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圣人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應對自如？

問：“圣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

陸澄問：“圣人遇到任何事情都能應對自如，難道不是事先就有研究謀劃過？”

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圣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

圣人哪有精力顧及世上這么多事情？只是圣人的心猶如明鏡，由于有這個明，使它隨著事物的到來而有感必應，無物不照。

過去所照事物已不復存在，不在心中逗留，未照的不可能預先具備。如果真如后人所說的那樣，圣人對什么都事先研究過了，這與圣人的學說就背離了。過去所照物影已不復存在，未照的不可能預先具備。”

是不是感覺這和佛家所講的當下是一樣的，過去的事就放下，還沒發生的事不要去恐懼。

而你為什么會覺得生活痛苦焦慮？要么就是因為你活在過去，對過去美好的事，美好的人念念不舍，或者總是想起一些過去痛苦的經歷。放不下過去，就只能活在過去。

要么就是活在未來，你應該也有過這樣的經歷，因為一件還沒有發生的事擔驚受怕？這就是活在對未來的恐懼中，伴隨而來的就是焦慮。

這幾乎是我們生活的常態，所以覺得活在當下真的太難了。于是有人就會告訴你“放下”，放下對過去的執念，放下對未知的恐懼。道理都懂，就是做不到，說的是不是就是你？

還有人會告訴你“面對”，直面過去痛苦的經歷。這無非也是為了放下，面對之后才能更好的放下，也確實是一種不錯的方式，但久了你會發現這種方式還是不夠究竟。

今天不談放下，因為放下不太好用功，也就是道理都懂，就是不實用。現在告訴你一個究竟之法——“覺知”，這是佛家修行的基礎，掌握了之后，過去和未來自然能夠放下，人生就會少很多痛苦。

“覺知”伴隨而來的就是“當下”，“覺知當下”，只要你覺知了，就立刻活在了當下，“覺即止”。

比如你現在正在回憶一件過去的往事，沒有覺知時，你會一直沉浸在美好或者痛苦中，無法自拔。當你有了覺知后，回憶立馬就停了，對未來的恐懼同樣如此。

日常生活中怎么練習呢？

其實每個人天生就有覺知的能力，不用學習就自然擁有，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你之所以有時感受不到，是因為被私欲隔斷了。

所以你可以先故意提起覺知，比如看到花時，覺知自己看到了花。吃飯時，覺知自己在吃飯，而不是一邊吃飯，一邊想著其它事情。明明在吃飯，卻想著其它事，就脫離了當下吃飯的自己，而活在了你所想的事情上面去了。

覺知當下所做了每一件事情，這是一個比較難的訓練，需要不斷堅持。先這故意這樣訓練，久而久之執著心越來越小，私欲越來越少，覺知就能自然發揮作用，智慧之光也能展現。

陸澄曾經問過王陽明“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有沒有發現這個跟前面講的覺知很類似，但王陽明提醒陸澄不要變成了“逐物”。

所以我們在刻意訓練覺知時也要注意，不要在物上用功，而是在心上。“覺知”的是遇到事物時心中升起的念頭，而不是事物本身。

2.

若后世所講，欲是如此，是以與圣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圣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個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

若如后人所說的那樣，圣人對什么都事先研究過了，這與圣人的學說大相背離了。周公制定禮樂來規范天下，是所有圣人都能做到的，那為什么堯舜不全部先做了？而非要等到周公來做呢？

孔子修訂六經來教育萬世，也是所有圣人都能做到的，那為什么周公不先做了呢？而非要等到孔子來做呢？可見，所謂圣人的光輝事業，都是碰到特定的歷史條件才有的。

只怕鏡子不明亮，不怕事物來了不能照。學者研究時事變化，與鏡子照物的道理是相同的，但學者須有一個‘明’的功夫。對于學者來說，心猶如鏡，所以不用擔心此心不能明，因為鏡子本身就能照明，只是有灰塵掩蓋了鏡子的‘明’；不用擔心萬事萬物不能照盡，任何東西到了鏡子面前都能照見。不斷在心上用功，心就能如明鏡一樣不染灰塵。事情一來，明鏡就能照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

所以徐愛說：“心猶如鏡子。圣人心似明鏡，平常人心似昏鏡。近代的格物學說，好比用鏡照物，只在照上用功，卻不明白鏡子昏暗如何能照？陽明先生的格物，就像磨銳使鏡光亮，是在磨上下功夫，鏡子光亮之后，是不會耽誤照的。”

3.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
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茍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則近道’。”
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為。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后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為，當亦能之。”
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有人問王陽明：“名物度數，也須先行研究嗎？”

王陽明說：“人只要能成就自己的心體，用就在其中了。倘若把心體修養得真有一個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是做什么都沒有問題。如果沒有這顆心，即使事先講了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自己并沒有關系，僅是一時的裝飾，自然不能處事應物。當然，這并不是說根本不理睬名物度數，只是要‘知所先后，則近道矣’。”

先生接著說：“人要根據自己的才能成就自己，這才是他所能做到的。例如，夔精通音樂，稷擅長種植，他們資質合適做這樣的事，所以做出了成就，能夠做成也是要他心體完全只是天理。其所應用的方法，都是從天理上產生出現的，然后才可稱‘才’。達到純天理的境界，也就能成為‘不器’。假如讓羲和稷改變角色，夔種谷，稷作樂，他們照樣能行。”

先生又說：“《中庸》中‘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都屬于‘不器’。這些只有把心體修養的純正的人才可做到。”

可見，‘心即理’，如果此心只有天理，不管遇到任何事，身處任何地方，遇到任何問題都能很快找到解決辦法。因為能找到解決問題背后的邏輯。也就是孔子說的“君子不器”、“一以貫之”。

君子不局限任何一個技術，任何一個行業，把君子放在任何地方都行，無非是因為君子掌握了一套處理事務的邏輯。當真的什么都能“一以貫之”時，就是《中庸》中所講的：君子根據自己自己的位置處理事情，處在夷狄，就行夷狄的事，處在患難，就行患難的事，君子不管什么事都能自得的處理好。

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于第一義而不動。佛家認為掌握了第一義，就能分別各類法相。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都是在告訴我們任何事物都是從天理中生出，懂了背后的天理，萬事萬物皆了然于心。

總結：

王陽明說：“與其掘一個數頃之大的沒有源泉的池塘，倒不如挖一口數尺之深的有源泉的水井，如此，水源就會常流而不枯竭。” 做學問亦是如此，圣人行事不會去提前研究事物，因為事事總是變化莫測，唯有掌握‘明’的功夫，‘一以貫之’的能力，這樣就像是水有了一個源源不斷的源泉，才是找到事物背后那個不變的天理。然后不管任何事情出現在我們面前，都能妥善的處理好，做事業也是如此，真正掌握了這些功夫，事業一定會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