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產力，跟你我有什么關系？

賽格特約作者 清和

在中國，三天不學習，不知別人講什么。最近很多人在學習一個新概念，叫新質生產力。

經濟學家將其解釋為全要素生產率，這個概念有些抽象，非經濟學人士可能不太理解。

本文以新質生產力為切入點闡述經濟學是如何解釋經濟增長的，以及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靠什么。

中國經濟是如何增長的？

說到新質生產力，我們就會想到“舊”的生產力。什么是“舊”的生產力？

我們可以從經濟增長理論的角度，看經濟學家是如何解釋經濟增長的。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通過計量分析發現，公元第一個千年里西歐經濟幾乎沒有增長。公元元年人均GDP為450國際元，公元1000年反而下降到400元，年均復合增長率下降0.01%。麥迪森發現，日本、西方后裔國、拉美、東歐、俄國以及中國也屬類似情況，第一個千年里世界年均經濟增長率為0%。這被稱為“千年停滯”，后經馬爾薩斯解釋后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

400年-1998年西歐與中國人均GDP比較

不過，公元第二個年世界經濟逐步增長，1820年后快速增長。西歐率先打破“千年停滯”，經濟和人口從1000年開始增長，到14世紀人均GDP超過中國。從1000年到1820年，西歐年均復合增長率上升到0.14%，世界年均復合增長率上升到0.17%，人均收入提高了50%。

1820年后，世界經濟“垂直”拉升。從1820年到1999年，西歐人均GDP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1.51%；世界人均收入增長了8.5倍左右，世界人口增長了5.6倍左右【1】。麥迪森因此得出與庫茲涅茨不同的結論，他把1000-1820年這個時期稱為“原始資本主義”時期。

西歐人口變化的兩千年比較

大約在15、16世紀，西歐經濟（財富）的持續增長，并沖擊著維系了千年等級社會，平民通過手工業和貿易躍升為富人、新貴，這引起了歐洲貴族學者的關注。后來被稱為重商主義學者以及魁奈、杜爾哥、休謨、亞當·斯密等學者研究財富是什么、是如何增長的，進而催生了現代經濟學。斯密遠赴法國考察時，杜爾哥撰寫的《關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對其影響大。回到蘇格蘭十年后，斯密撰寫了《國富論》，其全名就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斯密用勞動價值論理解財富，用勞動分工和自由市場解釋經濟增長。斯密之后，李嘉圖、小密爾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形成了一套解釋經濟增長的范式，即資源要素的市場配置。

古典主義經濟增長模型探索的是經濟增長跟勞動力、資本的關系，當時的經濟學家從勞動力的增長和資本的積累兩個角度來解釋經濟增長。比如，一家工廠如何提高產出？可以增加工人，也可以增加設備（資本），工人和設備增加產出擴大。

西歐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幾乎是同步的。公元第一個千年，西歐人口從2470萬人增長到2540萬人，1000年時間人口僅增加70萬人。公元1000年后人口開始增加，到1820年西歐人口規模達1.329億人，期間人口年均復合增長率上升到0.2%。1820年后人口快速增加，到1998年期間人口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0.6%。

人口大規模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公元1000年時，世界人均壽命只有24歲左右，三分之一的嬰兒在出生第一年死去。到1820年，僅提高到26歲；到1999年達到66歲。

在古代，人口是經濟增長最重要“資源”。所謂“人多力量大”，不論是君主制國家，還是宗族、家庭，都在努力發展人口，進而“開疆拓土”。不過，到底是人口增長帶來經濟的增長，還是經濟增長帶來人口的增加，經濟學家對此有爭議。

公元1000年后，隨著人口增加，人均GDP為何上升？這說明勞動生產率在提升。經濟效率是如何上升的？

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解釋是資本的積累。比如，一家紡織工廠有10個人，只有1臺設備，工廠主賺錢后買了9臺設備，一人一臺設備，勞動生產率提升。

早期重商主義者將金銀視為資本，認為發展單向貿易，多出口少進口，賺取順差積累資本。結果，西班牙的“價格革命”宣告這種保護主義破產。斯密、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都倡導節儉，主張提高儲蓄率，儲蓄進而轉化為投資，最終提高勞動生產率。

順帶說一句，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用勞動力和資本解釋經濟增長，同時使用勞動價值論，這個給這門學科的發展埋下伏筆。馬克思將勞動力和資本對立起來，并在勞動價值論基礎發展出剝削理論——資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經濟學家為此打了100多年的嘴仗，如今少部分國家仍糾纏于此。

我們從勞動力和資本的要素角度，看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是如何增長的。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是自由市場啟動與發展的結果，是國內廉價勞動力及土地資源，與國際資本及技術，在自由市場的配置下形成了高效率，推動了經濟增長。

1985年北京街口的一個索尼廣告牌。

先看勞動力。中國在1965年到1975年出現了一波“嬰兒潮”，他們正好在八九十年代成為了青年勞動力。同時，數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進入工廠工作，成為出口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國紡織服裝、箱包、鞋靴、塑料制品、玩具等7大類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份額上仍達30%左右。

再看資本。中國改革開放早期資本匱乏，80年代初港資給我們帶來了第一批資本，接著90年代美資大舉進入，2001年“入世”后全球資本蜂擁而至，加上國內幾十年累積的資本（極高儲蓄率）反復持續投入到制造業、基建和房地產中，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外資大量進入中國，帶來了大量先進的設備、流水線，中國在短短30多年里建立了全球完整的產業鏈。

東莞太平手袋廠的車間

不管是歐美國家，還是轉軌國家，勞動力的增加和資本的積累是其經濟騰飛的兩大關鍵要素。美國經濟史學家羅斯托提出起飛理論，他認為經濟起飛需要具備幾個條件，其中包括生產性投資率提高，占國民收入的比例提高到10%以上——依賴于吸引外資和高儲蓄率；發展制造業——依賴于豐富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

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解釋，可以理解為“傳統增長方式”，基于勞動力增加和資本積累的經濟增長，同樣可以理解為“舊”的生產力。

那么，什么是新的生產力？

全要素生產率為何下降？

上個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索洛使用新古典主義分析框架研究美國經濟增長時發現，1909年至1949年間資本積累只能解釋美國人均產出增長的不到13%。其余部分可歸因于其他因素。除了勞動力和資本帶來的經濟增長外，還有額外的“剩余”。這部分剩余被稱為索洛殘余或叫索洛殘差。后來經論證，索洛殘差是由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增加帶來的增長。這部分增長率因此被稱為技術進步率。但是，由于技術進步帶來的增長，跟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又分不開，因此經濟學家通常將其稱之為全要素生產率（TFP）。

這在今天不難理解。例如，一家工廠，假如不增加工人和設備的情況下，如何提高產出？可以培訓工人，提高工人的熟練度和技術水平，進而提高勞動效率。還可以改進設備，提高設備效率。總之，通過知識積累、技術進步來提高經濟效率。

索洛殘差的發現重新打開了研究經濟增長的天窗，經濟學家開始從全要素生產率的角度研究和解釋經濟增長。同時，新制度經濟學又以制度變遷來解釋技術創新。到80年代，羅默、盧卡斯分別提出內生增長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經濟增長理論走向成熟。

根據格羅寧根大學的數據，按照固定不變價格測算的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從1954年開始持續上升，其中60年代和80、90年代增長較快，2008年金融危機后有所下降。去年下半年又快速反彈，第四季度生產率折合年率為3.2%，前季度修正后為4.9%。疫情期間的設備更新可能推動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另外，生成式AI革命可能推動未來全球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我們回到中國，為什么現在中國提出新質生產力，重視全要素生產率？

過去中國經濟高增長是轉軌國家的一種特殊事件，接下來經濟潛在增速遞減是一個趨勢。當前，中國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

舊的生產力，即前面分析的勞動力增加和資本積累都遇到挑戰。在“人達峰”后，勞動力數量將持續減少，人口紅利逐步下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也將下降，同時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傾向加劇，養老負擔增加。

中國人口紅利逐漸下降

如今，中國不缺資本，反而出現資本過剩。2023年12月末，人民幣存款余額284.26萬億元，同比增長10%。全年人民幣存款增加25.74萬億元，其中住戶存款增加16.67萬億元。由于投資收益率持續下降，市場投資信心不足，家庭和企業大規模儲蓄，而極高的儲蓄難以轉為投資。

另外，自2015年以來，地方政府大規模借專項債和城投債投資，開發商大規模借債投資房地產，宏觀杠桿率和債務風險偏高。

當前，中國經濟需要立新破舊，擺脫高債務的房地產發展模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增長方式從過去的大規模數量積累到高質量發展，產業結構需要從過去的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升級為技術密集型，發展新能源、新基建、新制造、新材料，包括人工智能、生物制藥、量子科技、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產業。這就是提高新質生產力的基本方向。

數據顯示，2023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9.6%，占全部投資的比重比上年下降1個百分點，比2021年下降5個百分點；而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速達到10.3%，占全部投資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7個百分點；高技術制造業投資9.9%，占制造業投資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同比增速11.4%，占服務業投資的比重比上年提高0.4個百分點。

2023年1—10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95922億元，同比下降9.3%

不過，自2008年以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持續下降。根據格羅寧根大學的數據，中國1957-1977年間全要素生產率年平均為-1.25%，改革開放以來TFP增長的由負轉正、并有所上升。不過，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要素生產率沒有增長，反而有所下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陳彥斌教授等測算發現，2008-2022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均值為1.2%，相比1978-2007年增速均值下降了1.5個百分點【2】。

為什么中國持續投資新技術、新產業，而全要素生產率反而下降？如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需求不足是抑制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一個重要原因。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開始出現需求不足的問題，不過這一問題因2015年-2019年棚改貨幣化刺激的房地產投資和消費大增所忽略，以及被出口的繁榮所遮蔽。2020年開始，出口經歷高增長后下降，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凸顯，民間投資增速下降，產能利用率降低，房地產和制造業產能過剩，市場價格下跌，產出缺口擴大。

數據顯示，2008-2022年產出缺口均值為-0.4%，而1978-2007年的產出缺口均值基本為0。在需求不足情況下，大量資本投入，但利用并不充分。2023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5.1%，恢復到2017年的水平，但距離2008年前還有5個百分點的缺口。

投資是延遲的消費，如果缺乏充分的最終消費，大量的投資會導致投資收益率下降，甚至浪費，最終無法轉化為全要素生產率。

該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新質生產力？

該如何提高新質生產力？

提升新質生產力和高質量發展，需要轉換觀念，尊重市場規律，不能為技術升級而投新技術，為產業轉型投資新產業。除了大量投資新技術、新產業外，我們還需在市場、消費和制度三個方面努力：

一是全面發展自由市場、深度融入全球化。

技術革命，不是技術本身、產業本身的革命，而是整個經濟系統的革命，是市場相關產業及其密集的技術達到臨界點，并在自由市場的有效配置下形成了效率革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僅要發展技術產業，還需要全面發展市場，發展各行各業，包括文化、娛樂、教育、金融、知識服務等等。

先進技術投資是長周期、高風險的投資。誰來投？政府投資也面臨這種風險？怎么辦？這就需要金融市場。金融市場通過一輪二輪三輪以及最終上市來給項目提供長期資金，最關鍵的是金融市場在其中分散、轉移和有效地分配風險，企業家專注經營，工程師專心研發。

金融市場是合約密集型市場，整個市場由無數犬牙交錯的合約組成，并對相應的權益和責任進行約定。金融市場想要健康發展，律師、審計、會計、媒體等知識服務市場也必須繁榮。

如今，頂尖技術都是全球化精密協作的結果，全球最頂尖的技術一定來自國際市場。我們需要深度融入全球化。什么叫深度融入全球化？除了商品貿易，還包括金融貿易、技術協作、信息互通、規則共建。

其實，只要保持資本、人才、信息等跨境自由流通，我們就能夠參與到全球技術分工之中，獲得先進的技術成果。實際上，現在硅谷不少華人留學生正在深度參與到AI革命中。

二是提高家庭收入、提振家庭消費。

很多人不明白技術創新跟消費有什么關系。經濟學家強調怎么把儲蓄轉化為投資，他們將最終消費視為“消耗”。其實，消費是對人的投資，所有對物的投資，最終都要通過對人的投資來實現。土地、設備、股票、信息不會產生價值，根本上是人的創造提高了要素的價值。

現實中，我們看不到一個消費低迷、技術頂尖的國家。反過來，如果消費低迷，對新技術的需求不足，技術自然無法進步。如果需求不足，企業和政府依然持續大規模投資新技術，定然導致虧損，且不可持續，最終抑制全要素生產率。

如果技術是星辰，消費就是大海，只有龐大的消費市場才能孕育出大海。只有消費繁榮，娛樂、游戲、餐飲、旅游、教育等各行各業才能深入發展，才能推動上游基礎科學、原材料技術和高端制造技術的進步。發達的基礎科學、原材料技術和高端制造技術，成為各類先進的技術不可或缺的拼圖。如果制造不好水、眼鏡、味精、游戲等消費品，也就無法制造出頂級芯片。中國互聯網企業一大優勢是消費應用，中國需要支持外賣、打車等消費應用，節省用戶交易費用，促進消費繁榮。促進消費繁榮，就是促進技術進步。當然，我說過，消費不等于胡吃海喝，消費也是一種投資，也有虧損，交給市場個體把握。

提振消費的關鍵就是提高普通家庭收入。財政支出應該從基建和技術投資轉向家庭福利，多用在人身上，少用在物身上。只要家庭收入上升、消費市場繁榮，新技術、新產業水到渠成。

三是制度改革、思想革新。

技術創新不是平白無故的，是制度創新和思想進步的結果。如果把制度、思想視為一種市場，那么制度和思想也是技術產業鏈分工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技術投資需要金融市場融資，金融市場又是契約密集型行業，契約需要法律保護。我們需要通過制度改革形成一系列完整的法律系統，能夠保護私人產權、企業家的經營權、融資權以及自由。

這就是很多人講的生產關系。有新質生產力，就要有新質生產關系。是什么是新質生產關系？什么樣的生產關系才能促進新質生產力？所謂生產關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相應的制度安排。其實，任何促進生產力的生產關系，都是平等與自由的關系。這也是最近200多年經濟增長和人類文明的重要原因。這就是價值觀的力量。

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沒有個人財產權，就沒有自由和平等。要需要通過制度改革構建一整套完整獨立的司法體系，尤其是嚴格的產權制度安排和保護，以確保人（機構）與人（機構）之間的平等與自由，消除壓迫、剝削和特權。

同時，個人產權還具有激勵性。經濟學家周其仁當年下放到黑龍江農場，他觀察到，當地農民在生產隊和自留地里的行為完全不同，在自留地里“磨洋工”不見了【3】。同樣的土地、同樣的人，行為為何差異巨大，自留地為何有效率？

個人產權的激勵性來自其根本的合法性。生命權是最初始的個人財產權，身體所延伸之物即勞動所得，自然也是其個人產權。市場是個人初始產權的延伸，反對市場相當于反對生命權和自由。所以，需要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有效地保護企業家和每個人的財產權、經營權以及一切權利與自由不受任何個人、機構的侵犯。

可見，合法性即激勵性；價值觀即生產力。

參考文獻：

【1】世界經濟千年史，安格斯·麥迪森著，伍曉鷹、許憲春、葉燕斐、施發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

【2】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政策選擇，陳彥斌、譚涵予，中國金融，2023年第12期；

【3】自由何價？——悼念米爾頓·弗里德曼，周其仁，經濟觀察報，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