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教育與階層的躍遷

文丨陸銘，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我來解釋一下什么叫階層的躍遷？在學術研究當中，我們有另外一個詞叫做“流動性”。它的意思是指，我們如果把一個家庭的父母，他的收入、教育、職業這樣的因素看一下，然后再看一下他們孩子的收入、教育和職業，如果父母和孩子的收入、職業、教育的相關性是非常強的，那么就說明什么？說明在代際之間流動性是很低的，出現了所謂階層的固化。相反，如果要是父母的教育、收入、職業，跟孩子的收入、教育、職業沒什么太強的關系，這就說明中國的古話的一種現象，叫做“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窮人家的孩子通過自己的努力，也有獲得高收入高教育水平這樣的一種機會，階層的流動性就比較強，相反就出現了所謂的階層固化。

　　 在學術研究當中，不僅大家感興趣代際之間的流動性，有的時候我們也去看代內之間的流動性。也就是說，今天我把不同收入的人群按照收入分分組，再過10年或者20年，我再把同樣的人群按照收入分分組，如果每一個人收入的組別都幾乎不變，說明這個社會沒有什么流動性。如果一個社會的不同收入階層人群他所在的收入的組別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說明這個社會是充滿著收入的流動性。這個社會就會讓大家顯得比較有希望，因為今天哪怕你收入比較低，你過若干年是有機會發家致富的。

　　 從全世界范圍之內來看，每一個國家的收入或者階層的流動性是怎樣的呢？總體上來講，在發達國家之間，相對來講美國的收入流動性是比較強的。同時，美國的收入差距也比較大。相反在歐洲國家收入差距要比美國要小得多，但是歐洲社會的收入流動性也比較低一點。所以如果你要去問一個歐洲人，或者問一個美國人，還真的有過這樣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美國人其實對于收入差距反應沒有那么強烈。

　　 相反，歐洲人對于社會巨大的收入差距就表現出強烈的不滿，這個也比較好理解。因為如果一個社會收入差距大，但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發家致富的話，就產生了我之前所講到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現象，大家也都對收入差距不是那么的在意了。而美國夢其實就有兩種含義：第一，實現收入的增長；第二其實就是實現階層的躍遷。

　　 講完了其他國家的現象，我們再來看一下中國的情況。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有40多年的時間了，總體上來講中國的收入和社會的流動性在改革開放之初的時候，其實是比較高的。在那個年代，哪怕你真的沒有讀過書，你也可能成為一個創業者，成為一個企業家。還有你的孩子很有可能能夠讀大學，這樣的話在代際之間就可以出現比較強的流動性。但是遺憾的是，學術研究發現，中國居民的收入、教育和職業的代際流動性都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如何看待這樣一種現象呢？

　　 我們客觀來說，這種收入或者教育的代際流動性的下降，它是兩面性的，它有正常的一面。比如說我們在之前的課里講到過，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居民的教育回報率是在上升的。放到今天我們這個話題里，你會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在改革開放之初的時候，哪怕沒有讀過書的居民也可以創業，也可以發家致富，或者在股市的初期，有一些膽子大的低收入者，通過買股票實現了收入的快速增長和財富積累。這個時候整個社會的流動性它也是強的，而如果要是教育回報會提高的話，那么讀書越多的人總體上來講他的收入水平就比較高，而且收入的增長的速度也會比較快。在這個因素驅動之下，其實社會的流動性也會有所下降，因為這樣的一種教育回報上升而導致的社會流動性的下降，有正常的甚至可以說是積極的一面。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另外一些條件之下，收入的流動性下降可能就是一件壞事了。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經常聽到“拼爹”這樣一個說法，我們還有一些俗語叫做“農二代”、“富二代”、“官二代”，講了各種各樣的因素導致的父代收入和教育水平能夠轉移到子代的教育或者收入的水平，從而導致了大家所認為的階層的固化現象。

　　 教育或者收入的階層固化，這個現象到底應該怎樣客觀的去認識它呢？或者說我們怎么辦？可以去克服教育和收入的流動性的下降，我們也要來仔細地分析一下。

　　 在中國的傳統里，的確我們都認為教育應該起著增強社會流動性的這樣一種功能。自古以來，中國的科舉制度其實起到了這樣一種增強社會流動性的功能。在歷史上很多國家都出現了非常強烈的階層固化現象，有一個名詞叫做“門閥制度”。換句話來講，如果你要是出自于豪門，那么你這輩子可能就運氣很好了。但是如果你出生于寒門，可能你這輩子都沒機會。

　　 在歐洲、在日本歷史上門閥制度所導致的階層固化，都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社會現象。相比較世界上其他國家，中國倒真的通過科舉制度，給了很多貧苦家庭出生的孩子實現階層躍遷，并且獲得比較高的社會地位的這樣一種渠道。所以在中國人的觀念里面，教育就應該起到這樣一種增強流動性的這樣一種功能。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階層的固化或者說教育與收入的流動性的下降，它的確有一些不好的后果。放到中國今天來看，城市內部存在著巨大的空間上的教育不均等的問題。我們在之前的節目里講到過，中心城區集中了比較優質的教育資源，而且我們在改革開放以來，曾經有一段時間出現了教育的市場化的發育。在這個時候，有一些民辦的優質的學校實現了市場化的收費。逐漸中國還出現了一些國際學校，這樣的一些優質教育資源，的確只有收入和社會階層比較高的家庭能夠承擔。于是就產生了家庭的收入和教育背景，能夠傳遞到子代的收入和教育背景這樣的一種現象。

　　 與此同時，中國還出現了高等教育的收費。在八十年代，其實中國的大學教育基本上是一個免費教育，但是后來隨著教育的普及化，國家覺得財政如果完全免費提供大學教育的話，可能是一個巨大的負擔，這個時候大學開始收費，這也使得一些低收入家庭覺得大學的學費有點不堪重負。

　　 不僅如此，我們在基礎教育階段也出現了一些不利于增強社會流動性的現象。我們在之前的節目里講到過，城市里的學區房現象。學區房現象又伴隨著另外一種所謂叫“居住區分割”現象。也就是說高收入的家庭聚集在一起，低收入的家庭聚集在一起，而且租房子還不能享受很好的獲取優質教育資源的權利。通常好學校只提供給社區買房子的家庭，這個時候，低收入家庭要獲取優質教育資源就很困難。

　　 與此同時，現在城市里面普遍存在一種現象，就是課外還要補課。而課外補課的這個市場，基本上是市場收費的，低收入家庭也會變得更加困難，難以支付課外補課的費用。再加上我在之前的節目里面講到過，由于中國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里面，存在一個龐大的非本地戶籍的外來人口的這樣一個群體。他們的隨遷子女往往只能上一些教育質量比較差，政府財政投入比較少的一些民辦學校。即便是在公立學校里面也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本地居民的家長不愿意讓自己的孩子去上那些外來孩子比較多的公立的中小學，這又進一步的加強了教育的代際的流動性的下降的問題。

　　 還有就不得不講到素質教育了。中國總體上來講，對于孩子的教育注重素質，它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在高考當中、在中考當中，都把升學的機會跟這個孩子的各種各樣學業之外的能力和才藝來掛鉤。但是坦率地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是很難在自己的孩童時期，獲得這些所謂的素質和才藝的教育的。

　　 由以上種種原因，導致了綜合地來看，中國的確出現了教育并沒有很好的、足夠的、像公眾所期待的那樣來促進社會流動性的這樣一種功能，甚至有可能出現一些趨勢，教育的獲取，特別是優質教育資源的獲取，越來越多地跟家庭的收入和教育背景掛鉤。這個時候恐怕教育甚至有可能強化階層固化，而不是增強社會流動性。

　　 那么怎么辦呢？首先，我們還是要強調要增加教育的總量。只有在增加教育總量的情況下，才能讓教育的均等化，不至于使得一部分既得的利益者覺得增加教育的均等化，是侵害到了自己的利益。其中特別是中國馬上要成為一個在人均GDP意義上的高收入國家了，其他的高收入國家人均的教育水平要比中國的人均教育水平高出大約4年，而且這些高收入國家基本上都是把12年的中小學教育納入到義務教育的范疇的。所以，我認為中國遲早而且應該盡快實施12年的義務教育，能夠增加教育總量，提高國民素質。其中不妨在基礎教育這個階段能夠鼓勵更多的大學生去做教師，但是這個要以提高教育的收入水平，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為前提。

　　 在過去的大約2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大學出現了一波擴招，這一波的擴招使得中國的大學生的人數從每年畢業大約100萬人增加到現在每年畢業大約800萬人。大學擴招的過程，客觀上其實更多地惠及到了低收入的第一教育水平的家庭，其中不少農村戶籍的孩子，總體上來講，對于社會的增強教育的普及性是有利的。所以總體上來講，大學的擴招增強了中國教育的普及性和教育的社會流動性。

　　 有一些朋友擔心，大學的擴招是不是會帶來大學生過多，導致教育的回報下降？如果大家聽完了我的語音節目就應該理解，這個問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對于大學生的需求總體上來講會提高，再加上通過城市化以及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可以從總體上維持高等教育的回報，甚至使得高等教育的回報是上升的。

　　 第二個方面，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特別是在全國范圍之內，要針對中小學基礎教育統一物質條件的標準。在城市內部不同的空間上，特別是中心城區和郊區之間，要進行教育資源的均等化。

　　 最后，就是社會力量辦學。中國從總體上來講，教育資源還是比較緊缺的。如果說政府的財政投入仍然在短期里面很難大力的加強教育總量的話，那么對于社會辦學，我認為應該持更加開放的態度。其中包括有一些慈善機構和社會組織，如果在做教育的扶貧，包括對城市內部的低收入家庭、外來家庭的孩子進行教育的幫扶，我認為從整個社會應該給予各方更加大的政策支持和關注。

　　 我們的一系列的有關城市化和城鄉發展進程當中的教育這樣的一些語音節目，希望能夠澄清有關教育發展的一些認識上的誤區，并且能夠一起呼吁大家能夠集我們整個社會的力量來推進中國教育的發展，尤其是關注那些低收入家庭以及城市化進程當中的移民家庭的孩子，還有包括在農村地區的留守兒童的教育質量和水平的提升，能夠為我們下一階段中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的健康的發展，提供更加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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