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向陽等：新冠疫情加速世界百年大變局

作者簡介：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課題組

組長：陳向陽；成員：付宇、孫茹、姚琨、王磊、韓一元

一、新冠疫情疊加多重挑戰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不僅造成“百年一遇”的全球公共衛生災難，還引發各國經濟、社會、政治等多重危機，與此同時其他全球性挑戰繼續發酵，世界面臨嚴峻考驗。

（一）全球疫情嚴峻復雜

新冠疫情蔓延擴散業已幾輪，并呈現常態化、長期化、反復性態勢。目前歐美、拉美、南亞等地疫情依然嚴峻，就連之前已控制疫情的東亞也出現了反彈。世衛組織于2020年3月11日正式將新冠肺炎疫情定性為“全球性大流行”，一百多個國家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或實行封鎖限制，截至今年1月，全球確診病例已突破9000萬，死亡病例超過200萬。美國成為全球受新冠疫情影響最大的國家，單日新增病例屢創新高，死亡病例占全球總數近20%，累計確診病例已超過兩千萬。當前隨著北半球進入冬季，疫情反彈勢頭更為猛烈。美歐疫情尤其惡化，多國新增病例再度呈“指數級”增長，法國總統馬克龍警告稱，歐洲與新冠疫情的苦斗恐怕至少要持續到2021年夏季。

疫情引發經濟、政治、安全等多重危機。聯合國2020年6月發布的《2019冠狀病毒病——聯合國全面應對舉措》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不僅是衛生危機，更是經濟危機、人道主義危機、安全危機和人權危機，凸顯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嚴重脆弱性和不平等。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稱，疫情影響恐將持續幾十年。一是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遭遇空前大考。新冠疫情令許多國家的醫療系統嚴重超負荷甚至癱瘓，世衛報告稱疫情暴發以來全球90%國家的關鍵醫療服務都受到影響，近四成國家的防疫體系遭遇困境，并導致非新冠病患和弱勢群體的健康和生活受到嚴重威脅。〔1〕疫情也對民眾心理健康產生深遠影響，美國醫學專家彼得·霍特茨警告稱，新冠病毒將困擾一代人的心理。〔2〕二是致使全球經濟陷入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嚴重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0年10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深度衰退，全球增速預計為-4.4%。〔3〕蓋茨基金會稱，疫情造成的全球GDP損失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兩倍。〔4〕疫情使世界經濟不確定性急劇升高，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產業鏈供應鏈循環受阻，金融和能源市場劇烈動蕩，多國失業率攀升，嚴重依賴大宗商品出口、旅游或境外匯款的發展中國家尤其受害。三是加劇各國社會政治固有矛盾。疫情激化美國政黨對立與種族矛盾，催生大選變局，德、法、意等國為防疫強化社會管控招致大規模街頭抗議，疫情還引發歐亞、拉美多國政局動蕩。

（二）其他全球性挑戰疊加共振

以新冠疫情全球大暴發為首，跨國非傳統安全挑戰日益凸顯全局性和戰略性影響。

氣候變化危害加重。世界氣象組織等發布報告指，全球氣候變化并未因疫情而止步，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達到創紀錄水平，2016—2020年注定成為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五年，海平面上升速率遠超預期；氣候變化的影響越來越具有不可逆性，世界正脫離將全球平均氣溫相比工業化前水平的增幅保持在遠低于2℃或1.5℃既定目標的軌道。〔5〕極端氣候事件與日俱增，南北極冰蓋加速消融，超強臺風頻發，美國西海岸等山火肆虐，全球天災層出不窮。

全球糧食危機加劇。7月14日，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糧食計劃署和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世衛組織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發布《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指新冠病毒大流行將使全球8000萬至1.3億人面臨饑餓，加劇世界糧食系統的脆弱性及從生產、分配到消費領域的不公平現象，世界瀕臨近50年來最嚴重的糧食危機。非洲是受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其饑餓人口占總人口的19.1%，未來1至2年全球面臨嚴重糧食不安全的人數可能從疫情來襲前的1.49億增至2.7億。〔6〕全球減貧進程亦嚴重受挫，世界銀行預測，受疫情影響，極端貧困人口將出現“一代人以來的首次上升”，全球將增加約1億極貧人口。〔7〕

國際恐怖主義卷土重來。“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利用疫情趁火打劫、加緊作惡，其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殘余勢力仍多達1.8萬人，國際恐怖主義的滋生土壤遠未被鏟除。〔8〕

二、全球戰疫重塑國際戰略格局

新冠疫情加速世界百年大變局，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調整。

（一）大疫情加深大變局　

疫情使國際戰略格局的重構明顯加快。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指，新冠疫情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世界將不再是原來的樣子”，疫情已奏響了冷戰后時代的“終曲”。〔9〕

世界地緣格局“東升西降”勢不可當，國際權力重心自西向東加速轉移。東亞抗疫整體成效大幅領先歐美，中國高效抗疫舉世矚目，中、日、韓以及東南亞國家經濟率先重啟，社會秩序基本恢復正常；與之相反，歐美疫情反復不已，政府管控不力，社會怨氣加重，軟硬實力受損。

世界經濟與全球化格局深度重塑。新冠疫情打斷資本、人員、貨物等全球配置，迫使傳統的全球化更新換代，冷戰后建立在新自由主義基礎上的全球化模式已走到盡頭。各國普遍將“國家安全”置于更優先位置，加速調整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全球化更多轉向區域化甚至本地化。

國際安全格局凸顯非傳統安全挑戰。新冠病毒橫空出世、橫掃歐美等國，彰顯跨國非傳統安全威脅能量驚人。美國智庫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指，經此一疫，國家安全與軟實力的內涵已發生改變，各國將不得不修正長期以傳統軍事政治安全為主的國家安全優先事項。〔10〕

（二）多極新格局露出輪廓

新冠疫情深度測試各國綜合國力，包括其制度效率、治理能力和國際道義等軟實力，世界四大主要力量“戰疫”表現不盡相同，此消彼長更加明顯，“多極化”由此跨入多極格局的新階段。

美國社會與政治分化嚴重，圍繞疫情與大選兩黨惡斗，特朗普政府無視科學與專業，錯過防疫最佳時機，抗疫不力致使美淪為全球疫情的“震中”。疫情導致美國經濟增速大幅下滑，失業率高企，IMF預計2020年其經濟總量將衰退8%、為“大蕭條”以來之最；〔11〕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對外推行“美國優先”，拒不承擔國際責任，一味“甩鍋”，企圖嫁禍于人，嚴重破壞國際抗疫合作，致使其國際形象顯著惡化、軟實力嚴重下滑。國際危機組織總裁羅伯特·馬利稱，疫情沖擊了美國單邊霸權，重創“美式全球體系”。〔12〕

歐盟抗疫在早期因缺乏合力而成效不彰，加之英國“脫歐”，以致損失慘重。隨著德國在下半年出任輪值主席國，歐盟抗疫有所起色。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雖有實現歐盟“戰略自主”的抱負，怎奈成員國眾口難調、各國內部問題積重難返，加之秋冬季來臨致使多國疫情大幅反彈，歐盟國際影響力仍呈下滑之勢。

俄羅斯國力過于依賴軍事，經濟發展缺乏后勁，抗疫壓力山大。面對嚴峻挑戰，俄加速政策調整，出臺一系列抗疫與重振經濟舉措，對內高調舉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紅場閱兵以提振士氣，修憲公投獲高票通過，對外堅持多邊主義與國際抗疫合作，大國地位仍不容小覷。

中國高效抗疫一枝獨秀，社會穩定有序，經濟復蘇率先重啟，有望成為2020年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正增長的國家，彰顯治理能力超強與綜合實力上升。對外積極開展“抗疫外交”，主動增信釋疑，促進國際合作，堅定支持世衛組織，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得道多助、影響力躍升。

長遠看，新冠疫情尤其全球戰疫必將重塑世界力量對比，多極新格局逐漸浮出水面，主要包括美、中、俄、歐盟四家，其中：美國綜合實力仍然第一，但疫情打擊與大選后的社會撕裂令其元氣大傷、難再獨霸；中國經受抗疫“大考”，中共中央十九屆五中全會謀劃《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彰顯后勁十足；歐盟與俄羅斯“短板”突出，但也各有強項。由此可見，上述四大力量正在共同塑造不均衡的多極新格局，中美兩家分量更重。澳大利亞“洛伊研究所”的《2020年國力評估報告》也認為，疫情使中、美實力更加接近，中美兩強領跑世界的格局更加清晰。〔13〕

（三）中美戰略競爭牽動大國關系

面對中國加速崛起，美不斷強化“大國競爭”，著力打壓中國，全方位升級對華戰略遏制。特朗普政府拋出《對華戰略方針》，詳述其“全政府”對華戰略，提出“以實力求和平、強化本土防護、促進美國繁榮及提升美影響力”的對華總路線。在高科技上，加緊與中國的“選擇性脫鉤”。美國國務卿到處抹黑中國，施壓盟友禁用華為設備；美商務部將多家中企、機構、院校和個人列入貿易管控“實體清單”；美眾議院成立“中國工作小組”，圍繞“與中國戰略競爭的關鍵領域”制定立法，以“確保美科技保持領先”。在政治上，公開誣蔑中國政治制度和內外政策。攻擊中國制定香港“國安法”，出臺所謂的《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炒作民族宗教和人權議題，一再干涉中國內政。在中國周邊，美推進“印太戰略”機制化、實體化，重點拉攏印度，深化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合作，加緊勾聯臺灣當局，企圖圍堵中國。

中美競爭成為牽引當今大國關系走向的一條主線，兩個大三角博弈據此展開。中美歐大三角經歷深刻調整，歐盟力求在中美之間保持戰略平衡，以增強戰略自主性。一方面，中歐關系機遇與挑戰并存，雙方成功舉辦中歐特別峰會，抗疫、經貿與應對氣候變化等成為彼此合作亮點，但在價值觀與地區熱點問題上分歧猶存；另一方面，美歐裂痕持續擴大，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導致雙方離心離德，彼此在維護全球自由貿易、應對氣候變化與解決伊核等諸多問題上矛盾加大。中美俄大三角呈現中俄不斷走近、美俄漸行漸遠之勢。一方面，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不斷走深走實，普京總統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會議上的講話再次宣示將進一步加強中俄互信互助；另一方面，美對俄制裁不斷升級，彼此矛盾和戰略競爭進一步加劇，雙方在軍控、伊核、敘利亞、利比亞等地區熱點問題上針鋒相對，美大選后的對俄關系更趨復雜。

三、多邊主義與國際機制備受沖擊

2020年是聯合國成立和戰后國際秩序確立75周年，新冠疫情肆虐與大國角力疊加，多邊體系持續承壓。

（一）“美國優先”挑戰多邊秩序

作為最大的發達國家，同時也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和最大捐助國，美國理應發揮重要建設性作用。然而，面對新冠大疫情，特朗普政府置多邊主義和大國協調于不顧，對國際抗疫合作態度消極，致使聯合國與世衛組織等多邊體系深陷困境。

美國“毀約”“退群”不斷，嚴重侵蝕全球治理共識和基礎。聯合國統計顯示，截至9月30日，美已拖欠聯合國會費10.9億美元，拖欠維和預算攤款13.88億美元，是全球“第一欠費大戶”。〔14〕更為惡劣的是，在全球抗擊新冠疫情的關鍵時刻，特朗普政府為一己之私悍然退出世衛組織，嚴重破壞全球公共衛生治理。作為世衛組織的最大資助國，美國承擔的會費與捐款占比高達22%，其“斷供”之舉嚴重影響世衛組織的運轉，危及全球公共衛生安全。美國還拒不參加世衛組織為加快疫苗研發生產而提出的國際合作倡議，拼湊所謂“印太抗疫對話機制”小圈子，加大全球衛生治理體系分裂的風險。此外，11月4日美國退出《巴黎協定》，成為近200個締約方中，唯一退出該協定的國家

美國將聯合國等多邊機構政治化、工具化，企圖藉此打壓中俄等新興大國。美濫用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否決多份涉敘（利亞）、委（內瑞拉）議案，致使熱點問題久拖不決。美將對華競爭置于多邊場合，不斷在安理會、人權理事會炒作涉臺、涉疆、涉藏等議題。美國務院竟然以國際刑事法院調查美在阿富汗所犯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為由，宣布制裁其首席檢察官和部門負責人，遭到國際社會普遍譴責。特朗普政府把聯合國當成服務其國內政治的演出場和挑起國際對立的角斗場，堪稱對多邊主義的最大威脅。

（二）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凸顯

聯合國成立75周年本應成為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的大年，但在大國戰略競爭、新冠疫情等沖擊下，全球治理體系捉襟見肘、困境加深。

大國合作乏善可陳，多邊主義遭遇強勁“逆風”。在抗疫問題上，不少國家自掃門前雪、但求自保，美歐之間、歐盟內部國家之間爭搶抗疫物資，美國更是極力對外“甩鍋”、一味中傷他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上，國際經貿機制失靈風險加劇。受疫情影響，主要大國保護主義傾向明顯抬頭，全球貿易增速出現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大降幅，貿易爭端較2019年增加一成以上。與此同時，美國持續阻撓世貿組織（WTO）上訴機構法官遴選，令其爭端解決機制瀕臨癱瘓。繼續炒作新興大國享有“特殊和差別待遇”的議題，要求減少甚至取消對新興大國的“照顧性措施”。在多邊軍控問題上，多國宣布組建“太空軍”，加速研制新型武器。美退出《中導條約》后欲在多國部署中程和中短程導彈。美俄間僅存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即將于2021年2月到期，美國企圖將美俄雙邊談判擴大化以牽制第三國。

聯合國“再出發”力不從心。成立75年來，聯合國在解決地區沖突、維護國際和平、促進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但隨著世界政經格局調整，大國協調與多邊合作難度倍增，致使當前聯合國面臨被邊緣化、工具化的危險。第75屆聯大雖然力推國際合作與多邊議程，但卻舉步維艱。《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嚴重受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新冠疫情與人類發展：評估危機與展望復蘇》報告稱，2020年全球人類發展可能出現30年來首次減緩。〔15〕古特雷斯秘書長亦指新冠疫情加劇了國家間的不平等，或使可持續發展進程倒退數年甚至數十年。在此情況下，聯合國的效能與權威性備受質疑，日德印巴等“爭常四國”公開致信聯合國，指責安理會的現有機制安排“已經過時”，要求安理會改革“采取切實行動”。

四、地緣角逐升溫加劇地區動蕩

疫情之下大國地緣博弈有增無減，各方圍繞地區安全主導權的競逐加劇，亞太、中東、歐亞三大板塊同時發酵。

（一）美國“印太戰略”攪動中國周邊

美加緊推動“印太戰略”，升級美日澳印四國安全合作，企圖打造亞洲“小北約”。四國在日本東京舉行第二次外長會，加強機制化磋商；澳正式參與日印美“馬拉巴爾”聯合軍演，四國軍事合作邁出實質性一步。四國之間雙邊與三邊合作更加頻密：美日紀念“安保條約”簽署60周年，宣布加強太空、網絡及反導合作；美印、美澳舉行外交和國防部長“2+2”對話，新簽安全協定，推進軍事合作；印澳簽署后勤相互支持協定，補強四邊合作薄弱環節；美還謀求擴大“四國機制”，欲將韓國和東南亞國家納入其中。

美加大介入中國周邊熱點，挑撥中鄰關系，激化地區矛盾。在南海問題上，大肆進行“航行自由”行動，舉行雙航母演習及美日、美日澳聯合軍演，發表所謂“南海聲明”首次正式否認中國在南海的“九段線”歷史性權利，妄稱中國的合理主張“完全不合法”，誣蔑中國要建立“海洋帝國”，〔16〕還為個別聲索國撐腰打氣。濫用“長臂管轄”，制裁參與南沙島礁吹填工程的24家中國企業。在臺灣問題上，公開推行“以臺制華”，美衛生部長亞歷克斯·阿扎訪臺，成為其《與臺灣交往法》簽署后第一個訪臺的部長級官員。特朗普簽署《臺北法案》，聲言幫助臺灣“維護國際空間”。對臺軍售提質升級，支持“臺獨”分裂勢力“以武拒統”。在中印邊境問題上，中印在加勒萬河谷爆發武力沖突后，美一再偏袒印度，企圖“拉印制華”。與此同時，美與阿富汗塔利班正式簽署和平協議，駐阿美軍加快撤出，以便騰出更多兵力派往亞太地區。

（二）美以欲聯手重塑中東格局

面對近年來中東“俄進美退”之勢，美加緊調整策略，欲重拾主導權。一方面，美積極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走近，致使巴以矛盾被邊緣化。在美撮合下，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關系明顯改善。以與阿聯酋、巴林三國代表在美國白宮正式簽署關系正常化協議，〔17〕實現了以與海灣阿拉伯國家關系的歷史性突破。此后以又與蘇丹、美國發表聯合聲明，就以蘇關系正常化、結束交戰狀態達成一致。阿拉伯國家紛紛與以色列建交凸顯了中東格局之變，阿拉伯國家違背此前在巴勒斯坦問題得到公正解決前不與以建交的承諾，從考慮阿拉伯民族整體利益轉向本國利益優先，“背叛”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業，使得巴謀求獨立建國之路更為艱難。

另一方面，美伊（朗）矛盾激化，美在對伊“極限施壓”中遭遇孤立。2020年1月，美刺殺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蘇萊曼尼，美伊關系陷入1979年人質事件后最嚴重危機，伊朗炮擊美在伊拉克基地作為報復，雙方一度劍拔弩張。特朗普政府宣布重啟對伊單邊制裁，對27個與伊有關的個人和實體實施新一輪制裁和出口限制。但由于美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其在聯合國框架恢復對伊制裁的圖謀受挫，美要求聯合國延長對伊武器禁令的提案，更是被中俄歐聯手否決。

（三）歐亞多國政局不穩

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爆發動亂，美西方試圖推動“顏色革命”。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贏得第六次總統選舉，反對派質疑選舉結果，組織大規模抗議活動，歐美均不承認選舉結果，并啟動對白制裁。俄則針鋒相對，普京總統公開支持盧卡申科，警告歐美不要插手白內政，強調俄不會允許白成為“第二個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政局突變，反對派指責議會選舉存在大量舞弊，組織大規模抗議，占領總統府和議會所在地，選舉隨后被宣布無效。吉爾吉斯斯坦的政治危機反復發作，暴露其體制弊端及部族矛盾，同時也與有美西方背景的非政府組織推波助瀾有關。

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爆發嚴重軍事沖突，引發多方地緣博弈。阿亞雙方為爭奪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納卡）地區再次爆發流血沖突，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支持亞美尼亞的俄羅斯和支持阿塞拜疆的土耳其關系微妙，但雙方都不愿該沖突持續升級，因而促成阿亞兩國停火。高加索和黑海地區民族宗教及地緣矛盾錯綜復雜，相關爭端未來仍可能發酵。

五、政治思潮此長彼消分化裂變

新冠疫情引發各國制度反思和政策調整，世界政治思潮激蕩復雜。

（一）疫情助推“大政府”回歸

新冠疫情進一步放大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弊端，面對大疫沖擊，各國紛紛反思既有治理模式弊端，力圖在發展與安全之間作出更加平衡甚至保守的選擇。一方面，推崇政府干預的理念開始在多國占據上風。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明確提出，聯邦政府應采取更為積極的措施，遏制病毒蔓延，推動經濟復蘇增長，表示未來將推出總額達1.3萬億美元的大規模基建計劃，幫助美國經濟走出衰退陰影。〔18〕法德英等國相繼賦予其政府更大權威和資源協調能力，以應對快速擴散的新冠疫情。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國家處于“戰爭狀態”，全面升級對民眾社交活動的管控，同時推出對小企業和民眾的救助計劃。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國家需要更大權力來應對疫情所造成的影響。中日韓等東亞國家在應對疫情中強化政府監管與干預的做法成效顯著，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美國《華爾街日報》援引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的話指，面對新冠疫情大流行，擴大政府對社交與經濟生活的干預，成為有效迅速控制疫情的“必要方式”。〔19〕

另一方面，各國重新反思全球化，對其態度更趨謹慎保守，“新國家主義”等思潮明顯升溫。新冠疫情大流行一度中斷資本、人力、貨物的跨國流動，客觀上使全球化不得不進行轉型調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加快重組。美歐日等主要大國開始將產業鏈轉向國內、鄰近地區或與其價值觀相似的國家。拜登明確表示，未來其貿易政策將重點推動美歐日自貿談判，力求率先構建高標準多邊經濟合作框架。〔20〕日本新首相菅義偉宣布將加速調整日產業的海外布局，表示要逐步將重點從中國轉向東南亞。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提出要加強“經濟主權”“自力更生”，聲稱要加速推動實施“進口替代”戰略。

（二）抗疫失敗彰顯民粹誤國

一方面，公開鼓噪反智、反科學的民粹政客無力應對疫情蔓延，近年來甚囂塵上的民粹主義遭遇強烈質疑。美國特朗普政府面對疫情一味推責、“甩鍋”，無視專家意見，一再誤導公眾，導致疫情不斷惡化，淪為全球“戰疫”中的“頭號戰敗國”，令美國形象黯淡無光，并嚴重沖擊其本人大選“行情”。英國約翰遜政府急于重啟經濟，過早放松社交限制，引發疫情再度反彈。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公開指責他國為控疫采取的限制措施“危害民眾自由”，一度拒絕限制民眾社交，在疫情未得到控制的情況下“重啟經濟”，導致巴淪為疫情重災區，其本人也被新冠病毒感染。〔21〕印度莫迪政府未能及時采取防疫措施，致使疫情不斷加劇，日新增病例連創新高，經濟出現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最嚴重的下滑。事實勝于雄辯，民粹政客抗疫不力，其結果是誤國殃民，民粹主義浪潮被疫情阻遏。

另一方面，疫情加劇各國固有的階層、族群矛盾，各國社會撕裂更加嚴重，民粹思潮在未來一段時期仍有市場。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福山指，疫情暴露了傳統政治體制的痼疾，一些中下階層民眾的憤懣不滿情緒上升，諸如班農、特朗普等民粹政客仍有相當的市場。〔22〕雖然拜登當選新總統，但特朗普的選民支持者群體仍然龐大，美國民粹主義的土壤猶在。

（三）中國治理成功之道備受矚目

中國率先走出疫情陰影，經濟復蘇領跑各主要大國，同時不斷深化改革開放，面向未來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充分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國際社會主流媒體普遍肯定中國在抗疫中所取得的成績。《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認為，新冠疫情使特朗普政府試圖單邊主導國際體系走向的政策遭遇“滑鐵盧”，其地緣政治影響深具歷史意義，中國模式的優越性日漸顯現，美西方在國際關系中的主導權或“正成為歷史”。〔23〕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也認為，中國抗疫為國際社會提供了“學習的范例”，是帶動世界走出疫情陰霾、恢復經濟的“關鍵因素”。〔24〕世衛組織報告指出，中國抗疫模式展現了“政府、科研與公共衛生機構、社區、個人間的良好合作”，其在構建強大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疫情監測系統以及疫情應對人員隊伍中所取得的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借鑒學習”。〔25〕

與此同時，中國抗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加劇了某些西方國家的對華焦慮心態，其對中國抗 疫模式、發展道路和內外政策的抹黑明顯增多。美國政府高官接連發表指責中國的謬論，圍繞疫 情溯源、追責等問題炒作“中國責任論”，誣蔑 中國藉疫情加緊對外“擴張影響力”，正在成為 試圖改變地區和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是美國面臨的“最大敵手”，還蓄意將當前的中 美戰略競爭與冷戰時期的美蘇對峙相提并論。〔26〕 福山感嘆西方民主體制正面臨“空前挑戰”美 國《國家利益》刊文指出，隨著美西方新自由主義模式日漸式微，各種非西方社會模式的影響力不斷上升，世界正進入新的“不同模式長期競爭、共存的時代”。〔27 〕

文章來源：愛思想網站 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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