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造公司印章行為在涉詐騙罪、合同詐騙罪案件中的辯護問題

作者：金翰明律師，詐騙犯罪案件辯護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對于涉公司經營類的詐騙罪、合同詐騙罪案件，不少案件中會附帶有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的行為，從辦案機關指控的角度，該類行為一方面會涉及到刑法中關于罪數的認定問題，另一方面辦案機關也會因為偽造公司、企業印章行為本身的違法性和目的性，認定涉案人員有實施詐騙罪、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故意，更易導致入罪結果。

但是由于偽造公司、企業印章行為與詐騙犯罪之間的關系和區分，以及在具體案件中事實、證據的認定和辦案機關的指控取舍，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在司法實務中也可能成為詐騙罪、合同詐騙罪案件的輕罪辯護方向。

第一，根據刑法中關于罪數的規定，如果涉案人員同時構成詐騙犯罪與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偽造公司、企業印章行為的目的又是為了實施詐騙犯罪，兩者之間具備典型的手段與目的的關系，符合牽連犯的規定，不應當數罪并罰，而是按照從一重罪的處罰原則。所以一般案件中，辦案機關可能在《起訴書》中會按照詐騙罪、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兩個罪名進行指控，但是在法院的最終判決中，會更為精準的按照一罪（通常為詐騙罪）進行判罰。

此即兩罪都成立的情況下罪數、罪名的認定。

第二，不少案件中，辦案機關的指控事實中既包括涉案人員偽造公司、企業印章行為，又包括涉詐騙犯罪的相關行為，但是依據案件事實、證據，詐騙罪、合同詐騙罪的指控難以成立，此時，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往往會成為辦案機關規避全案無罪處理結果的輕罪選擇。

例如在我們參與處理的兩起涉社保詐騙犯罪案件的指控中，即存在上述罪名認定和判罰處理的問題。

其一，在我們處理的H省某涉社保詐騙案件中，辦案機關指控的罪名同時包括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和詐騙罪，但是由于涉案的相關實物證據材料和相關證人證言能夠證明，在涉案行為發生時，當地人社部門允許和鼓勵掛靠補繳社保行為，且當地有相關政策保障靈活就業、個人繳納、失地繳納等方式參保，相關文件明確社保擴面的要求。基于上述事實、證據，辦案機關最終認定涉案人員系依據政策規定實施相關行為，人社部門及其相關人員沒有陷入認識錯誤，不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但是在這個案件中，由于涉案公司為了參保人員提供掛靠、補繳的便利，通過中介私刻了幾十家公司的印章，最終辦案機關認定涉案人員構成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做輕罪處理。當然本案關于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是否能夠成立，也存在一定的爭議，但是刑事案件的判決受諸多因素影響，最終也只能做折中處理。

在該起案件中，存在辦案機關同時指控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和詐騙罪兩罪的情況，在詐騙罪無法成立的情況下，辦案機關最終選擇判罰輕罪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

這里有一個題外話，如果回歸到刑法關于牽連犯的規定，辦案機關本應在《起訴書》中說明清楚，涉案人員雖然被控偽造公司印章和詐騙犯罪兩個行為，但兩個行為之間符合牽連犯的規定，應做一罪處理。從法院最終一罪判罰結果來看，檢察機關堅持以兩罪指控，應是已經考慮到本案詐騙罪可能無法定罪，故意為之的指控選擇。

其二，在我們處理的S省某涉社保詐騙案件中，在案證據中雖包括涉案公司持有的幾十家公司的印章，但是辦案機關指控罪名只有詐騙罪一罪，并未涉及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從辦案機關的角度出發，其是按照一罪的處罰原則進行指控。

相較于前案，該案件的爭議點和辯點更加鮮明。本案參保人員甚至并非是補繳社保，僅僅是掛靠公司正常參保、每月繳納參保費用，但是辦案機關卻僅僅依據部分法律法規中相關規定，認為勞動者的勞動關系應當與其參保關系一致，涉案公司為其他企業員工代繳社保存在虛構事實，因此構成詐騙罪。

該案件的指控邏輯存在諸多問題，其僅僅從“虛構事實”罪名描述的形式要件來認定詐騙罪，而忽視了詐騙罪的本質要求是非法占有目的下的欺騙手段和騙取目的。辦案機關僅僅因為掛靠參保行為中，部分存在不真實內容的勞動關系證明，即認定涉案公司提交材料的行為屬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認定涉案人員成立詐騙罪。其忽視了涉案公司辦理的是正常參保、每月繳納參保費用、為參保人員獲取參保待遇。本案雖然存在掛靠行為，但是涉案參保行為以及參保人員獲取社保待遇的行為，與非掛靠關系的參保行為之間不存在實質區別，也沒有給人社部門以及國家社保基金造成任何的人為或者非正常損失，因此本案不應成立詐騙罪。

本案中，辦案機關并未指控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僅以詐騙罪一罪指控。但是在案件的處理過程中，辦案機關對詐騙罪的指控也存在難點和動搖，因此后續對公司持有印章的行為進行了進一步的核實。

對于本案，不排除辦案機關后續在全面審查后，認為指控詐騙罪難以成立，變更指控罪名為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的情況。因此對于此類案件，尤其是辦案機關指控罪名只有一罪的情況下，在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輕罪辯護的空間和選擇。這也是很多詐騙罪案件，因為詐騙罪是重罪而應當作出的辯護選擇。

至于具體案件中，當事人是否能夠成立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又是另一層面的辯護問題了。

有人會說，很多案件既然是牽連關系，行為人本應構成兩罪，最終按照牽連關系，處斷的一罪原則判罰即可，為什么要討論兩罪之間的區分和辯護。這個問題的本質是因為實務中的很多指控和判罰，與理論之間尚存在偏差，不少案件從當事人的角度來說，最終真的成為了此罪與彼罪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