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盲文之父: 被三位妻子拋棄，精神分裂卻改寫中國幾代人命運

如果你正被精神內耗困擾，如果你想掙脫精神內耗的藩籬，那么，請你耐心地讀一下他的故事。

人生并非不快樂，只是沒有讀懂苦難。

要說不幸，他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苦難。

還未出生，父親就離他而去；從小體弱多病，因為酷愛讀書，結果高度近視；高中時踢球，導致右眼失明，建國前夕，在即將夢想成真準備大干一場 之時，左眼又失明，徹底墜入黑暗的深淵；四次結婚，三次被拋棄，造成精神分裂﹍﹍

要說成功，很少有人能夠出其之右。

在他墜入“黑暗世界”后，把苦難當作成功的墊腳石，苦中作樂，勇敢地“盜取火種”，僅用一年半就創造了盲文體系，但推廣過程卻一波三折，二十多年的堅持不懈，改寫了中國幾代人的命運，成為黑暗世界的“普羅米修斯”。

他就是中國民族革命先驅黃興之遺腹子，中國盲文之父黃乃。

黃乃，湖南長沙人，與毛澤東同鄉。他的父親鼎鼎有名，是北宋大文豪黃庭堅的后人，中國同盟會創始人之一，更是中華民國的創建者之一。1911年在攻下南京后，黃興一度被推舉為副元帥，代理大元帥的職責，與孫中山并稱“開國二杰”，可惜因積勞成疾在1916年正當42歲壯年時溘然離世。

按理說，外有父親光環的籠罩，內里又是家中8個兄弟姐妹中的老幺，應該是萬千寵愛于一身，但恰恰相反，命運好像專門與他過不去，真應了那句話：

麻繩專揀細處斷，厄運專找苦命人，屋漏偏逢連陰雨，船破又遇秋風急。

當黃乃還在娘胎里時，他的父親就在他出世的前一年離開了這個世界。母親因突如其來的打擊，極度地悲痛，導致腹中的他早產。

1917年1月的一天，他來到了這個世界，從此便開始了多難坎坷而又跌宕傳奇的一生。

母親經常跟他講父親的故事，黃乃雖然沒有見過父親，但父親的思想卻影響了他一生。在父親和兄長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下，黃乃自幼便與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同頻共振。

他很小就凸顯出了學習的天賦，因為是早產兒，從小體弱多病，母親希望他健康成長。但他癡迷讀書，為了不讓母親擔心，就喜歡上了夜讀，甚至有時鉆在被窩里看書，由于不注意用眼，小小年紀就高度近視。

讀書使他早熟，眼界開闊，思想激進。由于崇拜父親，早在讀小學上五年級時，他就已將一冊《三民主義三百問》背得滾瓜爛熟，并且小小的年紀就參加了社會活動，當上了學生自治會主席。當北伐軍打到長沙時，他還帶著同學走出校門，歡迎北伐軍的到來。

初二時，黃乃大量閱讀進步書籍，如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等，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并參加了由共產黨秘密領導的“讀書會”。

進入高中時，他開始為一些進步文藝刊物《新野》、《文友》等撰寫文章，宣傳進步思想，喚起民眾覺醒。

此時的黃乃躊躇滿志，立志繼承父業，投身到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偉大斗爭之中。但命運總見不得他好。正當他豪情滿懷之際，不幸降臨到他的頭上。

1934年，已是高中生的黃乃在一次上體育課踢足球時，不慎右眼被撞傷，視網膜脫落，當時的醫療條件不好，他家里也不寬裕，由于在小診所治療，手術失敗致使右眼失明，于是休學回到長沙老家。

這樣的打擊對于任何人來說都是不能接受的事情，但黃乃并未消沉，他時刻關注時局的變化。

1936年初的一天，黃乃從報上看到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正積極開展救亡運動，他受到觸動，人生有了新方向，決定重走父親的路，去日本留學。

在母親和哥哥們的支持下，他來到東京一所大學攻讀社會科學，很快他就加入了中共東京特別支部的外圍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同盟和“中華留日世界語協會”等進步組織。

在這里，他遇到了初戀向明。

這期間，黃乃經常出席左派文化團體的各種會議，為文化救亡運動做了不少的工作。他的行動惹怒了日本軍國主義，1937年6月，黃乃被日本警察拘捕入獄。

黃乃被捕后，受盡了酷刑，好在他父親的生前好友前田九二四郎出面四處周旋，他才得以釋放。

20歲的黃乃，第一次遭遇這次牢獄之災的考驗后，更堅定了他一生要跟共產黨走的信念。他晚年回憶起這次經歷時說：

“從那以后，我就是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不管我身上背著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對黨的信念從沒有動搖過。”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從日本監獄中出來的黃乃迫不及待地回到了祖國，他要投身抗日的洪流中。他沒有急著回家，而是歷經千辛萬苦，克服重重阻力，在第二年來到革命圣地延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還親自接見了他。

在延安，他先后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和馬列主義學院學習。由于他曾在日本留學，對日本的情況有深入的了解，1939年，黃乃被調到中央宣傳部任干事，專門研究日本問題，后又調入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工作，任日本問題研究秘書兼組長。

1941年，《解放日報》創刊，黃乃負責副刊《敵情》的主編。他成了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毛澤東對黃乃的研究文章是每天必看，特別是他發表的《南進還是北進》的文章，準確地推斷了在華日軍的下一步行動計劃，曾經轟動一時，毛澤東還特別點名表揚了他，稱“在研究日本問題上，黃乃最有發言權。”

這段時間是黃乃人生的高光時刻，由于他會日語、俄語、英語和世界語四種外語，又因《南進還是北進》的文章一戰成名，在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流傳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而黃乃均進入這兩項排名。

才貌雙全的他，此時又遇到了初戀向明，并展開猛烈的追求。1942年他與第一個妻子向明結婚，并且有了一個兒子。

向明是一個性格活潑開朗、熱情大方的女孩，與黃乃的性格有著天壤之別，因為是初戀，所以黃乃格外地珍惜。

但是好景不長，1947年，黃乃隨中央從延安轉移到了山西后甘泉村，而向明則被分配到了另一個地方。這段分居讓他們的心也逐漸疏遠，最終導致了第三者的介入，向明選擇了離開。過于悲傷的黃乃，還寫了一首《將失偶》表達自己的悲痛之情。

第一段婚姻的失敗，對黃乃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為了排解苦悶，他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由于常年伏案到深夜，僅有的一只高度近視的左眼視力也迅速下降。

1949年3月，全國即將解放，黃乃為之奮斗的建設新中國目標也即將實現，不幸又一次降臨，他的左眼視網膜又脫落。

那時，剛出任新中國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得知他的病情后，立即在1950年派人送他赴莫斯科皇宮醫院治療，但為時太晚。因拖延太久，病情沉重，未能治愈。去蘇聯時，他的左眼睛還能看到“人民日報”四個大字，回國后，雙眼已經全部失明。他的人生再次落入低谷，墜入了黑暗世界。別人可能會就此自暴自棄，但他卻開始尋找“光明”。

在蘇聯治療期間，當他得知自己的眼睛已完全沒有復明希望時，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祖國成千上萬的盲胞。于是，在回國前，他參觀了莫斯科的盲校，聽到了不少盲人自強不息的動人事跡后，產生了創制中國盲文的念頭。

有資料表明，盲文是由法國盲人路易·布萊爾于1824年創造的。布萊爾盲文在1874年傳入中國，由英國傳教士與中國盲人合作，按照不同地域的方言先后制定了以《康熙字典》的音序為基礎的“康熙盲字”。

盲文也可以叫點字或凸字，主要是靠手指的觸覺來分辨出每個不一樣的文字。當時新中國還沒有統一的盲文，只有南北兩種不同地域使用的很不完備的盲字。黃乃認為自己有責任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他在蘇聯如饑似渴地學習盲文，學會了四國語言四套點字，在歸國的火車上，他使用帶回的盲文板筆和字母表，結合小學一年級的功課，開始創制中國盲文。

回到國后，黃乃選擇了繼續在延安工作，這時，他的自強不息感染了身邊人，愛神再次降臨，他和敵工研究室的同事莊濤再次牽手婚姻的殿堂。一開始結婚時，兩人還是度過了一段甜蜜的日子，還在婚后生下了一個兒子。

但是這一切幸福的生活，在妻子調任到外交部工作后就變了，到了外交部工作的妻子越來越忙，加之妻子也是一個事業心較重的人，照顧盲人黃乃對她來說成了一種負擔，夫妻二人之間的話語越來越少，沒多久妻子就選擇了離婚，黃乃萬般無奈下只有同意。

第二次婚姻失敗，也沒有擊倒黃乃。此時，他已調到北京工作，便繼續致力于研究和思考中國的盲人問題：盲人不應成為社會的負擔，而應與正常人一樣，也要為社會效力。要做到這樣，盲人必須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而盲文則是他們學習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能的必備工具。

1952年春天，黃乃給《人民日報》寫了一封信，呼吁全社會都要重視和關心盲人事業，并四處游說，各方斡旋，同時集中精力創制中國自己的盲文。

就在這一年，已擔任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主席的黃乃，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在布萊爾六點法的基礎上，提出了以普通話為基礎，以北京語言為標準，采用分詞連寫方法拼寫普通話的《新盲字方案》。

當周恩來總理得知黃乃設計的盲文初步方案成功后，親自接見了黃乃，并握著他的手表示祝賀，鼓勵他進一步完善這個方案。

黃乃還創辦了《盲人月刊》，從此之后，中國盲人有了閱讀學習的機會，這是黃乃為他們帶來的“火種”。

有人告訴毛澤東主席，這個新中國第一個盲文刊物是民主革命先驅黃興的幼子黃乃設計的，毛澤東高興地說：“黃乃同志我知道，有創造性。”

1953年，黃乃還和毛澤東的親家張文秋等人創建了中國盲文出版社，這是中國惟一一家以出版盲文書刊、盲人有聲讀物為主業的綜合性國家級專業出版社。

1953年《新盲字方案》經教育部批準在全國公布推行，從此中國大陸地區有了統一的盲文，但是，因為分詞連寫法很少標調，黃乃在閱讀實踐中還鬧出了把“旗上大叔”讀成“騎上大樹”的笑話，發現存在的缺陷后，他便開始了自我顛覆與新的盲文創制之路。

黃乃自強不息的先進事跡很快被《中國青年報》著名女記者彭子岡采寫報道出來，引起全國轟動。

當時西南地區一個小山城的廣播員李麗負責讀這篇文章，久而久之，她就對自己所讀的這個故事的主人公越來越感興趣，最后更是大膽地寫信追愛，甚至不顧家人的阻攔，跑到北京找到黃乃伯伯，堅決要嫁給他。

兩地相隔萬里，本來沒有交集的兩人，就這樣因為一篇人物事跡的文章走到了一起。

這場愛情短跑源于愛慕，開始得轟轟烈烈，結束時也是很迅速。

就在女孩被保送進了大學后，就和班上的同學開始曖昧不清，最后更是拋棄了黃乃這個丈夫，和那個男同學一起跑了。

黃乃在婚姻上受到了第三次打擊，而《新盲字方案》在推廣中又一波三折，他在精神受到了極大的打擊，一度精神分裂。

也許是錯過了上一站的美好，才遇見了下一站的驚喜。

1961年黃乃與安琳結婚，此時的黃乃也40多歲步入中年了，他們志同道合，都愿意為中國的盲人點亮希望之光。

黃乃終于找到了真愛。

文革中，黃乃也受到了沖擊，但安琳對他不離不棄，不僅幫他撫平了創傷，走出了人生的陰影，也在事業上給了他極大的鼓勵。在那艱難的歲月里，黃乃更加專注自己的事業，他的《帶調雙拼盲文方案》也日臻成熟。

1977年，教育部再次決定在9所盲校進行試驗。試驗新盲文，教師要從頭學習，教材要重新編寫，再加上試驗周期長，不但要花費不少資金，而且困難不少。

不久，有的學校停止了試驗，同時，國家文字改革委員會對這套方案也有了不同意見。

當試驗正面臨著停止之時，黃乃親自找到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胡喬木同志，滿含深情地講述了盲文教育的必要性和好處，讓國家千萬不要暫停這個項目，盲文的試驗終于在胡喬木同志的親自干預下得以繼續。

經過黃乃多年的努力和實踐，以及反復修改，他為之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盲文方案終于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得到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批準。

這套方案的實施，使1000多萬中國的盲人重又有了明亮的“眼睛”。

1991年12月，黃乃被國務院批準為作出特殊貢獻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并成為是享受此項殊榮的一個殘疾人。

與此同時，他創辦的盲文出版社也碩果累累。建社近五十年來，已出版各類盲文書刊六千余種，四百多萬冊，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科技、文化教育、醫藥衛生等各個領域。

2004年1月30日黃乃走完了他傳奇而光輝的一生。

由于他的貢獻，2014年6月7日，新中國第一份盲文高考試卷面世，河南駐馬店市確山縣考生李金生成為首位使用盲文試卷參加普通高考的盲人考生。

據統計，2018年我國有1700多萬的視力殘疾患者，相當于每80人中就有一個“黑暗中的行者”，成千上萬的人因為黃乃改變了命運。

人生并非坦途，也不會一帆風順，有起有伏才是人生，有驚有險才足夠精彩。面對困境，遭遇厄運，如果俯首帖耳，跪地認輸，你的人生將會一地雞毛。

須知人一旦低下高昂的頭顱，一旦躺平躺倒，就永遠也站不起來，挺立不了。

踏平坎坷成大道，風雨之后見彩虹，這就是黃乃給予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