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主義大流行

文丨 西奧多·達林普爾，吳萬偉 譯

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的效果之一就是在大眾傳播媒體中引發(fā)了產業(yè)化數(shù)量的而且更高級一些的陳詞濫調。（疫情帶來的一個很少被人提及的好處是，當你給人打電話時，多多少少更加肯定他們應該是在家的。）毫無疑問，因為社交距離和居家隔離，因為缺乏可寫的東西，任何喜歡寫東西的人可能都變成了哲學家，因為哲學往往是你既想躋身報刊頭條卻又無話可說時的救命稻草。在沒有任何事情發(fā)生時，各種抽象概括和論述就會應運而生。

抽象概括和未來：新冠病毒疫情將給世界經濟和人類歷史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是否能夠永久性地改變我們的心理？是變好還是變壞？它會增加我們對上帝的信仰嗎？會成為無神論蛋糕上那錦上添花的糖霜嗎？作家怎么能抗拒這些無法回答的問題的誘惑呢？這可是寫應景文字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啊，疫情過后誰也不會記得或者在乎你說了什么不靠譜的鬼話。

雖然人們仍然相信預言的藝術和科學（或者什么別的說法）這個事實，但沒有人能預測這場疫情及其效果。當然，有相當程度的科學幻想小說預測到了一種可能導致人類毀滅的致命病菌或病毒，但是新冠病毒 Covid-19遠遠沒有到威脅人類生存的地步。無論如何，一種模糊的想象出的未來常常同樣有很大用途，就像未來某個時候股票市場會上漲或下跌等具體預測那樣。預測要想有什么用途，就必須與時機有更密切的關系，否則只能增加人們的焦慮。從功利性角度看，人們也不妨去考察雞內臟意味著什么。

但是，有關未來的預測就像先驗論，我們作為有意識的存在，只要活著就不可能離開預測。或許我們應該將預言區(qū)分成為教訓和效果，兩個相關但并不相同的類別。有些教訓沒有效果，有些效果沒有教訓。我們需要記住的是，任何歷史體驗都有可能讓人得出錯誤的結論。

疫情暴露出我們生活狀態(tài)的某些情況嗎？或者我們之前沒有意識到的情況或者如果我們沒有思考過就根本不知道的情況？非常明顯的是，這等于陳詞濫調，不僅生活本身而且我們構建的經濟也命懸一線，它分崩離析的速度迅雷不及掩耳。莎士比亞在另外一個場合說過，“沒有了紀律，就像琴弦繃斷，聽吧！刺耳的噪音隨之而來！”《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譯注）（他在說的是社會等級差別，而我們在討論的供應鏈和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如果我們停止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可能意識到，從戰(zhàn)略上說，將所有商品的生產都外包出去是多么不明智，尤其是外包給遙遠的未必仁慈的友好國家。

但是，我們自己的習慣---也就是說，多年來甚至可以說幾十年來，花費的錢比我們賺的錢要多恰恰就是要求這個樣子。為了維持擁有償付能力的幻覺，我們不得不制造更多金錢，并且保持利率很低的狀態(tài)；但為了避免顯出通貨膨脹的樣子（雖然不是現(xiàn)實），不得不保持物價（除了不動產和金融資產外）的低位。做到這一點的唯一辦法就是把商品生產外包給成本低的經濟體，啊，就在如此（voilà！ ）。多虧了新冠病毒的幫助，我們現(xiàn)在終于認清了自己的經濟處境。

當然，人類生活的問題就是我們永遠從實際處境開始而不是從應該所處的處境開始，如果我們比實際情況更聰明一些的話。我們一直不得不做在特定處境下最好的選擇，雖然我們往往把事情搞得一團糟。因此，整個惡性的卻有意思的循環(huán)就一次次重新開始。

至于說到教訓，他們學到的教訓很快就忘記了（總是如此）---除非是錯誤的教訓，它反而通常最持久。教訓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沒有人同意正確的教訓到底是什么樣子。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教訓過去是什么，現(xiàn)在是什么？多民族組成的帝國腐朽崩潰了，民族國家毫無例外都是擴張主義者，渴望和平的國家都必須為戰(zhàn)爭做好準備，只有徹底的和平主義才能確保世界免于大動亂的侵襲？歷史給民眾講授的教訓并不是像小學女老師那種傳統(tǒng)，從來不允許任何學生頂撞。

而且，講授的教訓可以在個人的、集體的或者政治等不同層次上進行。在個人層次上，人們往往了解到，出現(xiàn)物資短缺時，人們缺乏的東西有很多對幸福來說并非必不可少；這反過來暗示物質主義是錯誤的，在這個意義上幸福生活是和應該是消費更多物質商品，無論它們被定義為精致的食品還是復雜的電器，結果，我們都有長期追逐假神的歷史。

畢竟，只要正常的服務得以恢復，又有無盡頭的供應和大量物質商品的選擇，我們將重新回到從前的物質主義中，這個教訓就忘了。我們從前的信仰即物質商品的消費并不是那么重要，對人類的幸福并非必不可少，并不是不真誠的，就像節(jié)食者的減肥欲望并非不真誠一樣，但是，只要停止節(jié)食，體重很快就會重新恢復。簡單地說，心有余而力不足。疫情或許教導了我們什么東西，我猜想，但是僅僅因為教導了某些東西并不意味著我們將教訓學到心里去了。

至于疫情在集體的或者政治的教訓，我的反應更多是擔憂而不是高興。在我看來，它們似乎進一步強化了威權主義的趨勢，使得政府官僚在威權主義傾向方面變得更加大膽和肆無忌憚。令人吃驚的事情之一（或許我應該說令我感到吃驚的事情之一）是民眾都溫順馴服地接受嚴厲的隔離措施，這可能讓斯大林都羨慕嫉妒恨，形形色色的技術專家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建議，但他們的觀點有時候還相互打架。據我所知，民眾似乎沒有向當局提出要求，要他們拿出強加在民眾身上的嚴厲限制自由的所謂合理措施的證據。我猜想民眾心甘情愿接受這些規(guī)定的鼓舞人心的解釋是，這已經表明雖然反對黨領袖在提出反對意見的種種泡沫，民眾還是相信當局在根本上是在做正確的事。因此，雖然當權階級的思想和道德水平實在太差，另我們感到悲哀，但是我們的蔑視仍然有一些邊界。換句話說，我們相信政府機構雖然被笨蛋們指導和控制，畢竟仍然在運行之中。

通常，并不如此樂觀的解釋也有可能。我們現(xiàn)在的民眾已經習慣于受到管理，相信這是為了我們好。在面包和看馬戲政權（a regime of bread and circuses指統(tǒng)治者為了籠絡人心所施展的一種小恩小惠的手段----譯注）管理下，我們已經不再有獨立的思想和行動，已經變成了托克維爾（Tocqueville）所說的美國人在民主政權下變成的那個樣子，一群溫順的綿羊。只有在邊緣性地方---如巴黎郊區(qū)（banlieues ）的販毒者才會實際上反抗這些管理規(guī)定，不是出于思想理由或者追求自由的名義，而是因為他們渴望像從前一樣做生意。（在此，我或許應該提及，自己也是這群綿羊中的一只）。

　　 在英國，無論如何，疫情已經暴露出警察能夠多么迅速地從保護民眾的民間力量迅速轉變?yōu)樗坪踉跍收碱I區(qū)內的準軍事部隊在開展工作。這種轉型并不完全是新鮮玩意兒，畢竟，警察作為體面公民的朋友的時期早已經過去。在各種壓力之下（來自知識分子的壓力不是最小的），他們已經變成往往欺負老實人的效率低下的秩序維持者，只有遵紀守法的公民才真正害怕他們。

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變化是在多年之前，一位交通警察要求我出示駕照。“啊，西奧多。。”他開始稱我的名字，而在幾年之前，他本來是要稱我“先生”的。這個轉變說明了很多問題。我已經從他的上級，可以對他下達權威指令的公共機構的成員，轉變成了他的下屬，他可以居高臨下地隨意要求我保持秩序。他現(xiàn)在是老板，我則變成了他的小嘍啰。

制服的改變也朝著這個方向走。傳統(tǒng)上，自從英國最杰出的首相之一羅伯特·皮爾（Sir Robert Peel）爵士以來，英國警察的制服都沒有威脅性，而且是故意這樣的，它的權威更多是道德上的而不是依靠武力。但是現(xiàn)在，它被彩帶裝飾成為鎮(zhèn)壓機器，即便不是鎮(zhèn)壓，在實際上也壓迫了很少應該被壓迫的人，原因不過是防止有人反抗。現(xiàn)代警察震懾的只是那些根本無需恐嚇的人，而那些真正需要警察制伏的家伙都很清楚，警察根本就是被粉飾的墳墓，是一群飯桶。偶爾，法國警察進行了類似的外表改變，不過變得更糟糕：給人安慰的軍帽（képi）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蠢貨棒球帽，有些警察下身穿牛仔褲，上身穿黑襯衣，背上有警察字樣，這根本就不難摹仿，讓人根本不可能知道遇到的警察到底是真的警察還是個冒牌貨。

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已經成為提升英國警察形象的契機。因為注意力集中在虛假犯罪諸如仇恨言論而犧牲掉關注真正的犯罪如襲擊和入室搶劫， 更不要說巴基斯坦裔黑幫欺負女孩子的有組織犯罪了，英國警察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現(xiàn)在，他們想象自己是在履行寶貴的公共服務，在維持法律的同時保護公眾的健康，能夠隨心所欲地欺負民眾了。因此，他們已經從原來的道德和身體懦夫一躍成為擁有美德的英雄。

當然，欺負普通公民的話，他們不大可能會報復，即便報復也肯定有風險；不像真正的作惡者或者違法亂紀者，他們往往是窮兇極惡的家伙。事實仍然是，雖然很多警察個人都是出于某種理想主義而加入警界，渴望為社會做貢獻，但他們的天真幻想很快就被殘酷的現(xiàn)實撞得稀巴爛，道德腐敗、領導力破產的上司為了爬上高位不惜對政治正確的要求亦步亦趨。現(xiàn)在因為有機會防止病毒擴散，人們期待警察做事，警察最初的理想主義的微弱余燼毫無疑問被重新點燃了。不過，至少有些警察的作為遠遠超過了靈活的和模糊定義的權威，開始搜查公民的購物袋以便決定他們是否囤積緊俏物資。這就太過分了，最終引起人們的抗議，警察平息了抗議。

不管怎么說，疫情顯示，無論我們的傳統(tǒng)是什么，我們并沒有所希望的那樣能抗拒威權主義的誘惑，權威很少滿足于維持在設定的邊界之內，就像帝國主義強國總要尋求擴張的手段一樣。而且，公共健康雖然足夠真實，仍然能變成能夠讓一切都顯得微不足道的閃米族神莫洛克（Moloch）。畢竟，任何人類活動都不可能不造成健康方面的后果，要么是個人的要么是集體的，畢竟，個人的事情積累起來就變成公共事務了。我們已經了解到，公共健康是最高程度的人類利益，是所有其他好處的前提條件。因此，關心民眾的政府因此有權利，不，有義務干涉我們的生活以便確保我們健康。已經拿到的權威很少會主動再奉還的。

作者簡介：

西奧多達林普爾（Theodore Dalrymple），《城市雜志》編輯，曼哈頓研究院研究員，著有《不是砰的一聲垮掉，而是輕輕地啜泣著消亡：衰落的政治和文化》包括《走進美麗的世界》和短篇小說集《適當程序和其他故事》、《存在的恐懼：從傳道書到荒謬劇場》、《悲傷及其他故事》等。譯自：The Pandemic of Authoritarianism by Theodore Dalrymple，https://www.newenglishreview.org/custpage.cfm?frm=190067&sec_id=19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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