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白晝搶奪”罪？明朝怎么做的？?

“白晝搶奪”罪名的歷史沿革概況

“白晝搶奪”罪名的出現，可追溯到古代社會私有制的發展。隨著私有財產制的建立和完善，侵犯財產權的行為日益增多，因此對強盜罪的認識也日趨清晰。

自夏朝起，強盜罪的語義即包含在刑法條文中，但未明確區分強盜與搶奪。漢朝時期，白天在都城中搶劫官吏的行為第一次被稱為“白晝搶奪”，出現在《漢書·賈誼傳》的記載中。

這表明，漢朝統治者已經注意到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這類犯罪行為。

隨后的幾個朝代， “白晝搶奪”罪名沒有獨立地出現，而是與強盜、盜竊等財產侵犯罪混合在一起處理。直到唐朝，立法者才將有關搶奪的犯罪條文規定在《賊盜》律中，顯示出區分不同財產侵犯犯罪的趨勢。

唐代法學家編撰的《唐律疏議》對“搶奪”的行為特征進行了較好的論述，指出其與強盜的區別在于不預謀、不使用暴力威脅。

但是，唐律并未設立搶奪的專門條文，仍將其歸入強盜罪。這表明唐朝對兩種犯罪的認識還不夠明確和嚴謹。

元朝在《元史·刑法志》中正式使用“白晝搶奪”這一罪名，將白天攜帶兇器搶掠財物的行為定為此罪。但元律同樣沒有將其與強盜罪名區分開來，兩罪混合處理。

直到明朝初期制定《大明律》時，才在立法上將“搶奪”罪名從“強盜”中分離出來，使兩罪名存在相對獨立的法律規定。

這標志著明朝統治者對兩種犯罪行為的本質差異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明初以來的法學著作對“白晝搶奪”罪也有了更加具體和準確的解釋。這是一個罪名概念從混淆到明晰的過程，顯示出法律對犯罪識別能力的提高。

明朝的“白晝搶奪”罪名

盡管在立法層面，明朝將“白晝搶奪”罪名從“強盜”中獨立出來，但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這一罪名的效果似乎不太理想。

查閱明初的司法檔案和典章文書，很少看到運用“白晝搶奪”罪名判決的案例，雖然這類犯罪行為在社會生活中并不罕見。這與君主專制統治的本質有關。

明太祖確立君權至上，皇帝可以憑借詔書和諭旨替代司法判決，律法在實踐中反而居于次要地位。再加上刑罰過重，許多明初官員也不愿依律嚴格執法，導致“白晝搶奪”罪名存在立法不實。

但是，從更深層面看， “白晝搶奪”罪名作為明律的一部分，其立法價值還是值得肯定的。它體現了明朝法制進步的一面，至少在理念和制度設計上反映出對犯罪的識別能力提高。

與“強盜”罪相比， “白晝搶奪”罪的量刑幅度更為寬松合理，主觀惡性也較輕。例如，強盜罪即便只是未遂，也要處以流刑，而實際搶盜財物則一律判死刑；白晝搶奪罪的量刑則從杖刑到流刑不等，可以區分不同情節輕重。

這體現了罪刑相適應的原則，與社會危害性相匹配。明朝能在立法上細致區分不同的財產侵犯罪，完善體系，設計不同程度刑罰的輕重，這對當時的法制進步是積極的。

“白晝搶奪”罪名沒有在司法實踐中充分發揮效力，與古代專制君主集權制有關。皇權凌駕法律之上，導致許多良法良制也成為空文。

但是，這罪名本身所蘊含的法律文化價值和對犯罪區分的律法精神，對后世仍有借鑒意義。現代刑法對強盜和搶奪罪也有明確區分，繼承和發揚了古代律學家精心識別罪名的方法論。因此，盡管“白晝搶奪”罪在明朝司法實踐中效果不彰，它的立法價值還是應當肯定的。

明朝“白晝搶奪”罪名的歷史影響

“白晝搶奪”罪名在明朝雖然沒有完全發揮應有的作用，但它的出現對中國法律發展歷程還是有重要影響的。

它是財產侵犯罪區分的重要標志。在此之前，搶奪行為一直與強盜混同處理，明朝“白晝搶奪”罪的獨立反映出立法者對不同犯罪形態有了更為明確的認識。這為后世各罪名進一步區分奠定了基礎。

它推動了法理學的發展。明朝法學家為解釋該罪名的內涵、構成要件和量刑標準進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許多法理著作。這些對罪名論述的學術積累，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的法理學與罪刑理論。

它啟迪了罪刑相適應的思想。明律根據犯罪行為的危害性設計不同程度的刑罰，體現了罪刑相稱的價值理念。這為后世量刑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借鑒。

它展現了進步的法律精神。盡管在實踐中效果不佳，但“白晝搶奪”罪立法本身顯示出明朝在罪名識別和法制建設方面的進步思維。這種精神對當今執法司法仍具有正面導向作用。

明朝“白晝搶奪”罪名作為歷史刑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立法和學理價值是應當客觀看待的。立法未必就是成功，但其中的理念和精神卻可以代代相傳。

當我們審視歷史法制時，應當摒棄成敗觀，而更多地從發展視角進行評判，以汲取價值素養。這對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也會有一定的啟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