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從營盤山之巔溯古追源

在世紀之交的1996年、2000年和2009年前后，四川考古人先后發現了寶墩文化期的8座古城遺址、茂縣營盤山遺址、什邡桂圓橋遺址等。通過學者們的不懈努力，基本厘清了古蜀文明的起源發展、分布影響和文化脈絡。5000余年前，營盤山先民翻越直線距離僅80公里的龍門山脈，進入山前地帶的什邡桂圓橋，在這里與原住民相融共處，開啟了成都平原上古蜀文明的原點，共同孕育了葳蕤璀璨的古蜀文明。但是，營盤山先民們是世代居住川西高原之上的原住民，還是遠道而來的歇腳客呢？

形態迥異的文化面貌

地處四川西部連綿起伏高山區的阿壩州茂縣營盤山遺址，是一座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5300-4600年的大型中心聚落遺址。這里的考古學文化類型獨特，除了與成都平原上的桂圓橋遺址、寶墩文化期古文化遺址，具有前后相繼的文化特征以外，還有與之迥異、相去甚遠的文化現象。這主要體現在出土器物的類型和葬俗形制上的不同。

在營盤山遺址出土了相當數量的彩陶碎片，這是成都平原上寶墩文化期所沒有的文化特征。同時，還發現了區別于寶墩文化期的葬俗形制。比如，營盤山發現的人祭坑是以袋狀灰坑葬的葬俗出現，而寶墩文化8座古城遺址之一的大邑高山古城遺址，其墓葬形制為豎穴土坑墓，就與營盤山袋狀灰坑葬的形制完全不同。袋狀灰坑葬的葬俗文化，相較而言更流行于黃河流域一帶。

類型趨同的根源所在

放眼營盤山的彩陶類型、紋飾以及獨特的葬俗形制。很快，人們的視線聚焦到了地處西北甘青高原的馬家窯文化和黃河中上游地區的仰韶文化。

國人對彩陶的初識，源于1921年在黃河中游地區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所發現的距今約7000年前的彩陶碎片。大約在距今約5700年前，彩陶向西發展到了甘肅、青海地區，形成了新的彩陶文化聚落。1923年，在甘肅臨洮馬家窯村被發現，考古學命名其為“馬家窯文化”。營盤山遺址出土彩陶器物上的紋飾，如水波紋、渦旋紋等飾樣，與馬家窯彩陶紋飾高度相似。在營盤山出土的雙耳彩陶罐上的垂帳紋（亦可稱水波紋、波折紋），與甘肅舟曲出土的馬家窯類型彩陶瓶上面的紋飾如出一轍，趨同性較為明顯（見文首圖）。而在營盤山遺址發現的泥質灰陶材質的陶塑人面像，與甘肅秦安大亞灣遺址出土的，非常知名的，小口尖底彩陶瓶口沿上的陶塑人面像極其相似，這些都是兩地文化交流影響的實物見證，是兩處遺址地具有相同文化屬性的直接證據。

在營盤山遺址，考古人員總共發現了9座人祭坑，而人祭坑的這種呈袋狀形制的灰坑葬葬俗形式，與黃河上游地區大量存在的灰坑葬形制相似。考古學家通過對人祭坑中的遺骸，開展人種學和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并對比其他地區古代人類骸骨特征，確定人祭坑中的人體骸骨，屬于典型的古西北人種。因此，從人類學角度，將營盤山先民與黃河上游地區的馬家窯先民緊密聯系起來。

此外，從植物考古成果上對比，營盤山遺址與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區，在農業種植上形態一致，種植的都是北方地區旱作農業粟和黍為主。

通過兩地出土器物的類型、類別、紋飾；人體骸骨的研究、分析；再到兩地相同的農業種植等考古成果的全面對比，都在無可爭辯的把營盤山文化與黃河上游文化連接起來，這些證據鏈都在證明著、述說著，它源自于馬家窯文化的影響和傳遞。

在四川考古人孜孜不倦的探索求真路上，在營盤山到馬家窯的沿線路途間，發現了一系列處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古文化遺址。把這些遺址由點連成線，一條清晰的遷徙路線，躍然顯現。馬家窯先民們從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出發，沿著甘南草原，進入川西高原，再沿著大渡河上游、岷江河谷，翻越龍門山踏步成都平原。至此，拉開了燦爛古蜀文明的序幕。

遷徙——無奈的抉擇

古蜀文明的發展起源，雖得以揭示。但是，處于新石器時代，生產能力極端落后、生產水平極端低下的狀況下，是什么原因迫使古代先民們，要大費周章地不斷上演著遷徙呢？

據研究，大約在距今6000年前全球氣候由溫暖的大西洋期，轉向了全球性的氣候災變期，北緯35度以北轉向濕冷，正是這次氣溫驟降，使得甘青地區的部分先民們，離開了耐以生存的家園。他們突破重重險隘，跨越道道高山，進入到川西高原，營建起了營盤山這樣的大型中心遺址。在歷經數百年的生養后，選擇了再次遷徙，進入到亞熱帶東南季風溫潤氣候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最終，與這方土地上的先民們相融與共、繁衍生息，共同孕育生發出璀璨的古蜀文明，使之成為中華文明起源多源化中的重要一支。

撰稿人：傅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