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條》：辦案的困境不在于法律適用

葉東杭律師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對涉及法律題材的影視作品，我一向非常挑剔。2023年觀看《檢察風云》后，我便寫了文章《 》，對片中諸多不符合法律規定與現實操作的情節提出批評。

我認為，涉及司法的影視作品必須盡可能復原辦案人員、法律工作者的工作現狀，否則，影視作品的呈現失真，會讓人民群眾對司法機關辦案人員、法律工作者的工作產生錯誤認識，最終影響現行制度的運轉。

從復原的角度而言，《第二十條》相比同是檢察題材的《檢察風云》水平要高出不少。《第二十條》相對真實地反映了個體檢察官辦理案件的不易、辦案過程公訴機關和公安機關的合作與制衡、辦案組內部不同人員（甚至不同級別人員）對案件具有不同的認識，都與現實十分相似。從復原現實的角度說，《第二十條》不僅是合格的，而且是相當優秀的。

當然，現實往往比電影更復雜。一樁刑事案件，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公平正義，專業敬業的辦案人員是必不可少的一環，但從整體來看，案件的處理結果取決于多個因素，這些因素的不可控性，有時甚至會使正義的實現陷入困境。

首先，證據碎片化是妨礙事實認定的最大阻力。

電影《第二十條》劇情中，公訴機關一直沒有辦法對正當防衛作出認定，原因在于被告人所稱的造成現實危險性的刀具并未被找到，加之案發現場的監控錄像不能完全反映行兇事實，導致全案證據碎片化嚴重，難以認定防衛事實。

現實中的檢察官、律師不像觀眾，擁有上帝視角。相反，案件事實在辦案人員的視角里，是由諸多證據拼湊起來、存在認知偏差概率的畫像。

回到電影中，韓檢察官與呂檢察官相信被害人是出于正當防衛，出手擊殺被害人，正是基于這種內心確信，二人不斷搜集證據，甚至兩次退回公安要求補充偵查，繼續調查案件，最終查清真相。

然而，現實中大多數情況是，承辦檢察官（包括其他辦案人員）所面對的，都是未經查證屬實的碎片化證據，案發現場的旁證極其有限，且被害人已經身亡。被告人妻子雖對案情有所知曉但并未直接目擊，且作為被告人妻子，其證言可信度較低，除非現場有目擊者，且目擊者能夠準確描述被害人和被告人打斗的細節。否則唯一能夠對全案進行清楚描述的言詞證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擺在辦案人員面前的是一個完全破碎的、缺乏佐證的案件事實。

現實的情況是，被告人可能會說謊、被告人的妻子可能會說謊、被害人雖已身亡，被害人的家屬基于訴求也可能會說謊，證人也可能會說謊——即便沒有說謊那么嚴重，但從自身利益角度作出避重就輕的陳述，這是非常常見的。如果一個案件缺乏旁證，且言詞證據又處相對孤立狀態，那么到底是正當防衛還是激憤殺人的羅生門就必然會存在。

影片中，被告人妻子郝秀萍跳樓后，劉文經的堂兄作證自己轉移了涉案刀具，至此，河里發現的刀具與案件事實建立了聯系——但如果涉案刀具沒有被發現，那么對于正當防衛的認定便很難牢固。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在“要不要認定為正當防衛”的問題前面，還擺著一個更為關鍵的問題，那就是“案件事實到底如何”。

沒有案件事實的清晰認定，就沒有正確的法律適用，而證據的碎片化，又容易使事實的清晰認定陷入僵局。

或許有觀點說，檢察官可以行使內心確認，是非對錯、孰兇孰善有自己的判斷，但是，這種自由心證的確認有時也是一把雙刃劍，在公訴證據標準不明確的情況下，自由心證雖無刀鋒，也能殺人。比如在國內嚴打時期，部分辦案人員通過內心確認，堅信犯罪嫌疑人有犯罪行為，為了獲取口供而“上手段”，最終釀成如呼格吉勒圖、杜培武、浙江叔侄等冤案。

自由心證的尺度在哪？公訴證據標準的高低應如何把握？這些問題將會長期存在，當你期待辦案人員發揮主觀能動性去查清事實、發揮正義感去實現公正，就必然要承受辦案人員可能會秉持激進的司法理念而錯釀冤案的代價。

其次，政策導向與指標考核的不穩定、上級與內部的指示和意見，也易對辦案工作產生影響。

影片中的韓檢察官向呂檢察官羅列了一連串過往的“防衛定罪”案件，這些案件無不在事實上帶有防衛色彩，但最終都判處構成故意傷害罪甚至故意殺人罪。

這些判決是否公道？經歷了影片案件后，又是否會經由審判監督程序改判？關于這些問題，影片未有提及，但是基于對“既判力”（指生效判決的實質法律確定力）的認識，我猜測這些案件結果大概率不會有改變。

現實中，個體案件的處理結果與當下的司法政策導向有著不小的關系。如果當下政策導向為“少捕慎訴”“保護民營企業家”，則不捕、不訴的案件數量便會上升，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的尺度便會放寬，甚至可能存在不捕率、不訴率的指標考核，當政策導向改為“積極追訴犯罪”，那么審查逮捕、起訴的尺度便會收緊，不捕、不訴的案件數量便會下降，以此來體現對政策風向的響應。

此外，現實中，上級領導對案件的指示、意見是容易影響辦案人員思路的一個因素。譬如影片中，許亞軍主演的政法委書記曹東山在檢察院門口面對上訪群眾時，問田副檢察長：“提前幾天，能不能提起公訴？”，田副檢察長直接答“能”，接著曹書記又開口：“如果檢察院不能提起公訴，你們來找我。”，這種未經院黨委、檢委會討論而進行的表態，是否妥當易存爭議 。 在主管、分管領導均對外表態的情況下，影片中的韓檢察官仍能頂住壓力作出不起訴決定，實在難能可貴。

此外，輿論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也容易讓辦案工作左右為難。

電影中有幾個片段反映了輿情。一是康村群眾在檢察院門口聚眾鬧事，表達訴求（當然這里不排除有人煽動作亂），二是在檢察聽證會上，人民監督員對案件處理意見提出質疑（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一定的輿情），三是聽證會結尾，聽證會聽眾對韓檢察官慷慨陳詞的喝彩和鼓掌。

近幾年來，“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成了司法機關辦案的目標，“司法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也出現在諸多文件里。然而，涉訴輿情的特殊性，使得追求社會效果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

現實中，涉訴輿情往往有兩個特點，一是多面性，二是不穩定性。多面性體現在人民群眾對于某一新聞性案件的意見、態度和訴求未必是一致的，有時甚至呈現出勢均力敵的態勢，若司法機關單純以“追求社會效果”為導向，則容易陷入僵局：到底怎樣處理，才算是“響應人民群眾對司法的期待”呢？此外，輿情的不穩定性也是司機機關處理案件常常遇到的難題，不同時期、不同主體披露案件信息，群眾相應產生的輿情也會有較大的不同。

具體到案件中，司法機關應當如何“通過處理案件來響應人民群眾的關切”，以實現法的教化價值、引導價值，也極易引發爭議。司法正義與民意之間的關系應當如何維系，在過往不少新聞性案件里也引發了爭論，如鮑某明性侵案、江歌案等、長沙貨拉拉案中也有呈現。

譬如我在文章《》提到過，民意和其蘊含的“主流道德”有時候未必是正確的，在上世紀的時候，同性戀在英國是刑事犯罪，在中世紀的時候，“獵殺女巫”是符合那個時候的民意和道德的，那么它在那個時候是正確的嗎？顯然未必，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我們也無法保證我們目前的主流道德觀念是否真的完全正確，那么我們完全以主流道德的標準來評判法律和法治精神，會不會太過于武斷和狹隘了呢？

《第二十條》是不是一部佳作？我的回答是“是的”，它是一部相對真實反映案件辦理的難得佳作。但是，要辦好案子，履行好法律工作者的職責，有時候光靠理念和口號是不夠的。

法不能向不法讓步，正義不能向邪惡讓步，口號是沒有錯的，但是司法的運作不能光靠口號和樸素的正義情感。

縱觀全片，到底是什么阻攔著“正當防衛”的適用？或許不在于檢察官們有沒搞懂什么叫“正當防衛”，而在于事實沒查清、上級有壓力、輿情不穩定，這些才是使得案件處理存在巨大分歧的真正原因。

要想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司法公正，真正通過法律、通過案件來實現教化意義，就必須要搞清楚當下面臨的問題是什么。敢于面對復雜的司法現狀，敢于面對具體案件的辦案困境，是所有法律人要邁出的第一步。

[完]

葉東杭律師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所刑事法律事務部副秘書長，主攻信息網絡犯罪、經濟犯罪、性犯罪辯護，曾在經辦的多個案件中取得不起訴（無罪）、無強制措施釋放（無罪）、緩刑、勝訴、二審改判勝訴等成果，及偵查階段取保候審、不批捕取保候審等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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