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送給朱老總一條毛毯，新中國成立后，朱老總把它獻給博物館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土地革命戰爭館里，陳列著一條顏色陳舊、綴滿補丁的紫紅色毛毯。這不是一條普通的毛毯，這條毛毯三位無產階級革命家使用過，他們是董振堂將軍、朱德元帥和周總理。

董振堂將軍是寧都起義的主要領導者，他是第一個使用這條毛毯的。

董振堂（1895—1937），字紹仲，河北省邢臺市新河縣李家莊人。小時候家里過得還可以，并且董振堂有兄弟三人，兄升堂，弟慶堂。由于家里經濟條件有限，只能讓哥哥去讀書，振堂和弟弟在家務農。

振堂小時候正是清朝末年，八國聯軍侵華，民不聊生，振堂家鄉發生了瘟疫，祖父祖母相繼病亡，家里也因為看病欠下了高利貸。而且李家莊隔壁有個洋人建的天主教堂，里面的教徒仗著洋人的勢力橫行霸道，魚肉鄉里。每當到了麥收的時候，教徒就到李家莊掠奪收麥，振堂父親去縣衙告官，但是縣官不敢得罪洋人，官司也打不贏，教徒更加囂張，把振堂的父親打得頭破血流。

目睹了教徒的暴行，振堂對父親說自己要去讀書，學了本事，就沒人敢欺負了。父親省吃儉用地拿出錢來供振堂讀書，董振堂讀書很刻苦。十九歲董振堂高小畢業，又讀了中學，畢業時獲得“優秀模范”的稱號。

1917年董振堂考入清河陸軍預備學校，1921秋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董振堂因為數學成績優秀，被分到了炮兵科。畢業后，董振堂聽說馮玉祥的第十一師軍紀嚴明，別人都不愿意去，而董振堂填報的志愿就是到馮玉祥的第十一師。

董振堂從馮玉祥麾下，一步步地被馮玉祥重用，1926年9月，董振堂已經任國民聯軍第14師第12旅旅長。1928年，董振堂又升任師長。

當時很多軍閥高級官員大都生活糜爛，吃喝嫖賭，無所不為，但是董振堂將軍和大多數的軍閥軍官是不一樣的。比如董振堂的部隊駐守洛陽時，夫人賈明玉來洛陽居住期間，董將軍只給夫人買了一身棉衣服，都是普通的布做的。而當時很多下級官員的太太都是身穿綾羅綢緞，打扮得花枝招展，所以他們覺得董振堂夫人太寒酸了，但是董振堂卻不以為然。

后來賈明玉要回河北新河縣老家去，董振堂又給她買了一件毛衣，一個枕頭，交給她十元錢，囑咐說：“我這一輩子，你甭惦記我吸煙，甭惦記我喝酒，也甭惦記我嫖窯子。我闊起來，也不會尋小老婆。”從那以后，董將軍恪守自己的諾言，努力鉆研軍事理論，為國家的光明尋找方向。

董振堂還很關心士兵，為人慷慨，自己對錢看得很淡。當上師長董振堂一個月有二百元薪水，應該過的很好才對，但是每頓飯都是饅頭和簡單的兩菜一湯。可是董將軍對下級軍官和士兵，卻很大方，誰有困難，他都樂意幫助，每月的薪餉發下之后，全部讓警衛員高志中代管，自己從不往家里寄錢。

有一次董將軍路過一所馮玉祥用公款蓋的新村，里邊住著老百姓，還有公費辦的學校，董振堂見了，感慨地對侄子說：

“將來中國都要象這個樣子，家家有房子住，人人有書讀，有地種，有工做，那樣中國才會成為強國。”

正是董將軍這樣優良的品德和憂國憂民的思想，才會在后來的道路上和紅軍走在了一起，因為只有紅軍才是真正為廣大窮苦百姓謀福利的。

中原大戰后，馮玉祥失敗，董振堂所在的軍隊被蔣介石收編，董振堂任改編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第25師73旅旅長。一九三一年舊歷二、三月間，蔣介石下令調二十六路軍南下江西“剿匪”，進攻紅軍，企圖讓這支“雜牌軍”在和紅軍相互拚殺中兩敗俱傷。

二十六路軍到達江西后，董振堂不愿意打紅軍，就制造了一些假情報，以此為由不去進攻紅軍，蔣介石對董振堂懷恨在心。蔣介石親自指揮的第三次“圍剿”失敗以后，又命令二十六路軍困守寧都孤城。

二十六路軍都是北方人居多，到了寧都后，很多人水土不服，患了痢疾，加上蔣介石對于雜牌軍隊的歧視，供給和醫藥條件極差，不到幾個月，幾千人患病死亡。董振堂將軍這時候很迷茫，不知道未來怎么樣，他多次派人去聯系馮玉祥將軍，可是馮玉祥將軍也是大勢已去，無能為力。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二十六路軍多次要求北上抗日，并且身為總指揮的孫連仲也為了擺脫蔣介石的控制，多次申請北上抗日。然而蔣介石派重兵阻擋二十六路軍的去路，堅決要他們和紅軍對抗消耗。

董振堂在大革命時期，他曾接觸過劉伯堅等許多共產黨人，他覺得共產黨人都是做人的楷模，這時候董振堂將軍已經有了加入紅軍的想法。可是由于沒有信任的人可以促成這件事，其實董振堂不知道的是他們二十六路軍中已經有了地下黨組織。

最后在劉振亞和趙博生等共產黨人的影響下，1931年12月14日，26路軍1.7萬名官兵在趙博生、董振堂的指揮下，舉行了震驚中外的寧都起義，投奔蘇區，并被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董振堂任紅五軍團的副總指揮兼十三軍的軍長，十三軍就是原來董振堂的七十三旅改編的。

部隊改編后，在龍崗圩整頓，董振堂在部隊改編和政治教育的時候，都能深入連隊，認真地檢查部隊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執行情況。并且他本人也能虛心地向紅軍的高級干部學習，很快董振堂的第十三軍進步得最快，董振堂不光要改造十三軍，他也關心其他兩個軍的改編情況。

趙博生將軍

軍委還給董振堂派了政委何長工，董振堂和何長工相處得很融洽，并且何長工積極幫助董振堂完成入黨的手續。毛澤東、項英等親自接見他們，并同他們親切談話。

五軍團加入紅軍的第一仗就是中央紅軍打贛州的時候，當時紅三軍團有一個叫郭炳生的師長叛變，致使紅三軍團腹背受敵。中央軍委給紅五軍團下達的命令就是掩護三軍團撤出陣地，防止敵人從城內沖出，阻擊城外增援的敵人。紅五軍團開上去順利地抵抗住了陳誠的第十一師，掩護紅三軍團成功撤退。這一仗董振堂率領十三軍一部，手拿大刀，親自上陣，殺得敵人尸橫遍野，狼狽地逃回贛州城。

經過寧都起義、龍崗整編、贛州之戰，紅五軍團快速地成長起來，董振堂的表現也足夠成為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一九三二年四月，上級黨組織批準了董振堂入黨。董振堂知道了這個消息后，異常地興奮，并且他還表示要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黨和人民。

董振堂在當西北軍師長時，有點積蓄，因此他告訴何長工：“何政委，共產黨人不能有私產。我在舊軍隊中還有一點積蓄，存在軍需官那里，就把它拿出來，全部分給戰士吧! ”

何長工表示，你辛苦了大半輩子，存點積蓄不容易，將來還是寄給家里，給家人用吧！

董振堂堅持說：“那我就全部繳了黨費! ”

何長工解釋說：“你是個新黨員，交黨費，黨也不會全部要你的。你還是留一部分給老人吧! 把三分之二分掉，留三分之一。”

最后兩個人爭來爭去，董振堂同意留下五分之一，有三百元，剩下的全不交給黨。這三百元董振堂也是交給警衛員小高，只要誰需要，董振堂都會拿出來，一直到長征路上才用完那三百塊銀元。

朱德總司令

1932年春天，董振堂接到命令，到紅軍總部開會。他騎上馬向葉坪奔去。由于去得早，所以他打算去看望朱德總司令，二十六路軍剛改編時，朱德就對這支隊伍很關心，多次看望紅五軍團，鼓勵他們。董振堂走進朱德的家，突然發現總司令的家里太簡陋了，只有一個破桌子，上面放滿了文件，還有一個竹子的椅子。里面屋里更簡單，只有一個木床，床上鋪一條薄薄的褥子，還有一條折疊整齊的棉被，看樣子，那棉被很是單薄。

董振堂心想，總司令也太清貧了，這樣薄的被子，萬一總司令生病了怎么辦？他是我們的總司令啊！董振堂見到朱德后，兩人親切地交談著，但是董振堂時不時地看一眼朱德床上的被子。

過了幾天，董振堂又來到葉坪紅軍總部，他雙手托著一條疊好的毛毯，遞給朱德。朱德很驚訝，董振堂看到了朱老總的驚訝，就解釋說，我看總司令的被子太薄了，因此送給您御寒用。

朱德笑著說，那你蓋什么？董振堂解釋說，當年在西北軍時，在北京賣了兩條毛毯，都是俄國貨，送給總司令一條，我還有一條啊！董振堂看總司令還是不肯收下，最后董振堂再三勸說下，朱德才收下。這條毛毯深藏著董振堂將軍對朱德總司令的關心和敬意，同時也是兩位革命家友情的見證。后來這個毛毯，陪著朱德走完了兩萬五千里長征，遮風御寒很好用。

1936年冬天，“西安事變”發生了，周恩來要去西安談判，解決處理國共紛爭，路上冰封雪蓋，風寒日冷，朱德就把這條毛毯送給周恩來御寒。周恩來很珍惜這個毛毯，時刻帶在身邊。

長征的時候，董振堂為紅五軍團軍團長，當時紅五軍團負責殿后，擔任紅軍主力的后衛。湘江戰役中，紅五軍團的第34師，他們在掩護紅軍主力和軍委縱隊渡過湘江后，第34師包括師長陳樹湘、師政委程翠琳以及5000名紅軍戰士全部陣亡。董振堂很是心痛，但是即使這樣紅五軍團在長征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1935年6月，紅五軍團在四川懋功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并得到“鐵流后衛”的光榮稱號，這一切都與董振堂的正確領導有關。

1936年十月底，紅三十軍、九軍、五軍次第渡黃河西進。十一月十一日，過河部隊正式稱西路軍。一開始董振堂所率領的五軍仍然擔任后衛。因戰局變動，寧夏戰役計劃未實現。西路軍向涼州、甘州、肅州方向西進。同年十二月，西路軍占據永昌、山丹之后，五軍調任前衛進駐山丹。

一九三六年除夕，董振堂率五軍首先攻占了臨澤縣縣城，城內守敵倉惶而逃。董振堂則讓政委黃超帶領軍直屬隊和一個團的兵力繼續守在臨澤縣，而董振堂率四十四團、四十五團、騎兵團 (轄三個連) 和特務團 (轄三個連)總計三千多人于次日凌晨離開臨澤，一舉攻占高臺縣城。

攻占了高臺縣城后，董振堂開始宣傳共產黨的政策，號召當地老百姓抗日救國，斗爭惡霸，軍民情緒高漲。正當高臺縣人民歡呼雀躍的時候，馬家軍的五個騎兵旅、兩個步兵旅及炮兵團、民團約兩萬余人，包圍了高臺，并且切斷了紅五軍和臨澤縣城的聯系。董振堂將軍發動軍民全力守城，敵人以八倍的兵力攻打高臺縣，董振堂將軍率領紅五軍一次次的打退了敵人的進攻。但是由于高臺城墻是個大土圍子，高不到二丈，沒有堅固的城防，更加的消耗兵力和彈藥。

紅五軍的裝備和彈藥是很缺的，所以董振堂將軍知道要想守住高臺根本不可能，因此他派騎兵團在北墻挖了一個大洞，準備突圍用。當時董振堂也無法與外界取得聯系，因為唯一的一個電臺留給了政委黃超。

正當董振堂要下令突圍時，紅五軍的政委黃超派人化裝潛入城內。大意就是：高臺是打通國際路線的重要據點，“總部”命令董軍長一定要堅守高臺，高臺丟失，軍法從事。董振堂看完了這封信，只能召開營以上級別的會議，下令死守高臺，并且把黃超的信讀給了大家聽。最后董振堂死守高臺，但是誰都知道，高臺是守不住的，董振堂雖然很不理解總部的部署，但是也堅決執行。而事實上黃超的信是他自己的意思，根本不是總部的意思。

高臺快被攻破的時候，董振堂帶領五十多個干部戰士，他們莊嚴的向黨宣誓：“我們要流盡最后一滴血，戰斗到底! 為革命犧牲是光榮的，革命一定能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夠到來。”城破后，董振堂帶著兩個警衛員和一個司號長，從東門以北的城墻上跳了下去。董振堂腿被打中，依然舉槍繼續同敵人作戰，當打到最后一顆子彈時，董振堂舉槍自盡。真正做到了為黨和人民流盡了最后一滴血。

當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知道董振堂犧牲的消息后，無不痛哭流涕，并且在延安為董振堂烈士召開了追悼會。毛主席深情地說，“路遙知馬力”，董振堂是“堅決革命的同志”。周恩來更是睹物思人，他經常用手輕輕撫摸那條棗紅色的毛毯，一面對身邊工作人員說：“同志們，革命不易啊！等全國解放了，我們一定要把這些烈士的遺物陳列起來，供子孫后代好好瞻仰。”

有一次，周恩來到西安同國民黨商談抗日事情時，路上遇到土匪，毛毯被刀砍壞，周恩來就讓人縫好繼續用。“七七事變”后，朱德即將率部開赴太行山抗日前線，周恩來覺得山里風大，朱老總缺少御寒的被子，就又把毛毯還贈給了朱德。1938年冬，朱德住在山西襄垣縣一個老鄉家里，因為火炕燒得太熱，毛毯和墊單都烤了一個大洞。朱德就讓后勤部門縫好，繼續隨身帶著使用。

這條毛毯跟著朱老總經過八年抗日戰爭，三年解放戰爭，一直到全國解放，最后獻給了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這條毛毯有著重要的意義，它代表了老一輩革命者之間的革命友誼，又代表著董振堂等革命家對國家革命事業的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