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我黨第一次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
然而,在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甚至都搞不清楚一大到底是在七月的哪一天召開的。
主要原因是大家都忘了,只記得是“一個悶熱的夏天”。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當時大家都沒覺得這是多重要的事,與會的十三人在數年后才驚覺自己成為了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人與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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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會址
關于一大
參加一大的十三人分別是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董必武、陳潭秋、毛澤東、何叔衡、陳公博、王盡美、鄧恩銘、周佛海,還有代表陳獨秀前來的包惠僧,此外還有兩位共產國際的代表,總共是十五人。
可以看到,當時最出名的南陳北李(陳獨秀和李大釗)均沒有出席此次大會。其實說白了,當時的大家都不覺得這是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建國后有人采訪與會者劉仁靜,劉仁靜也很老實:“根本沒想到是這么重要的一次會。”
那一元老們后來都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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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國際歌》,凝聚了那個時代共產黨人的意志
犧牲者四人:王盡美、鄧恩銘、何叔衡、陳潭秋
王盡美則是最早離世的一大代表,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出色,由于長期忘我而投入的工作,積勞成疾,于1928年病亡,時年27歲。
在病危期間,王盡美仍然在吃力的向青島黨組織負責人交代未竟之業,并留下遺囑:“全體同志要好好工作,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和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斗到底!”
鄧恩銘是第二位犧牲的一大代表。參加完一大后,鄧恩銘回到山東宣傳革命,1925年因組織發動鐵路工人大罷工,被北洋軍閥逮捕,后被營救出獄。1929年,由于叛徒的出賣,鄧恩銘再次被捕入獄,在獄中經歷了兩年的折磨后被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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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盡美(左)、鄧恩銘(右)
何叔衡早年是秀才出身,何叔衡是當時與會者中年紀最大的一位。辛亥革命之后,37歲的何叔衡覺得自己急需學習新知識,考入湖南師范當了“高齡考生”,恰好和毛主席當了好朋友。
一大前,何叔衡與毛主席一同創立新民學會、參與驅逐軍閥張敬堯、參與建立共產黨早期黨組織。
一大后,他也沒有停下,一直奮斗在革命的第一線,在瑞金法庭任職的時候,因為秉公辦案被稱為“蘇區包公”。
等到長征進行時,何叔衡已經是將近六十歲的老人了。為了不妨礙大部隊轉移,何叔衡選擇留下打游擊拖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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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叔衡
在游擊過程中,何叔衡由于年老體衰,已然力不從心,因此請求戰友將開槍打死自己,可戰友哪里忍心,于是硬架著何叔衡轉移,但何叔衡還是趁隊友不備跳下了崖。
更不幸的是,何叔衡并沒有因跳崖而死,而是被國民黨士兵找到,重傷的何叔衡在蘇醒后拖著殘軀與國民黨士兵展開搏斗,最終被敵人殺害。
陳潭秋曾經擔任過組織部秘書長,和周恩來共事過。在哈爾濱工作期間被逮捕,經歷過數年牢獄之災后出獄,仍然不忘初心,繼續參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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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潭秋(左)、毛澤民(右)
在新疆工作期間,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監禁,受盡酷刑,但始終不愿屈服,盛世才黔驢技窮后將陳潭秋殺害,一同被害的還有毛主席的弟弟,毛澤民。
叛黨者3人: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
陳公博沒有參與最后一場會議,據說是帶著妻子游玩杭州。1922年,也就是一大后一年,陳炯明炮轟總統府,中央決定聯孫反陳。但陳公博卻寫文章支持陳炯明,在中央批評后與中央公然決裂,就此退黨。
隨后陳公博參加國民黨,以所謂“左派”自居。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追隨汪精衛叛國,在汪精衛死后,成為中國第一號漢奸,于1946年被國民政府槍決。
汪精衛之下的頭號漢奸是陳公博,陳公博之下的頭號漢奸便是周佛海,在他決定脫黨投靠汪精衛的時候,周恩來甚至專門做過其思想工作,但其去意已決。后來追隨汪精衛叛國,最終病死于國民政府的監獄之中。
張國燾,原本前途遠大,但在1935年挾兵自重,進行反黨的分裂活動,率領部隊另立所謂“中央”。揚言要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等人的黨籍,三年后干脆投靠國民黨,拜在戴笠門下,進行反黨工作,晚年凍斃于養老院之中。
脫黨者4人:李漢俊、李達、劉仁靜、包惠僧
脫黨者各有原因,不全是革命叛逆。
譬如李漢俊,一大曾經的會場就由他提供,在會議期間,李漢俊為眾人備煙沏水,并從容應對敵特騷擾。而李漢俊的脫黨,主要是因為意見上的分歧。
陳獨秀離開上海后將工作交給李漢俊處理,在黨的組織是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分權上,李漢俊認為應該走地方分權的路線,中央只是一個有職無權的機關。陳獨秀則認為這是“無政府主義”,李漢俊一氣之下將工作交給李達。
二大之后,李漢俊與張國燾和陳獨秀發生矛盾,于1924年脫黨。后來李漢俊受邀加入國民黨,任國民黨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
李漢俊雖然脫黨,但卻沒有脫離革命。當蔣介石迫害共產黨員時,李漢俊挺身而出,釋放了武漢被捕的三百余名共產黨員,并在之后一直保護著黨員干部們,李漢俊也因此被國民黨視為共黨首要分子,遭逮捕殺害。
李達是一大的組織者之一,由于和陳獨秀產生意見分歧,李達選擇脫黨明志。1949年當選政協委員,并重新入黨。后來任武漢大學校長,在文革期間不幸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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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達和李漢俊是一大的主要籌備者
劉仁靜是與會最年輕的代表,這是一個被寵壞了的孩子,他雖然才華出眾,也曾經展現出革命者的風采,對牢獄之災毫不畏懼,但其實并不成熟。
在蘇聯學習時期,劉仁靜得到了托洛茨基的賞識,自作主張的尋訪托洛茨基,與托洛茨基共處了大概一個月。回國后劉仁靜開始組織托派活動,因此被開除黨籍。但他的小孩心性甚至讓他被托派開除,隨后一直在國民黨內任職,但并不受人待見。
建國后劉仁靜痛改前非,被組織重新接納,文革期間因往事受到沖擊,得到毛主席的出面保護。他說“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上的出路”。
包惠僧其實是個投機分子,但說到底也并非大奸大惡之人,而是一個混飯吃的普通人。
在國民黨大肆殺害共產黨員的時候,包惠僧感到了畏懼,其信仰發生了動搖。革命的慘烈令他手足無措,最終他倒向了國民黨,在國民黨擔任一些無足輕重的重職。
三大戰役打響后,蔣介石政府風雨飄搖,包惠僧不辭而別隱居澳門。1949年,包惠僧得知新中國成立后,向黨認罪,重回黨組織,后半生過得平靜而富足,應當是他所向往的生活。
堅守者: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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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身邊只剩下董必武
董必武先生的故事可以用堅守二字概括,這是唯一一位參與了一大,且和毛主席一同在天安門城樓上見證新中國成立的革命元勛。
正所謂人間正道是滄桑,董必武沒有在革命最困難的時候抽身離開,也沒有在革命勝利后圖謀富貴。
當年船上開會的人,只有兩個登上了城樓。這才知道了堅守者的可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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