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與第二膠片廠(上)

撰文|鳳麟 編輯|龍山

一座三線廠的建設，受到國家最高層領導的重視，并且連選址這樣的事情，也要親自過問；花費巨大的投入，歷經3年4個月，踏勘、篩選了豫鄂陜三省150多個地方；1972年最終確定在豫西伏牛山區建廠。可謂是極其罕見，空前絕后。這個工廠就是原化學工業部第二膠片廠（代號130）。

第二膠片廠的立項與建設，正值文革時期。作為重要的文化和軍工項目，工程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與其他工業項目截然不同的政治色彩。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該建設項目，多次召開會議，聽取匯報并做出批示，關注廠址確定及工藝技術等具體問題；受到江青、李先念、華國峰等多位時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心和指導；國家和軍隊多部、委、辦、省、市等部門機關通力協作。在國家工業建設史上絕無僅有。

伏牛深處炮聲隆 開山辟路建險峰

筆者曾在該廠工作，了解從建設、投產到搬遷、從艱難到輝煌再到轉型騰飛的各個歷史階段。八、九十年代，我曾長期在廠部工作，并在作為企業與上級主管部門聯絡的駐京辦事處工作多年，采訪過參與該廠建設發展時期的多位各界領導，聽他們講述當時的經歷和中央的決策過程。為工作需要，查閱過一些重要擋案資料，掌握了較詳實全面的史料。現在時常想起，仍歷歷在目。特別是對周總理在國事極其繁忙中，仍對二膠項目給予的深切關注記憶猶深，從而更加深了對總理的懷念和敬佩之情。今值周總理祭日，特整理此文，與三線戰友們分享，以表紀念。

壹

上世紀60年代后期，我國周邊安全形勢惡化。吸取二戰初蘇聯的教訓，我國開始實施大規模的三線建設。當時，電影作為政治宣傳、思想教育的重要形式，受到中央最高領導層的重視。為了落實毛澤東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方針，改變我國電影工業布局及部分軍工之需，保證戰時仍能生產膠片和拷貝。中央決定，在三線地區新建一個含生產軍工航拍膠片的膠片廠和電影洗印廠。于是，在周恩來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直接關懷下，化學工業部第二膠片廠在這個特殊的時期，作為特定政治任務來辦的企業，開始了其極為罕見的漫長曲折的孕育過程。

“文革”時期，電影是最直觀的宣傳媒介，在宣傳毛澤東主席的光輝形象、國家重大政治活動、“樣板戲”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獨領風騷，別無替代。為了促使電影工業有一個大的發展，當時的國務院文化組成立了電影器材調查組，對全國與感光材料有關的工業進行了深入廣泛的調查摸底和深層整合。

1969年6月28日，周恩來、李德生等領導在人民大會堂聽取了電影器材調查組的匯報。周恩來指示，由國防工辦負責，在三線地區建設膠片廠和洗印廠。根據膠片精密生產的特點，廠址必須選在沒有風沙、溫濕度適宜，水源好的地方。周總理向國務院文化組（即原文化部）劉賢權（1955年少將，曾任鐵道兵司令員）、石少華等人囑托：“你們要組織一個使用小組，進行研究和規劃。”

劉賢權點點頭，似乎又感到責任重大，趕忙向總理說：“生產、設計小組是否要一機部副部長沈鴻同志來管？他們還有一個局負責這方面工作。”

周總理不失嚴肅的微笑著，胸有成竹地說：“哦，這個他們要管，他們不是全管，你們可找沈鴻同志談談，寫個報告。”

劉賢權與石少華相視一笑，長舒一口氣。

接著總理指示：“由國防工辦協同一機部等單位組成設計小組，要搞三結合。”

說到三結合，他表情嚴肅，意味深長地對大家說：“我們軍工生產就是要搞三結合，使用、生產、試制三結合，這是毛主席的思想。”總理若有所思，又特別指出：我們要搞新的工藝、新的產品。搞出先進的，具有代表電影工業技術發展方向的東西。

從總理堅定的語氣中，在座的同志隱隱感到一種在帝國主義經濟、技術封鎖下中國人民自強不息的傲然骨氣，劉、石等人更堅定了信心。

曾經有專家說，三線建設就是簡單地把沿海和大城市的工廠搬遷到中西部大山里，不產生新的生產力。實際上并非如此。三線建設時期，無論機械電子化工等行業，都十分注重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工藝的采用，力求建設最先進的工廠。

江青當時是文化界的最高權威，她參加了會議并發言，“膠片廠、洗印廠要建在三線，我們要搞小巧玲瓏的。”針對建成時間不長的北京洗印廠和保定第一膠片廠（蘇聯援建的156個大型項目之一）的布局，要么地處中心城市，要么靠近中心城市，完全不適宜戰時需求的布局，她進一步指出：“現在的洗印廠、膠片廠位置都不合適，我們要自己搞，要比現在膠片廠的設備輕便、先進。”

根據這次會議精神：7月7日，在北京召開了國防工辦、國防部、一機部、化工部等11個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參加的會議，決定成立以張元培（國防工業軍管小組成員）為組長、沈鴻（一機部副部長）、王洪太（計委）、魯毅（化工部辦公廳副主任）為副組長的國家電影工業生產協作指導小組。之后，又組成了以魯毅同志為組長，由化工部、化工部第一設計院、上海感光膠片廠、北京電影洗印廠等單位參加的第二電影膠片廠和洗印廠選址小組以及以山峰同志為組長的建廠籌備組。1969年10月，化工部軍管會批準，成立了化工部險峰化工廠（即膠片廠）建廠指揮部，山峰任指揮長。

貳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選址小組人員確定后，根據中央領導指定的在京廣線以西、隴海鐵路以南，遠離交通線區域選址要求，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

選址小組跋山涉水，披荊斬棘，首先深入到陜西省關中地區。對5個縣13個點進行了勘察，初步選出了距西安以南30公里的長安縣子午鎮解放軍工程兵學院（撤銷單位），西安以東90公里的華縣高村及西安以西40公里的寶雞縣屹塔溝這三個建廠地址。

1969年10月26日子夜,北京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燈光輝煌。周總理、紀登奎、李德生等領導，認真觀看了八一電影制片廠趕制的廠址紀錄片。認為選點距中心城市近、太暴露、不符合戰備條件，要求必須改變現在的設想，又進一步指示，一切要從戰備出發，地點選擇要慎重。

與會中央領導提出豫西地區濕度不大，風沙也較小，比較好。藍田、洛陽，還有伏牛山，再向南還有荊紫關到湖北的均縣（今丹江口），都可以去看看，互相比較。

在這次會議上周總理對建廠上馬的設備問題提出明確要求：新建廠的機器設備要精密先進，上海要組織一個班子，像包建三線大軍工一樣，由上海包建，其他地方協作。

1972年9月，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第二電影膠片廠洗印廠項目立項

同年11月15日至12月11日，經周總理批準，國務院國防工辦在北京召開了全國電影工業協作會議（代號六二八會議），各省市自治區、國務院有關部委及解放軍總后勤部有關負責人，生產、使用、科研共計300多個單位500余名代表參加了這次規模龐大的會議。

六二八會議精神，對以后相當長一個時期的中國電影工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也極大地激勵促進了二膠廠選址工作的進展。

周總理在審閱會議材料時批示：“原則同意，請提計劃會議討論。”在關于建設戰備膠片廠的一條內容下面，總理重重地用紅鉛筆畫上，以提示計委重視。

12月23日晚，另一次匯報會上，江青在不了解情況、未能考慮實際的情況下，對選址提出了嚴苛的要求，說：“主要車間非全部進洞不可，要進山洞，要有水的條件。廠周圍要有山，有森林更好，沒有樹就要造樹，否則隱藏不好。”匯報的同志面露難色。因為從所有的選址看，都難達這一標準。誰能保證打起仗來完全不怕敵機轟炸？這一重大政治任務的確艱巨。

見此情景，周總理有意緩解氣氛，委婉地轉移了話題：“要把地下水文、風沙、溫度、濕度都調查清楚，不能怕困難。”

談到組織領導問題，總理詢問指導小組辦公室人員情況，并鼓勵要把工作搞上去。江青插話說：“今后由劉賢權、石少華來管，狄福才同志有別的工作，管另外一個方面的工作。”

狄福才是當時8341部隊駐電影局軍代表，與劉、石共同負責電影工業指導小組。人們習慣上稱為劉石狄小組。

江青繼續說道；“有問題，找總理，找我談。我這個人不懂工業，但這個工業我一定要抓！”說到“找我談”時，她有意提高了嗓音，強調語氣。

江青的苛求，加大了選址工作的難度和壓力。

關于生產車間進洞的要求，雖然人們頗有怨言，但一直到最后確定廠址，也沒有人直接提出否定意見。最后還是在建設過程中，由于施工難度太大，加之投產后可能出現生產工藝等方面難以處理的問題，才不得不打消了進洞的設想，但這已經是后話了。八一電影制片廠設在湖北谷城縣茨河鎮山洞里的洗印分廠，也一直受到空氣潮濕、設備維保等困擾，改開后就廢棄了。

“六二八”電影工作會議以后，燃化部革委會主任伊文（相當于部長）主持召開專題會議，決定陸續開始二膠的調干配備，組織培訓，技術攻關和生產準備，同時又安排加強勘察、設計力量。

這時期，選址隊伍頂風冒雨，不辭千辛萬苦，從終南山到商洛山，再到伏牛山，最后走到武當山區，陜豫鄂三省交界的廣大地區，都留下了勘探隊員們艱難的足跡。

考察地形時，拍攝影片的直升飛機，追隨著勘察隊員們的身影和標插的彩旗，在每一個選點時起時落。每一處選點的影片，都以最快的速度拷貝完畢，送進人民大會堂，送進中南海。為建設一個三線工廠，如此蔚為壯觀的選址場面和行動，真可謂空前絕后，嘆為觀止。

第二膠片廠工藝車間一角

1970年12月16日，一支建設大軍在豫西伏牛山麓內鄉縣板廠公社的三岔溝內擺開戰場，隆隆的爆破聲驚醒了沉睡千年的崇山峻嶺。國家三線建設重點文化建設項目---燃化部第二膠片廠，在這一天破土動工了。幾年后，這個當時國內領先，投資1.7億元的大型感光材料廠和電影拷貝洗印廠，在豫西莽莽的大山里誕生。

（本文由作者鳳麟授權發布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馮大林，網名風麟，祖籍河南方城，參加過三線建設，從事企業管理。常年駐京，曾借調部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