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故事-初唐陳子昂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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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01
“道德模范”陳子昂的身上,總有一股衛道士的慨然之氣。
他的情感博大而具體,始終將自己置于王朝諫行者的身份之中,這也是他一生的情感坐標原點。
從邊關回來以后,他依然回麟臺校補典籍,得益于武太后的“賞識”,陳子昂能時不時的給他的“陛下”上書。當然他的諫言絕非侃侃而談的書生空泛,而是言之有物的灼灼之句。他的文章往往切中肯綮,不流于空洞,能夠巧妙地將事、理、情三者結合起來,在表明主見時不僅僅就事論事,而是思路開闊,層次清晰,同具理論和情感的雙重高度及深度。
02
當時有吐蕃、突厥九姓族部叛亂,朝廷下令讓田揚名發金山道的十姓部族士兵討伐。十姓君長率領三萬騎兵作戰,立了功,于是請求進京朝拜。武則天不喜他曾經擅自做主打敗回紇,不答應其進京。
陳子昂就上書勸諫說:“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他認為如今北方民族與大唐離心,只有金山道十姓兵馬還親和朝廷,就不應該弄僵關系,朝廷應該答應田揚名朝拜的請求,并趁機恩威施緩和邊境關系。
對于抗御吐蕃一事,他更有一番獨到見解。
臣愚不習邊事,竊謂甘州宜便加兵。內得營農,外得防盜。甘州委積,必當更倍。何以言之?甘州諸屯,皆因水利,濁河溉灌,良沃不待天時。四十余屯,并為奧壤。故每收獲,常不減二十萬。但以人功不備,猶有荒蕪。今若加兵,務窮地利,歲三十萬,不為難得。國家若以此計為便,遂即行之,臣以河西不出數年之間,百萬之兵,食無不足,而致倉廩既實,邊境又強,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管仲云:「圣人用無窮之府,積不涸之倉。」事非虛言也。
——《上西蕃邊州安危事三條》
他說河西各州組建駐軍以來,糧食儲備令人嘆息痛心。涼州一年需要糧食六萬斛,但軍墾農場的收入還遠遠不夠。陛下如果要控制河西平叛戎族,糧草將是個大問題。再看甘州,它北面九姓、南逼吐蕃,實際是河西的咽喉要道。更關鍵的是甘州廣闊平坦,境內有四十多處土地肥沃的軍墾農場,糧倉充實。朝廷應該在甘涼兩州增加墾荒部隊,對外御敵,對內經營農田,幾年之后必定兵強馬壯,到時候什么吐蕃、突厥的,還有什么可怕的?
這樣的見識和胸襟,早已經不是詩人使命所在了。即便是小小的校書郎,陳子昂的身上總是不乏主人翁意識。他始終將王朝的興衰榮辱放在心上,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扛在肩上,這樣的情懷無關權勢,也不干名利,真誠坦蕩地讓人佩服。
03
垂拱年間,朝堂之上已然波譎云詭,武則天的奪權大計風雨愈興。
686年正月,太后假意下詔說要復政于皇帝。睿宗知道他娘并非真心還政,因而一再推辭奉表固讓,太后依然臨朝稱制。
這樣的政治“表演”其實是武則天在測試篡權的火候。
徐敬業的造反給武則天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她老是懷疑天下人都要造反,因而寧可錯殺一百也不可放過一個,于是大興酷吏,盛開告密之門,一時之間朝中人人自危。
這個時候,我們的陳大人又上書了:
諫用刑書(節選)
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霸者威之,盛權智也;強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變,然后刑之。故至于刑,則非王者所貴矣,況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為威斷,可謂策之失者也……
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戎寇邊,兵革相屠,向歷十載。關河自北,轉輸幽燕,秦、蜀之西,馳騖湟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后,屢遭兇年,流離饑餓,死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圣之德。撫寧兆人,邊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谷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養矣。故揚州構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
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乃其究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惡之黨快意相仇,睚眥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
04
“經世致用”一直是陳子昂追求的道,但作為一介校書郎,他只有通過積極上書言事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
早在北地的時候,他就為喬知之代筆向寫了《為喬補闕論突厥表》,申張自己的穩定邊地策略;垂拱三年(687),武則天欲討雅州生羌,他上《諫雅州討生羌書》;垂拱四年(688),上《諫用刑書》和《諫曹仁師出軍書》;永昌元年(689),武后再次召見,詢及為政之要,上《答制問事八條》;是年十月,上《諫刑書》;天授元年(690),上《上蜀川軍事》;九月,武則天改國號日周,陳子昂上《大周受命頌》。
概而言之,陳子昂的治世思想涉及到選人用人、外部軍事、經濟發展、法律建設等多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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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吸取貞觀之治的成功治國經驗的基礎之上,對于當代政治的得失進行了自己獨到的解析。
用人方面,他主張任賢授能、知人任事;對外軍事上,他建議息兵靜養,主張對邊境民族采取和順的態度,同時加強對邊民的監督和管理,并要堅決打擊入侵夷狄;經濟發展方面,他看到了戶籍缺失和流民增多等社會問題,主張重編戶籍,穩定土地生產和國家稅收,并開取新資源補給軍用,防治勞民傷財;在法律建設方面,主張以法為先,以法為本,在此基礎上再以仁政調和。
這些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軍國大事,它向我們展示了陳子昂強烈的參政意識和過人的參政膽識。然而陳子昂的屢次上書雖然頗受武后欣賞,卻大都沒有被武后采納。大有“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的意味。
05
陳子昂郁悶了,于是就學前輩阮籍將滿腔心事傾吐于隱晦的詩語里,估計他的《感遇》組詩多寫于其時。陳子昂的《感遇》組詩可以說是他一生的情思總錄,這一命題詩歌的創作伴隨著他生命的始終。以個體生命的豐沛托底,組詩作品的象征意味濃郁,興寄遼闊且情感肴雜。
詩寫得晦澀,多是托物言志之作。比如其二十三首就是以珍禽翠鳥為喻,”殺身炎州里,委羽玉堂陰“(《感遇》二十三),就是借詠珍禽翡翠因羽毛美麗而遭受殺身厄運,表達了懷璧其罪的憂思。
在《感遇》其四中,他又化身為一個諄諄善囑的長者,苦口婆心地勸諫上位者要存仁心施仁政。“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感遇》其四),乃是所指當時李唐宗室頻遭迫害之況,苦心孤詣,其心昭昭。
這一組詩與他的散文一道,串聯起了陳子昂一生的情志起伏。它們就像是硬幣的兩面,一面昭示著子昂的慷慨,一面寄托著他的惆悵。他的憂國憂民和高韜遠志便前所未有的豐滿而真實。所以在隨后的數十年里,以張九齡為首的盛唐文士始終以子昂精神為引領,以大國道義為總則。
即所謂“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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