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反復無常一年半，歐洲盟友忍無可忍：對美信任已崩塌

短短一年半時間里，美國的外交政策，以及其長期以來的利益和聯盟關系，都被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個人意志所左右。今天他說北約毫無用處，明天又威脅要摧毀伊朗。

如果放在其他政府，這樣的表態足以引發外交地震；但在特朗普任內，現實后果卻越來越有限。隨著夸張言辭、威脅和政策反復不斷升級，世界對華盛頓的重視程度也在下降。美國在國際關系中的影響力，是否正在遭受永久性損害？

西班牙前外交大臣阿蘭查·岡薩雷斯·拉亞認為，這種裂痕十分深刻，其后果將超出特朗普個人任期。跨大西洋關系專家路易斯·西蒙則認為，美國與世界關系的基礎仍然存在。

數十年來，跨大西洋關系一直建立在共同利益、戰略互信，以及一種共同信念之上：即便偶有分歧，美國和歐洲仍屬于同一個政治共同體。如今，這一前提已經不再成立。

這不是一次暫時性危機，也不是一個隨著政府更替或某次成功峰會就能化解的新一輪緊張周期。雙方關系已經進入一個結構性不同的新階段，其特征是不斷累積的不信任。

改變的不只是語氣，更是關系本身的性質。美國如今不再只是行使領導力或霸權——無論這種霸權受到質疑還是被接受，至少過去是清晰可辨的——而是越來越像一個愿意削弱、分化甚至壓制歐洲一體化項目的力量，只要這一項目妨礙了它的國內或戰略優先事項。

很長一段時間里，即便在摩擦最嚴重的時候——比如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貿易緊張——雙方仍普遍期待關系能夠“重啟”。人們默認這種關系本身具有韌性。

但今天，這種期待已經消失。每一次沖突都不再會被下一次示好所抵消，而是繼續疊加，成為更深一層的不信任。

美國單方面對歐洲產品加征關稅，不只是一次貿易爭端。這意味著，歐洲市場可以被當作經濟對手，而不是戰略伙伴。

針對格陵蘭島的一再威脅——無論現實上是否可行——則打破了一項關鍵禁忌：歐盟成員國的領土主權，本不應成為跨大西洋博弈的一部分。這個事件遠非軼事，它迫使歐洲人直面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華盛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將歐洲視為一個政治主體，而不是一個可以任意處置的戰略空間？

作為雙方關系傳統支柱的北約，如今也不再是信任的錨點。美國對自身承諾的持續含糊、以交易邏輯提出的要求，以及將聯盟工具化用于國內政治，都在侵蝕“共同安全”這一觀念。

烏克蘭戰爭非但沒有修復雙方關系，反而帶來了新的緊張：包括對沖突如何結束的分歧、歐洲應承擔多少經濟代價的爭議，以及長期風險如何分擔的問題。

但也許最深刻、同時又最少被公開討論的變化，是美國對歐盟成員國內政介入程度的上升。這已經不是低調的外交施壓，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意識形態親近。

而是公開支持那些質疑歐洲一體化本身的歐洲政治力量。過去，這些政治團體主張本國退出歐盟；如今，它們宣稱要“從內部改變歐盟”，而這恰恰與美國政府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

特朗普不是一種異常現象，而是既有趨勢的加速器。美國相對收縮、經濟利益的國家化、對多邊主義的不信任，以及對領導角色的疲憊感，都早于特朗普出現。“美國優先”并非由他憑空創造，而是被他明確說了出來。如今，這套觀念已經滲透進美國政治體系的核心部分。未來任何一屆政府都無法忽視，這些立場擁有持久的社會支持。要改變這一點，美國人必須為這個國家建國者所設想的民主項目之靈魂而斗爭，而這只能由他們自己完成。

至于歐洲，很明顯，官僚層面的善意已經不足以彌補政治層面的脆弱。經濟相互依賴也不足以自動帶來信任。外部壓力同樣無法再把西方自然團結起來。

承認這一點，并不意味著夸大其詞，也不意味著希望跨大西洋關系走向衰弱。這只是為了更理性地應對風險所必須具備的清醒判斷。與其等待過去那種跨大西洋“常態”回歸，歐洲更應把自己當作一個政治行為體來行動，不再把美國的善意視為理所當然。

維持穩固而穩定的跨大西洋關系，仍然符合歐洲的根本利益。要做到這一點，歐洲需要把審慎制度化，以成熟政治行為體的姿態行事，并向華盛頓證明：與歐盟合作之所以有價值，恰恰在于歐洲已經不再依賴美國才能存在。

如果要問美國在世界上的權威是否已經破裂，直覺上的回答——尤其在歐洲——往往是肯定的。相關論點并不陌生：伊朗問題上的做法——無視國際法、不與盟友協商、事后又要求盟友支持，甚至公開施壓——并不被看作孤立事件，而是此前一系列侵蝕的頂點。

這種侵蝕來自華盛頓接連不斷的決策：從烏克蘭到關稅，再到它對歐洲態度的曖昧，甚至包括格陵蘭島這樣的事件。這些都早已讓外界對美國的可靠性產生懷疑。于是，結論似乎順理成章：美國已不再可靠，是時候尋找替代方案了。

但這種解讀有一個值得商榷的前提。國際關系的運行，主要并不遵循規范性標準，而是由權力動態所支配。所謂權威，包括美國的權威，也不是懸浮在權力平衡和利益計算之上的；它恰恰建立在這些基礎之上。

歐洲似乎一直難以真正接受這一現實。我們反復說，自己生活在一個“更具地緣政治色彩”的世界、一個“戰略競爭”的時代，必須用權力的視角思考問題。

但在解釋和回應國際事件時，我們仍習慣訴諸規范性范疇：國際法、多邊主義、全球治理。這不只是因為天真，也因為對中等強國或次級強國而言，規則和制度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它們免受大國恣意行事的沖擊。

問題不在于這些概念毫無意義，而在于它們只是次要因素。在國內層面，法律之所以有效，建立在一個根本前提之上：國家壟斷合法暴力的行使。這正是馬克斯·韋伯所指出的主權核心。沒有這種壟斷，就沒有真正有效的法律。

而在國際層面，這種壟斷并不存在。世界上沒有全球國家，沒有權力分立，也沒有一個能夠確保規則得到執行的最終權威。存在的，是無政府狀態。

在這樣一個無政府世界里，國家間的權力平衡始終覆蓋在規范與制度架構之上，而后者本身一直脆弱，歸根結底依賴于前者。

過去三十年里，美國霸權讓外界產生了一種仿佛存在某種秩序的幻覺。但全球化、國際制度以及某些國際合法性觀念，并不是源于普遍共識，也不是世界逐步走向規則治理的自然結果。

它們是在美國霸權的庇護下發展起來的：因為存在一個霸權國家，能夠維持這一框架，并在必要時強制推行它。如今，這一背景正在變化。美國的力量依然占據主導地位，但已不再是無可爭議的霸權。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世界正走向多極化，而是意味著美國的主導地位正越來越受到挑戰。這給許多國家帶來了更大的回旋空間，也讓它們在與華盛頓打交道時擁有更多重新談判關系的籌碼。

不過，有必要區分兩種不同意義上的“權威”：一種是規范意義上的權威，即聲望與合法性；另一種是結構意義上的權威，即與權力和國際體系位置相關的權威。

國際關系中的權威或合法性，主要并不取決于抽象或普遍的標準。這些因素終究是次要的。真正主導國家行為的，首先是國家利益，而國家利益在根本上是以權力來界定的。

這種利益又在很大程度上圍繞地緣政治陣營展開。就美國而言，各國如何看待它的權威，與其說取決于規范判斷，不如說取決于該國相對于華盛頓所處的位置。

對許多國家來說，與美國的關系仍將是最重要的坐標。它的盟友往往仍會把美國視為安全提供者——并不完美，甚至反復無常，但幾乎無法替代。

而它的競爭對手則會把美國的每一步都視為印證自身敘事的證據，并借此強化自己的修正主義戰略。這并不意味著什么都沒有變化。當一個大國開始以掠奪性、榨取性的方式使用自身地位，試圖從盟友和對手身上同時榨取最大讓步時，它也會加速侵蝕自身權威。

從這個意義上說，華盛頓近期的做法，正推動許多盟友分散風險、增加國防投入，并探索更大的自主空間。但這種分散也有其邊界。

在歐洲，情況更為復雜，但未必更有希望。這里既有北約這樣的多邊結構，也有歐盟自身的機制。歐盟至今仍面臨集體行動、戰略一致性和協調能力等結構性問題。

事實上，如果沒有美國作為凝聚力量、并在歐洲內部競爭中發揮緩沖作用，當代歐洲的穩定局面就無法得到充分解釋。

因此，盡管疑慮重重，大多數歐洲國家似乎仍更愿意抓住與美國結盟這根“救命稻草”——哪怕這根“稻草”越來越不可靠——而不是在缺乏現實替代方案的情況下，認真轉向其他選擇。

美國的權威并不是在抽象層面上被決定，也不會以同樣的方式在各地同時失去。它會隨著具體戰略環境，以及評估者自身利益的不同而被重新定義。

它在規范層面的權威或許已經受到侵蝕。但它在結構層面的權威——建立在實力、聯盟體系以及缺乏可信替代方案之上的那種權威——仍然存在。

當然，這種權威也并非不受沖擊。它正遭遇越來越多質疑，承受越來越大壓力，而且可以預見，美國的盟友也會越來越多地嘗試分散風險。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已經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