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通緝，一邊給300大洋高薪：蔣介石對魯迅為何如此糾結？

不知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么魯迅寫過那么多罵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文章，卻一直能安然無恙地當教授，寫文章，每月從國民政府領取幾百大洋的高薪，并在上海住了9年都平安無事呢？

原因有兩個：一是蔣介石對魯迅的欣賞與尊重；二是兩人都把握了很好的分寸。

魯迅作為文學大家，不僅備受讀者喜愛，連毛主席、蔣介石這樣的政黨領袖也對他青睞有加，蔣介石曾多次向魯迅示好；毛主席則認為魯迅是中國第一圣人，將未能與魯迅見上一面引為畢生憾事。

主席非常喜歡魯迅，1934年1月，他在和時任中共中央黨校的馮雪峰閑談時，不無遺憾地表示，“五四”期間在北京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新文化領軍人物，唯獨沒有見過魯迅。

馮雪峰說，有一個日本人認為，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魯迅，一個是蔣介石，半個是毛澤東。

主席聽了哈哈大笑：“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主席后來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對魯迅的崇拜之情。如1972年在武漢地區的一次座談會上說，中國的第一圣人不是孔子，不是我，而是魯迅。我只能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由此能看出，主席對魯迅幾乎達到了崇拜的程度。

蔣介石對魯迅的態度也差不多，只是沒有公開表示過。

他與魯迅同是浙江人，又都曾留學日本，都參加過光復會敢死隊。雖然后來一個從政，一個從文，但相似的經歷讓兩人之間不乏契合之處，也決定了他們日后那種既對立，又在對立中保持一定分寸的特殊關系。

1927年以前，魯迅對國民黨及其領導人是頗有好感的。

他在1926年10月20日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說：

現在我最恨什么“學者只講學問，不問派別”這些話。假如研究造炮的學者，將不問是蔣介石還是吳佩孚，都為之造么？國民黨有力時，對于異黨寬容大量；而他們一有力，則對民黨之壓迫陷害，無所不至……

從魯迅的這番言語中，能看出他那時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是認同的。

同樣，這個時期的國民黨對魯迅也十分看重。

1925年底，國民黨在北京辦了個《國民新報》，邀請魯迅及北大教授張鳳舉值編該報副刊，并許以高薪。

1926年8月，魯迅在廈門大學任教期間，收到國民黨要員朱家驊的電報，邀請他到中山大學去“指示一切”。

沒等魯迅想好去還是不去，廣州那邊的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就已經迫不及待地發文稱：

“著名文學家魯迅即周樹人，久為國內青年傾倒，現在廈門大學擔任教席。中山大學委員會特電促其來粵擔任該校文科教授，聞魯氏已應允就聘，不日來粵云。”

國民黨的另一份報紙《國民新聞》也推波助瀾，在當天發表了同樣的消息，“逼”得魯迅非去不可了。

1927年1月18日，魯迅到達廣州。

他的到來，讓廣州各界為之沸騰。朱家驊把魯迅稱作“戰斗者，革命者”，推崇備至。

魯迅以前從不和官僚政客打交道，但對和蔣介石走得很近的朱家驊似乎并不反感，欣然接受他的宴請；并和蔣介石的連襟孔祥熙往來密切，關系極好。

要知道，魯迅是到廣州后才認識的孔祥熙，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1927年3月1日中山大學的開學典禮上。

魯迅后來不僅接受孔的邀請到嶺南大學參加“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紀念大會”并發表演講，還欣然應邀到其公寓“小坐”。可見魯迅對蔣介石的這位親戚稱得上“愛屋及烏”了。

孔祥熙

然而，這種溫馨的氣氛很快被蔣介石破壞了。

十多天后，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此時的朱家驊尚未正式從政，只是在中山大學主持校務的校務委員、代理校務委員長，卻積極配合蔣介石，在學校里展開“清黨”行動。

魯迅對此極為反感，要求學校出面營救被捕學生，從而和當局發生了不可調和的沖突。

后來又發生了一件事，成為促使魯迅離穗赴滬的導火索。

1927年4月，廈門大學國學院研究教授顧頡（jié）剛應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傅斯年之邀，到中大擔任歷史系教授。這一原本正常的人事任命，引起魯迅的強烈反應。

顧頡剛后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古史辨學派創始人，現代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奠基人。不過在當時卻是普通的大學教授。

他和魯迅本無交集，二人后來同在廈大國學研究院任研究教授，才算打了交道。可正是在這個階段，讓他們從同事變成陌路。

事情出在顧頡剛身上。

到廈門大學后，顧頡剛又推薦了潘家詢、黃堅、陳萬里來廈大，陳萬里又推薦了羅常培、王肇鼎。幾人在廈大國文系和國學院形成了一種勢力，排斥魯迅，說魯迅是“名士派”。

魯迅性格剛烈，隨時準備戰斗，和他們的斗爭自然免不了。顧頡剛因為推薦他們的關系，也無辜躺槍。

另外，顧頡剛以前對人說，只佩服胡適和陳源。

他佩服誰似乎與魯迅沒關系，可是陳源是誰？就是那個被魯迅罵作“臭毛廁”“謊狗”的陳西瀅。

胡適與陳源同是“現代評論派”，他支持陳源，自然也在魯迅討伐之列。

顧頡剛佩服這樣兩個人，讓魯迅咋想？加上他推薦來廈大的幾個人組團排斥魯迅，讓魯迅對顧頡剛厭惡至極，才接受了朱家驊的邀請，放棄廈大的400元月薪去了中大。

可是魯迅剛到中山大學一個月，顧頡剛又來了！魯迅本就和朱家驊以及廣州當局撕破了臉，顧頡剛的到來，成為讓魯迅離穗赴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過，顧頡剛對得罪魯迅一事一直很迷惑。他后來在自傳中感慨道：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過不去。”

顧頡剛

說完了插曲，再回到正題。

魯迅到上海后，與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對立就開始了。

對魯迅而言，“有文皆從敵著想，無日不與戰為緣”，他和國民黨、蔣介石的斗爭從1927年4月30日蔣介石發表的《告全國民眾書》即拉開了序幕。

蔣介石在這篇文章中說，國民黨“以黨治國”是救中國的唯一出路，國民黨是負責任的黨，不許共產黨混雜在里面，等等。

魯迅后來著文嘲諷蔣介石：

“有公民某丙著論，謂當‘以黨治國’，即被批評家們痛駁，謂‘久已如此，而還要多說，實屬不明大勢，昏聵糊涂’。”

不點名地罵蔣介石“昏聵糊涂”，也就只有魯迅了。

他又在《“友邦驚詫”論》中，痛斥國民黨與日本侵略者是一丘之貉：

“好像失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

以蔣介石小肚雞腸的性格，斷不能容忍被人這樣夾槍帶棒地惡毒攻擊的，他指示手下對魯迅進行還擊。

國民黨方面先是造魯迅的謠，說他被“金光燦爛的盧布所收買”，后又想方設法地查禁魯迅著作，并時不時派特務跟蹤、威嚇，想迫使魯迅收斂。

最嚴重的一次1930年2月13日。

2月12日，魯迅、柔石、郁達夫、田漢、夏衍、馮雪峰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號召民眾要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反對南京政府統治，等等。

不久，天津、南京、漢口等地相繼成立50多個分會，聲勢極大。

自由同盟反對國民政府統治，也許是魯迅一生中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主張的唯一一次，也是讓國民黨對魯迅采取措施最為嚴厲的一次。

大同盟成立的第二天，時任國民黨浙江省部指導委員的許紹棣就請求秘密抓捕魯迅，獲陳立夫批準。

1930年3月19日，躲無可躲的魯迅只身來到內山書店避難。內山完造把他安置到書店的假三層上住了一個月，直到4月19日才回家。

1934年，魯迅在《自傳》中說：

“因為加入自由大同盟，聽說國民黨在通緝我了，我便躲起來。此后又加入左翼作家聯盟、民權同盟。到今年，我的1926年以后出版的譯作，幾乎全被國民黨所禁止。”

作品被禁止等于斷了財路，這大概讓當時的魯迅很困窘，才會讓他直到晚年仍恨如頭醋。

不過恨歸恨，魯迅在譴責甚至是大罵國民黨和蔣介石時，始終堅守一個底線：不點蔣介石的名。

以魯迅當時的知名度，如果直接寫一篇點名罵蔣介石的文章，肯定會引起強烈反響。

周建人回憶說，當時李立三去找過魯迅，希望他能用周樹人的真名寫一篇文章，痛罵蔣介石。

魯迅回復說：“文章是很容易寫的。蔣介石干的壞事太多了，我隨便揀來幾條就可以寫出來。不過，我用真名一發表文章，在上海就無法住下去了。”

李立三說：“這好辦，黃浦江里有很多輪船，也有蘇聯的船，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去了。”

魯迅答：“對，這樣一來，蔣介石是拿我沒辦法了，但我離開了中國，國內的情況就不容易理解了，我的文章也就很難寫了，就是寫出來，也不知在什么地方發表。”

魯迅說的是實情。他雖然以筆為劍，以墨為鋒，但他也需要生存，逞一時口舌之快而失去長久斗爭的陣地，實非明智之舉。

對魯迅的口誅筆伐，蔣介石心里自然有數。他用過很多辦法進行回擊，卻也始終把分寸拿捏得極好。這從魯迅從未中斷的高薪就能看出來。

到達上海以后，1927年5月，魯迅托老鄉找到蔡元培，想在浙江大學研究院謀一個職位。由于蔡元培只是研究院籌備委員會九名委員之一，說了不算，這事就沒辦成。

同年6月，國民黨接受蔡元培的提議，成立中華民國大學院。這是一個管理全國學術的行政機構，相當于教育部，由蔡元培任院長。

魯迅得知后，又托人向蔡元培活動。蔡元培這次沒猶豫，大筆一揮，給了魯迅一個“特約撰述員”的職位，每月薪水300大洋，還不用上班。

300大洋是什么概念？

陳存仁在《銀元時代生活史》中說，“丁福保請的這一位拓工，專拓古錢，供給食宿，月薪三十元，在當時已算高得很。”

又說：當時人對一枚銀元看得很重，超過一元以上，更是一件大事。上海當時每擔米四元，一夫一妻的家庭，每月三四斗就夠了，子女多的人家，一個月也不過吃一擔米（注：1擔=10斗）而已。

又說：我的幾個親戚都是大學教授，月薪高達八十元，即使家中人多，也是月月有盈余的。

這樣一對比，魯迅每月300元大洋薪水，簡直高得離譜。

從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魯迅共從國民政府大學院領取大洋14400元。這筆錢，對于當時沒有正當職業，只靠撰稿為生又背負家庭重負的魯迅來說，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魯迅在上海9年，著述頗豐，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時期。可以說，正是那每月300元的薪水，才讓魯迅沒了后顧之憂，讓他可以安心寫作，買喜歡吃的甜點。否則也就沒有后來的魯迅了。

魯迅不上班還拿錢，蔣介石知道嗎？當然知道。

不僅知道，從1930年12月到1931年6月這段時間，蔣介石還兼任教育部長，如果不是對魯迅留有余地的話，他筆尖一歪，魯迅的“特約撰述員”和300元高薪也就沒了。

事實上，還真有人向蔣介石這樣建議過。

據研究魯迅的專家蔣錫金說，許廣平回憶，蔣介石兼教育部長期間，有人向蔣告密，說那個特約編輯周豫才（即魯迅），就是激烈反對你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頭子。

告密的那人以為蔣介石不知道。其實蔣介石心細如發，怎能不對拿高薪的這些人一一過問、審查？只是不吭聲罷了。

不過，既然有人告密，就得有個態度。蔣介石的反應挺有意思，他說：

這事很好，你去問問教育部里還有他的熟人沒有？派熟人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

蔣介石對反對自己又不便除掉的人，歷來是送到國外。

他對告密者說要把魯迅送到日本，心里卻未必這樣想，不然早就這樣做了。只是這樣的話讓告密者聽了，不免有一種一拳打到棉花上的感覺。

魯迅逝世后，有人說蔣介石曾托上海市長吳鐵城送去花圈，并代他到靈堂致哀。

這個說法無從考證，但茅盾說，孔祥熙和夫人確實送去了挽聯，上寫：

一代高文樹新幟，千秋孤痛托遺言。

魯迅英年早逝，蔣介石態度如何不知道，但他后來曾安排人接濟魯迅家屬。

許廣平1940年寫給郁達夫的信中有提到，說勵志社曾為魯迅家屬捐款。

勵志社成立于1929年1月，前身是黃埔同學會勵志社，是一個不文不武的“四不象”組織，社長一直由蔣介石自任。

另外，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也說了一件事：

1942年2月，朱安在寫給許廣平的一封信中說，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鄭彥芬曾給她送過10萬法幣。朱安不敢收，鄭彥芬說：長官賜，不敢辭，別人的可以不收，委員長的意思，一定要領受。

朱安這才收下了。

對蔣介石的行為，周海嬰直到寫書時還表示不解：

“他為什么一方面在政治上壓迫父親、母親和我，另一方面又假借（送錢）給父親的前妻，這究竟是要達到什么目的？”

其實，這何嘗不是蔣介石的一種“分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