年邁離世，家中只留下素未謀面的兄弟姐妹，雙方“團圓”僅僅是見一面，確認各自安好也就結束了；另一種情況是尋親雙方只有一方相認意愿強烈，另一方根本不愿被打擾，態度強硬，這時“團圓”也會成為口頭支票。

在長期幫助被拐人員重返家庭的實踐中，四川綿陽的打拐民警胡祥雨和同事們也摸索出了一套更尊重尋親者意愿的工作流程。一旦高度疑似被拐人員通過人臉識別比對到親人，胡祥雨在發給當地警方配合協查的函件中，會寫明請當地警方妥善處理，以“配合人口普查”等名義把當事人請到轄區派出所采集DNA。如果鑒定結果支持當事人為被拐人員，胡祥雨會叮囑當地民警循序漸進，詢問當事人是否知道自己身世、是否有回家和血緣至親相認的打算。

“能走到心理咨詢這一步的，大多是雙方有相認意愿，但面對多年的情感鴻溝，又一時不知所措。”郇玉峰指出。

從長達一年的追蹤中，肖振宇判斷翟馬杰和原生家庭屬于融入可能性較高的案例：翟馬杰一直有“找家”的愿望，從小就知道自己是被拐賣的，和養父母關系一直比較淡漠，還經歷了打架退學、青春期叛逆等人生灰暗時刻。他也曾向周邊人打聽親生父母的下落，但都未被正視。與此同時，遠在河南南陽老家的父親翟全林也一直未放棄尋找。和翟馬杰一同被拐走的母親王新芳，后來有幸逃脫回家，一直期盼著兒子回來，后來哭瞎了雙眼，含恨離世。

“雙方都想走近彼此，但無從入手。”于是肖振宇第一時間主動聯系了郇玉峰團隊。

但翟馬杰為何到了團聚的“臨門一腳”，變得猶豫不決？郇玉峰判斷，他年少時多次找家的意愿都被壓制了，潛意識里認為自己找不到了，當這一切真的發生時，卻出現了“退縮”的心理狀態。

僵持了好幾個月后，肖振宇捕捉到了翟馬杰尋親事件的“轉機”——翟馬杰離婚了。他和妻子分開的重要原因，是自己向妻子坦承了身世：他是被收養的，不是本地人，有朝一日可能會回親生父母身邊。這份因身世導致的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也是伴隨翟馬杰被拐后的“持續性創傷”。郇玉峰決定循序漸進破解。

郇玉峰擔心翟馬杰已接受了太多工作人員站在“助人者”位置居高臨下的勸說，例如：我們已經為你找家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很多努力，你父母也期盼著你回去……“細數其中的社會成本，對翟馬杰而言是一種道德負擔，反而會讓他想遠離。”

所以見到翟馬杰后，郇玉峰首先表態：“肖警官一直在幫助被拐孩子找家，這是他的人生使命，他只希望你獲得好的結果，你不需要回報他。我也十分愿意幫助你，這讓我感覺到自己的專業心理學是有用的。”給翟馬杰“思想減負”后，郇玉峰發現他神色舒展了很多，繼續寬慰道：“你被拐賣，本身是社會中極為不幸的事情，不是你的錯。現在你回歸原生家庭的路上，也應該得到社會力量對你的支持。”此時，翟馬杰也開始點頭回應。

這些配合的意愿，無疑是當事人發出的想要“回家”的信號。

胡祥雨也發現，這幾年收到的“找家”信息中，大約有一半都是被拐孩子主動發出的。尤其是這兩年，公安人臉比對、DNA鑒定等打拐技術愈發成熟后，更多人循著此前成功團圓的報道案例而來，希望找到自己的親人。

但如何捕捉并把握住這種“游離”的回家信號，理解當事人的真實處境，也是親人被尋回后，“團圓”能真正發生的前提。

在認親儀式中“重建”

今年1月初，翟馬杰終于踏上了返鄉認親之路。

出發前，他便得知家鄉的親朋鄰里為他準備了盛大的慶祝儀式。從南陽市區回老家的2小時車程中，郇玉峰全程陪同。翟馬杰坐得筆挺，忽然發問：“我見到家里人后該做什么？”

他最擔憂的是，自己看到近30年未見的親人可能哭不出來，也無法對親生父親第一時間喊出“爸爸”。擔心這一系列行為會被旁人指責成“冷漠”。

同時，翟馬杰也產生了“身份認同”的危機，他一直在追問郇玉峰：認親以后，我應該叫趙少濤還是叫翟馬杰？

郇玉峰在和他聊天中得知，為了能及時“抽離”尋親現場，翟馬杰甚至請求民警為他提前訂好了回程機票，做好了“短暫探望、即刻離開”的準備。

“你不要預設團聚時的場景，也不要壓制自己，就讓情感自然流露。”郇玉峰及時提醒。車快要駛進村莊時，他再次安慰道：“所有人在這場認親中都有自己要做的事，就像演電影一樣，你也有自己的角色，你不用顧慮旁人。”翟馬杰聽罷有了笑意。

進村后，翟馬杰在距離親生父親還有100米左右時，主動松開了郇玉峰和警官搭在他肩膀上的手，奔向父親。

他一下跪倒在父親身前，翟全林也俯身伸出手臂，父子倆緊緊抱在一起，發出了撕心裂肺的哭聲。翟馬杰的強烈情感能在瞬間自然表達出來，這讓郇玉峰覺得欣慰。但他發現，雙方在后來的交談時依舊有些不知所措。吃飯時，翟馬杰因為緊張，拿著筷子不停給父親夾菜。

翟馬杰認親現場，他跪地和父親相擁而泣。 受訪者供圖

生疏背后，是30年的情感斷層。“孩子回來了，您不要催促他做任何重大的人生決策，更不要問以后決定在哪里生活。”郇玉峰叮囑翟馬杰的父親翟全林。

他認為父子情感的重建，最好從生活中那些瑣事開始，比如一日三餐，寒暑溫飽。

“在認親以前，父母以為自己的愿望是‘看一眼孩子，確認他一切都好’。”郇玉峰觀察到，只是當團聚發生后，期待值總會不自覺變高，希望他能立即徹底回家、建立新的親情紐帶……

為了降低翟馬杰第二天就要離開帶給父親的心理落差，郇玉峰倡議翟全林主動表達，讓翟馬杰以工作為重，按時回邯鄲。翟全林也表現得很豁達，他說：“只要給我們一晚上單獨相處的時間，我帶他去看看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就夠了。”

郇玉峰在給翟全林做心理疏導。 受訪者供圖

父子倆來到已是一片廢墟的老房子前，翟馬杰臉上逐漸流露出痛苦、失落的表情。他開始追憶記憶里那條家鄉的小河，但已不見蹤影。

就在他們佇立在破敗廢墟前的近20分鐘里，陪同在旁的郇玉峰一直引導翟馬杰對童年的記憶碎片重新“捏合”，也不斷引導他們說出對彼此真正想說的話，給予對方力量。

“您是我血緣意義上唯一的父親，現在我終于找到您了。”翟馬杰在現場說出了一直掖在心里的話。

“你是我的孩子，你現在長大了，很多事情我都要放心讓你自己去做人生的抉擇。”翟全林回應道。

“他回到了久違的童年場景，在很短的時間里就會完成一次自我整合。”等到翟馬杰從老屋返回現實生活場景時，眼神更堅定了。

此時，翟全林也平和了下來，停止了向翟馬杰不斷訴說多年尋子艱辛和悲憤。父子倆再次相擁而泣。現場陪伴翟馬杰尋親的幾十號人，都感受到了父子倆在短時間內的變化，開始自發鼓掌。

郇玉峰在翟馬杰的認親現場。 受訪者供圖

這是一場被認親儀式催化的親情，但“儀式”并非每次都能得到親情的回響。2021年，四川綿陽公安深入落實公安部“團圓行動”，以打拐民警胡祥雨為核心成立了打拐工作室，至今已尋回1200多名拐賣失蹤人員，其中500個家庭在公安系統內組織了“認親儀式”。

有時“催淚”的認親儀式，恰恰也遮蔽了最真實的情緒表達。胡祥雨說起2024年他遇到的一個“棘手”案例。

4歲被拐的李坤鵬在35歲時被綿陽的親生父母尋回。認親現場，李坤鵬父母喂他吃米粉、當場贈送了房產。幾天后，父母開車送孩子回河南鶴壁養父母家。當車漸漸駛進李坤鵬童年長大的異鄉時，堆積在老李心中那種“孩子沒享受到本該有的良好教育和生活”的怨憤，忽然上揚。

他毫無保留地表達了對養家的不滿。這些話傳到李坤鵬養父母耳中，兩家的關系再度劍拔弩張，李坤鵬夾在其中，迷失了生活方向……

2026年2月2日，被拐37年的胡發祥（現名王鵬）與親生母親曹大姐、父親胡先生、妹妹緊緊相擁。 受訪者供圖

不斷被“修正”的親情

那次認親以后，翟馬杰父子看上去彼此融洽，但依舊藏著許多微妙的遺憾。父子倆分別單獨找過郇玉峰，向他講述對于對方的不解。

翟馬杰的心結在于，當他第一次回家認親來到母親墓碑前，想要放聲大哭一場時，卻被父親以“當地風俗不允許”為由厲聲攔下。

實際上，和翟馬杰一同被拐的母親，是他對童年這個家記憶最深的紐帶，也是他認親路上的最大動力。在母親墓前沒有用自己的方式紀念，成了翟馬杰心里過不去的一道坎兒。

“我媽媽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翟馬杰總是對郇玉峰如此描述記憶中的母親，但實際上他對母親的具體記憶已經模糊了。為了幫助他撫平內心的哀傷，郇玉峰讓翟馬杰畫出母親的模樣。

而翟全林最在意的，是兒子在養父母家中一直沒接受好的教育，導致后來成長中走了“彎路”。所以在后來的相處中，他總想告誡兒子不能再走錯路了，但他發現每次“說教”都會把彼此的關系拉遠。后來，他不知從何說起，總是戰戰兢兢。

為了調整翟全林的認知，郇玉峰會告訴他那些尋子路上十分坎坷、至今孩子生死不明的案例，提醒他最初“只希望孩子平安健康”的初心。這時，翟全林才會釋然些。

郇玉峰也曾聽翟馬杰說過，他未來更大的可能還是留在從小長大的邯鄲，贍養養父母。“他們很可憐，只有我一個孩子。”翟馬杰也曾向郇玉峰表達過，更想把親生父母家當成一門親戚來走。

但翟全林對養父母的感情卻很復雜，感激他們撫養孩子，也認定他們是人販子的“幫兇”。他曾向兒子表態：“一輩子都不想見到他們。”

父子倆各自保留著對于親情的不同理解，也達成過短暫共識。2026年春節，翟馬杰在養父母的鼓勵下回到河南老家，陪父親和姐姐過年。

這一做法，也符合胡祥雨這幾年對被拐人員融入“抉擇”的觀察——被尋回時已成年的情況占到絕大多數，其中90%的成年人在團圓后，會選擇依舊留在養父母所在城市，因為在那里他們已建立了穩定的生活系統。

“所以在這個階段談論尋回后的家庭融入，指的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間能夠保持互相關愛、經常走動的狀態，經常能給彼此通個電話，這已經是非常理想的狀態了。”胡祥雨說。

“成年被拐者主動融入原生家庭的案例很少，不足三分之一。”2015年開始，西北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李鋼教授團隊一直在跟訪認親時已成年的5名被拐兒童，試圖理解他們融入原生家庭的種種困境。

李鋼發現，被拐孩子與養家一旦產生新的情感連接，會慢慢取代他們對親生父母的記憶與感情，使得他們在找回后對親生父母感到陌生甚至排斥，認為親生父母的到來打亂了自己原本的生活。

李鋼非常贊成一位接觸眾多被拐尋回案例的檢察官得出的結論：“被拐兒童與親生父母之間情感的疏離，是拐賣兒童犯罪最為殘酷的現實之一。”

李鋼團隊在研究中還發現，被拐者總是呈現自我認同感削弱——不愿談及身世，同時負面情緒擴張，對社會的反抗與敵意較大，易誤入歧途。與此同時，親生父母對歸來孩子的挑剔、遺憾，也會將被拐孩子不為人知的舊傷“撕開”。

在種種偏見與錯誤認知面前，讓各方真實的聲音有機會被“看見”，尤為重要。

后來對李坤鵬一家尋親后續的追蹤中，胡祥雨多次向他本人解釋了父親“憤怒”的來源——一種無法和時間對抗，只能眼睜睜看著親生兒子在社會底層踐行生活的心疼和無奈。

但最終讓李坤鵬內心有所觸動的，是當他決心買輛冷鏈貨運車跑長途改善生活時，親生父母聽說了，立即拿出10多萬元支持他的想法。后來，李坤鵬在貴州跑貨運時突發急性闌尾炎，無助之時告訴了胡祥雨，胡警官又轉告給李坤鵬父母。兩位老人立即開車動身前往貴州照顧兒子。

而另一個被親生母親視為“問題女孩”的被拐孩子云云，在遭遇母親對其“借貸不務正業”的攻擊后，許久未和母親聯系。胡祥雨在了解女孩的難處后，又再次和她母親解釋，幫助母女倆破冰。

在一次次經由胡祥雨充當“傳聲器”的過程中，被拐當事人和親生父母之間消弭了許多誤解。

社會合力“托舉”個體選擇

在公安打拐領域深耕多年的胡祥雨，明顯感覺到這幾年打拐問題的社會綜合治理已達到了歷史最好階段。

國務院2021年頒布的《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2021—2030年）》，也明確提到了堅持和完善集預防、打擊、救助、安置、康復于一體的反拐工作長效機制。胡祥雨所在的公安系統內部，也在不斷提升民警面對被拐事件當事人的心理危機處置能力，不定期會有當地婦聯、民政系統的心理老師來給基層民警做相關的心理學知識培訓。

胡祥雨也意識到：“作為公職人員，在社會信任度上，對于消弭尋親家庭的沖突有天然介入優勢。很多人會在遇到困難時第一時間想到你，或是把一些不好張口對彼此說的話轉述給你。”現在，被拐人員尋親團聚案例的基本流程，都是辦案民警承擔和幾方當事人的前期溝通，這會在短時間內讓當事人更容易建立信任。

被拐山東聊城的綿陽安州區男孩楊二娃在團圓現場，與親生父母及大姐實現了離散37年后的團聚。受訪者供圖

但郇玉峰也發現，不少民警并不具備與此類敏感脆弱當事人溝通的能力，如有專業社工一類的角色能夠參與其中，將會更好推動“被卡住”的親情向前一步。

李鋼教授也認為，目前認親后的社會支持體系仍有待完善。大部分外部支持會迅速撤出，公益機構通常缺乏長期跟蹤的資金和專業人力，深度的心理干預和社會融入支持相對較少。

而孩子“回歸”后，親生父母通常帶有愧疚、焦慮和過度補償等心理，對孩子來說有時是一種無形的壓力；孩子也常伴有身份認同危機、忠誠沖突、創傷后應激等問題，與親生父母接觸時充滿糾結和矛盾。

郇玉峰始終堅持，每一次“尋親團圓”的主人公會因為后續社會支持體系的不同，走上不同的軌道。但目前郇玉峰團隊為近50個尋親家庭提供的心理咨詢，均以公益服務的形式達成。

“肖振宇警官也曾多次想要幫忙申請額外的補助，但尚未實現。”郇玉峰描述。這背后其實是在打拐團圓事件中，社會支持力量的專業價值是否能得到認同的問題。

“如果政府相關部門和公益機構能進行專業的心理疏導，幫助父母理解孩子的‘冷漠’或‘怨恨’，學習如何在不施加道德壓力的情況下重建信任；幫助孩子處理‘被拋棄感’，重新學習解讀父母的行為，這將給親子關系修復帶來很大幫助。”李鋼教授表示，

胡祥雨作為打拐民警，一直在延伸自己對打拐家庭的“追蹤時長”。只要后續有愿意和自己溝通的被拐家庭成員，他就有義務為其提供在彼此融入階段的幫助，“這并非打拐工作的額外幫扶，而是這一系統工作本身。”

“民警牽頭，專業社工、志愿者能夠在第一時間同步加入，成為有力的補充”，或許是一個更為現實的幫扶模式。

關于是否應該“回家”這個問題，這些年郇玉峰從未給過任何被拐孩子所謂的標準答案。

他把自己的角色定義為支持者，盡力支持當事人經過深思熟慮后做出決策，不加所謂“道德評判”地把生活主權還給當事人：“無論何時，在尋親事件中，當事人的發聲才是最有力量的。”

原標題：《被拐男子三次拉黑民警，“團圓”后如何踏上真正的回家路？》

欄目主編：王瀟 文字編輯：王瀟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楊書源 童茵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