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天氣不是限制生育的理由

【導讀】過去十多年里，中國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積總體上在持續減少。人類活動帶來環境污染，這些問題同樣需要靠人來解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一方面會推高環境質量的相對效用而激發改善環境的動力，另一方面又會提升保護和治理環境所需的財力和技術水平。

文| 黃文政、梁建章

（本文主要內容2013年12月13日以《霧霾天氣和人口控制》為標題發表于《財新網》,小標題為后加）

2013年12月上旬，中國中東部地區持續出現大范圍霧霾天氣；12月6日，上海空氣污染指數AQI接近400，陷入六級重污染。在此之前，類似天氣幾乎成為華北的常態，而東北也曾在10月21至23日遭霧霾侵襲；哈爾濱的空氣污染指數一度達到500。這些現象說明嚴重的霧霾天氣已趨于常態化并成為全國性的環境災害。中國氣象局11月1日稱，2013年全國平均霧霾天數為52年來最多。中國空氣質量可能已惡化到了質變的水平。

霧霾的成因是大量懸浮顆粒物在特定氣象條件下在空中堆積。通常認為，懸浮顆粒物主要來自汽車排放、燃煤、工業污染和建筑揚塵，都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倘若沒有高度的工業化和巨大的人口規模，也就沒有嚴重的霧霾天氣。鑒于此，很多人相信人口控制有利于緩解霧霾現象乃至改善環境質量。此文深入分析這個觀點。

（一）改善空氣質量是否一定要控制人口？

2013年11月11日國家衛計委發言人毛群安在羅列堅持計劃生育的主要理由時就提到了環境容量不足和人口對環境的壓力將長期存在。而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彈》一書曾掀起人口過剩思潮，該書作者埃利希就是一名支持環保的生態學家。

假設人類完全消失，人為的環境問題如霧霾現象自然會消失。由環保人士在1991建立的“自愿人類滅絕運動”（http://vhemt.org/）就宣揚，為了避免對環境的破壞，人類應自愿絕育，直至最終完全滅絕。盡管該組織只提倡自愿絕育，不像中國強制性限制生育，但絕大多數人不會接受他們的理念。很多認同人口控制有益于環境的人，也只是希望把人口規模降到某種理想程度，既能提升人類生存環境、但又不至于危害社會。

這種想法聽似有道理，但卻經不起推敲。何種人口規模才是理想的？根據什么指標來確定理想目標？這些指標是否合理？對環境污染的機理有何假設？這些假設是否可靠？控制人口能多大程度改善環境，還是會因為擠壓投入而起反作用？

可以肯定，上述問題不存在有意義的答案。其實，生產和生活方式以及環境保護措施遠比人口政策對環境的影響更重要，比如，上班族自己開車所造成的能源消耗、空間占用和環境影響，是使用公共交通的幾倍到幾十倍（Vivier, 1999）。而在可預見的將來，人口政策差異對人口總量和環境的影響只有百分之幾或幾十，相比交通方式差異完全低一個數量級。

從1980至2012年，中國年能耗增長400%多。而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確認，計劃生育只少生了一兩億人，相對幅度不到15%。若為經濟發展可接受能耗增長400%及所帶來的環境壓力，降低15%的人口有何意義？如果用同等力度來提高使用效率并減緩能耗對環境的影響，效果豈是降低15%的人口能比擬的？生育政策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對人口規模產生可感受的影響。而在這期間，如果對環境問題認識到位、措施得當，完全可讓環境改天換日。

比如，倫敦曾被稱為霧都；1952年持續五天的大霧霾導致12000人非正常死亡（Bell等，2004）。此后，英國痛定思痛，通過一系列法案加大措施治理空氣污染。雖然倫敦都會區的人口比1952年增加了15%，但現在倫敦的空氣質量在全球143個人口200萬以上的城市中居第38位（世界衛生組織，2011），遠好于中國的城市。

圖 1 霧霾：1952年的倫敦和2013年的北京

英國《電訊報》：1952年12月6日倫敦

新華網：2013年1月29日北京

又比如，洛杉磯從1943年至1980年代也經歷過嚴重的霧霾天氣，突出表現是1955年9月的光化學煙霧污染事件。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特別是1970年美國《空氣清潔法案》實施后，洛杉磯的空氣質量逐步改善；一級污染天數從1977年的121天降到1989年的54天，再降到1999年0天。從1950到2000，大洛杉磯都市區的人口從425萬增至1466萬，汽車數量翻了數倍，其間空氣質量卻經歷了脫胎換骨的提升。洛杉磯與倫敦的例子一樣，都表明空氣質量改善與人口增長可以同時發生，提升環境不必犧牲人口規模。

（二）中國承載了多少與霧霾有關的污染源？

考慮到可比性，我們以汽車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鋼鐵產量、水泥產量來粗略作為汽車排放、燃煤、工業污染和建筑揚塵等構成霧霾的懸浮顆粒物的量化指標。形成霧霾的宏觀因素可歸為三: 一是越來越高程度的工業化，二是龐大的人口規模，三是粗放發展以及環保標準過低和執行不力。

表1列出了中國在2002和2012年以及美國、歐盟和日本在2010年的每百人的汽車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鋼鐵產量和水泥產量。該表顯示，中國在2012年的所有指標都遠高于2002年的水平。除了汽車保有量，中國目前在絕大多數人均指標上都超過了美國、歐盟和日本。中國嚴重的空氣污染與這種高度工業化不無關系。

表1每百人汽車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鋼鐵產量、水泥產量

汽車保有量(輛)

煤炭消耗量（噸）

鋼鐵產量（噸）

水泥產量（噸）

中國（2002）

1.6

14.2

5.6

中國（2012）

8.4

52.9

16.1

美國（2010）

79.7

26.1

2.2

歐盟（2010）

51.1

34.5

3.8

日本（2010）

59.1

85.6

3.7

注：數據分別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世界銀行、美國能源署、世界鋼鐵協會和美國地質學會等。

該表也顯示，中國現在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可能體現在軟指標，而非硬指標上。要消弭軟指標上的差距，中國并不需要付出更大的環境代價。中國目前是世界工廠，為全球生產了大量工業品，這也是中國人均污染源高于發達國家原因之一。但像汽車、煤炭、鋼鐵、水泥等大部分還是用于國內使用和建設，所以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國還處于大規模建設期。

表2列出了中國在2002和2012年以及美國、歐盟和日本在2010年的每百平方公里的汽車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鋼鐵產量和水泥產量。比起表1的人均指標所反映的工業化程度，該表直接反映了工業化對環境的壓力，即土地對污染源的承載度。在每項指標上，中國現在大幅高于10年前。除了汽車保有量，中國目前對污染源的承載度遠高于美國，也高于歐盟，但整體低于日本。

表2 每百平方公里的汽車保有量、煤炭消耗量、鋼鐵產量、水泥產量

汽車保有量(輛)

煤炭消耗量（噸）

鋼鐵產量（噸）

水泥產量（噸）

中國（2002）

2.1

19.0

75.8

中國（2012）

11.9

74.9

美國（2010）

26.9

8.8

7.5

歐盟（2010）

61.2

41.3

45.4

日本（2010）

注：數據分別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世界銀行、美國能源署、世界鋼鐵協會和美國地質學會等。

也許有人會說，中國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中東部，分布很不均勻，所以上述土地承載度不能反映真實狀況。但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分布都很不均勻。比如美國一大半人口居住在離海岸線不到50英里的地區（美國海洋與大氣管理局，2008）；在歐盟內部，北歐、東歐和西班牙的人口密度較低，而德國、英國和比利時等核心國家的密度很高；本來就相對狹小的日本僅有18%的國土適宜于人類居住。

如表2，日本對汽車保有量、煤炭消耗和鋼鐵產量的承載度遠高于中國，但日本空氣質量卻非常好，與美國和歐盟無異。同樣，德國在這些承載度指標上也都高于中國，但德國空氣質量也無異于美國和歐盟其他國家。除可能的地理因素外，粗放發展以及環保標準過低和執行不力是中國空氣質量遠差于日本和德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比如在油品質量上，除北京和上海等，中國大部分地區采用國Ⅲ標準，這意味著油品的硫含量是歐洲和日本的15倍、美國的5倍。在此標準下，盡管中國單位土地承載的汽車少于美國和歐洲，但硫排放量卻遠多于它們。空氣污染是跨地區的，很多大城市把污染企業遷出市區，但遷出企業可能因為監管放松反而成為更大的污染源。

（三）中國的空氣污染狀況

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人們容易陷入先發展后治理的思路，但最后往往付出更大的代價。中國現在人均污染源大都超過發達國家，早到了需要提高環境標準和執行力的時候。針對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李克強總理表示，十二五期間將對生態環保領域投放3.4萬億資金。這不僅可能緩解污染問題，也會通過刺激新興行業，提高生產效率和降低醫療成本，最終帶來經濟回報。根據美國環保局遞交美國國會的報告，1990年通過《空氣清潔法的修正案》在實施后至2000年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是投入成本的四倍；在此之前，原《空氣清潔法》在1970年至1990年期間產生的效益也遠大于投入成本。

中國現在的空氣污染在全球處于什么位置呢？世界衛生組織（2011）收集了全球各地的空氣污染指數。將該數據集中所有1099個城市按空氣污染程度排序，中國大陸的31個城市中，排在最前和最后的分別是第35位的蘭州和第192位的南寧，而北京則在第47位。如果將每個國家的所有城市取平均作為該國的污染指數，在總共91個國家中，中國的污染指數排第15位。

不過，該數據采集時間都在2011年以前，而且是以PM10代表空氣污染指數。由于中國城市空氣似乎在最近一兩年顯著惡化，突出表現于高濃度的PM2.5，該數據未必能反映當前中國城市空氣污染的嚴重性。另一方面，數據集的1099個城市大部分來自發達國家，比如來自美國和加拿大就占461個，其中很多是人口幾萬的小城市；而發展中國家許多空氣非常污濁的大城市，如亞的斯亞貝巴、內羅畢、河內、胡志明市等(Tiwari,2012；Odhiambo等,2010；Haq，2012)卻不在數據集中。

為了解與空氣污染相關的因素，我們針對全球人口超200萬的城市，分析了空氣污染指數與所在國人口、所在國面積、所在國富裕程度（人均GDP）、城市人口、城市建成區面積的關系。在圖2中，左框顯示所在國的人口密度越大，空氣污染越重；右框顯示所在國越富裕，空氣污染卻越輕，特別是在人均GDP高過中國之后。但左框內的相關性要小于右框內的相關性。如果這種關系可反映空氣質量與所在國人口和人均GDP的關系，那全國人口少一半所對應的空氣質量的改善只相當于人均GDP增長9.1%。這說明要改善空氣質量，減少全國人口的作用遠沒有發展經濟提高治理水平來得重要。這個結果與觀察是一致的。比如，日本和韓國的人口密度比中國更大，但東京和首爾的空氣質量卻遠好于北京和上海。

圖2 城市空氣污染指數與所在國人口密度和富裕程度的關系

（四）其他環境問題與人口的關系

霧霾只是眾多的環境問題之一。如果說霧霾產源自人類活動，許多其他環境問題未必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實際上，地球本身一直處在持續性的變化和周期性的波動中，人類活動只是影響地球環境的眾多因素之一。在人類存在以前，冰河紀與氣候暖化曾交替出現。根據孢粉分析，過去4萬多年中，黃土高原就經歷過草原、森林草原、針葉林、荒漠化草原和荒漠之間來回交替的多次轉換(唐領余等，2007)。

在北京，明朝的沙塵暴就非常嚴重，乃至明成化四年的奏折寫道：“天地壇外墻，風沙堆積幾與墻等”；但到清朝，沙塵暴則大幅減緩，至民國卻又開始趨于嚴重（孫東虎，2007）。近年很多依據科學手段對中國沙漠化成因的系統性分析（如Lindert，2000；王濤等，2006，Wang等，2008）也表明，近代的沙漠化主要是由于氣候變化等自然因素引起的。

由于影響環境的因素極其復雜，科學對其機理的理解十分有限。媒體曾頻繁報道臭氧層出現空洞將引發氣候災難，但這種聲音近年幾乎銷聲匿跡。這是因為臭氧層空洞的形成機理比料想更復雜，而空洞可能引發的健康危害并未發生。權威的《自然》科學雜志在2007年的一篇題為《化學家在臭氧理論上戳開了洞》的文章中寫到，“...，科學家需重新思考臭氧空洞是如何形成的以及這與氣候變化有何種關系”。而201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則認為，臭氧層的自我修復可能會加重氣候變暖（Korhonen等，2010）。

至于人類活動到底如何影響環境往往難有定論。即便這種影響顯著存在，如前所述，生產與生活方式的作用也要遠大于人口政策的效果。而且人口少未必意味著環境就好。在環境質量上，人口稠密的歐洲優于人口稀少的非洲，人口密度較大的日本優于人口密度較小的中國。蒙古是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國家之一，但卻位于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列(Chuluun, 2011)。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1）數據，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的空氣污染全球第二，僅次于伊朗的阿瓦茲。

美國《時代》在2011年引用的Blacksmith研究所列出的全球污染最嚴重的10個地方中，地廣人稀的前蘇聯占了4個，而中國和印度則各占2個。而根據瑞士綠十字組織在2013年的排名，全球污染最重的10個地方有一半在俄羅斯、烏克蘭、阿根廷、贊比亞這些地廣人稀的國家，而無一在中國和印度。

（五）人口如何通過經濟發展影響環境？

實際上，人口對環境既有負面也有正面影響。在有關經濟發展與環境關系方面被引用最多的一篇文章中，Grossman和Krueger (1995)分析了幾十個國家的14項環境指標的歷史變化。結論是，在工業化初期，環境會隨著經濟發展而惡化，但幾乎所有的環境指標都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之前的某個轉折點之后開始改善。而且，這些國家環境大幅改善發生在工業生產大規模遷至新興國家之前，因此是得益于本國保護和治理措施，而非污染源被轉移出去。

這是因為隨著收入的提升，人們開始注重生活品質，較之繼續增加物資享受，改善環境變得更有價值。也就是說，隨著社會變得更富裕，環境質量的相對效用會增加，這有利于人們強化環保意識，避免粗放式發展。近年，廈門、寧波和大連民間都出于對環境的擔憂而拒絕了數百億元的大型化工項目，而政府也順應民意越來越注重環境質量，并為此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和計劃。正是這類主動的政策和措施，才使環境惡化的趨勢在人均GDP達到一定程度產生逆轉。目前霧霾天氣已成為媒體熱點，人們環保意識日益高漲，解決污染問題的意愿在增強，這些跡象表明中國環境逆轉的社會條件逐漸成熟。

圖3 中國的森林覆蓋率（1973-2008年）

注：歷次《中國林業與生態建設狀況公報》

而且，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改善環境的財力和技術也不斷提升。雖然中國人口總量還在增長，但由于保護和治理環境的投入增加了，環境的某些方面已在逐步改善。圖3顯示，中國的森林覆蓋率數十年來在持續增加(中國統計年鑒，2011)。中國以前是原木出口大國，但現在卻幾乎是純進口國。在2010年中國原木進口量是出口量的1209倍（國家林業局，2011）。雖然如此，因為中國是林業制成品出口大國，中國的林業對外貿易卻是平衡的。這是典型的人力資源可置換自然資源的例子。

環境的變化有好有壞，但惡化往往比改善更吸引注意力。很少人知道，過去十多年里，中國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積總體上在持續減少。根據2011年《第四次中國荒漠化和沙化狀況公報》，從2000至2004年，中國荒漠化、沙化土地分別年均凈減少7585平方公里、1283平方公里，從2005至2009年分別年均凈減少2491平方公里、1717平方公里。自1999年以來，黃土高原的植被覆蓋明顯增加（張寶慶等，2011）；由于其間氣候變化相對穩定，這應該歸功于大規模植被建設和農業技術改進。上海黃浦江水質曾不斷惡化，但1996年以來卻在逐漸改善（何金林、韓昌來，2004、2005），這得益于政府加大水環境治理力度，比如上海市河流污水工程開始發揮效益，跨區域的引清調水開始組織實施。

人是很多問題的制造者，但更是問題的解決者。正是因為問題不斷出現，人類才有動力尋求更好解決辦法，進而推動社會的進步。人類活動帶來環境污染，這些問題同樣需要靠人來解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一方面會推高環境質量的相對效用而激發改善環境的動力，另一方面又會提升保護和治理環境所需的財力和技術水平。相反，靠人口控制來改善環境完全是本末倒置，其效果即便存在也是微乎其微，而且人口控制帶來的人口極度老化和模持續萎縮更會降低環境治理的能力，導致中國的環境面臨蒙古和俄羅斯那樣的困境。

【正文】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