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保詐騙案件，詐騙罪認定不宜擴大責任人員范圍

作者：金翰明律師，詐騙犯罪案件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醫保詐騙案件，有多種涉案模式，例如虛開藥品類、大小處方類、虛構治療費用類、“掛空床”類、冒充領取類、重復報銷類等。醫保詐騙案件近年來成為了司法實務中的熱門話題，一方面是由于國家醫保基金的穩定要求，另一方面是對相關責任人員的追究適當性問題。

近幾年，金律師接觸了多起涉醫保詐騙的案件，此類案件的典型特點，是相關醫院整體層面的騙取醫保基金行為，但是在對相關涉案人員進行責任認定時，往往會存在部分錯誤追究定罪的情形。此類案件的辦理和辯護過程中，會存在以下幾個典型爭議問題。

第一，部分案件中，醫院的投資人、實際控制人、利益獲取人（老板）沒有歸案，在對醫院其他的業務負責人、部門主任、醫生（職工）進行責任追究時，存在畸重處理的情況。

第二，部分犯罪嫌疑人與證人之間界限模糊，辦案機關將部分涉案人員轉化為證人，導致部分應當被追究責任的人沒有被追究，部分不應被追究的涉案人員因為沒有有效轉化，被推上了責任人員的位置。

第三，接上點展開，部分案件中，對于實際執行醫院虛增藥品行為的人員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作為證人處理，但是因為與案件存在事實的關聯性和考慮到自身的刑事風險，此類證人證言極易缺乏客觀真實性，往往具有明顯的推卸責任、不實陳述，從而導致部分沒有實際決策、參與醫院虛增行為的人員，反而因為職位較高，又因為相關涉案人員（證人）的指證，被認定為相關責任人員，被認定成立詐騙罪。

第四，部分案件中，虛增行為的決策者是醫院的實際控制人，虛增行為的執行者是醫院基層工作人員，中間層的醫院日常管理人員、職工、醫生在該業務領域反而被架空，參與程度較輕，但是刑事責任的認定偏重。

第五，虛增行為已經實際發生，部分醫生、職工基于醫院業務流程或是具有一定強制性的要求，事后補充病歷、處方、簽字，此種情形下，事后的補充手續行為并非是騙取款項的核心行為，此類行為雖具有一定的可罰性，但對于此類人員的責任認定、量刑應適當。

具體而言，在金律師辦理的某醫保詐騙案中，涉案醫院虛增藥品領取的醫保基金，流向醫院的實際控制人，但是基于多重原因，實際控制人并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只追究了醫院日常管理人、醫生等層面涉案人員的責任。

從利益獲取的角度來說，部分醫生并沒有獲得騙取醫保基金的相關利益，亦沒有參與騙取醫保基金的決策行為，但是因為涉及到病歷、處方的簽字，甚至是事后的補簽，被認定為責任人員。

從實際虛增行為的角度，涉案虛增行為的實際執行人員，是醫院的護士以及其他人員，但是此類人員基于“職位”低等原因，被認定為證人，而且證人基于刑事風險的考慮，在證言中將相關責任指向醫生的指使，導致醫生被指控詐騙罪。

因此，針對此類情形，我們認為，對于醫院整體層面的騙保行為，在認定刑事責任時，應主要從決策權、利益獲取、虛增行為的實際支配和實施等角度，判定相關責任人員的范圍，不宜以職位的高低認定。

此外，醫保詐騙案件，以往的案例中存在認定合同詐騙罪的情形，此時就存在單位犯罪的辯護問題，如果能夠按照合同詐騙罪單位犯罪進行認定，在量刑上相對有利于當事人。

同時，醫保詐騙案件的數額認定，經常會遇到證據不足的問題，例如對于醫院藥品進出采購、登記問題，醫保統籌與在案其他實物證據無法印證問題，醫院相關盤點表，無法核實虛增藥品數量等問題，導致部分辦案機關粗放認定涉案金額，導致部分指控金額缺乏確實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我們在辯護時，應予以格外重視。

我們處理的某醫保詐騙案件，即因為辦案機關數額認定的證據不足等問題，該案二審開庭后已發回重審，當事人現階段已取保候審，希望該案的重審階段，能在多個方面為當事人爭取更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