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陶淵明--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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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
01
陶淵明之所以成為陶淵明,在于他別具一格的獨立人格魅力。
在他的價值觀念里,有強大的平等意識,這是他了不起的超越時代的精神所在。他從不曾端著他的靈魂。面對幾個頑皮小子,臨終遺言也沒有大家長的說教,而是以平等的視角勸解上進,這種如嘮叨一般的勸勉,在那個時代有著無可比擬的先行性;面對他的庶妹和堂兄弟,他傾心以待,他的世界里只有血緣的親隨,從來就沒有嫡庶和親疏的分別。面對他身邊的鄰曲,他從不曾計較地位有別而真誠相交,“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而后把酒話桑麻。
要知道,那是一個等級尤其森嚴的時代。
西晉末年孫吳名士顧榮與陸機兄弟共稱“洛陽三俊”,孫吳滅亡之后,顧榮入洛陽供職晉庭。在洛之時有一次受邀赴宴。在宴席上他看到端肉的仆人眼中的渴求,心有不忍,便將自己的灸肉賞賜給了那個仆人。后來顧榮在晉末戰亂南渡避禍的路上,受到了這位仆人一次又一次不顧性命的救護。
這本是一個善有善報的動人故事,但也讓我們認清了那個時代的殘酷真相。在我們看來顧榮的賞賜是根本不值一提的施舍之舉,同席之人卻嗤笑他有失身份。因為一飯之恩而以性命相報,不是因為那頓灸肉美味到生死相許,而是因為顧榮的那份善意跨越了巨大的階級鴻溝,對于那位仆人而言,這種施舍顯然已經上升到人格的境界,隱然有了“士為知己者死”的范疇了。
“人生而高下有別”的謬誤,在那個時代涇渭分明得殘酷。
02
與那個時代格格不入的陶淵明有種悲天憫人的天性。
縱觀上下數千年的中國歷史,還從來沒有一個知識分子,像他那樣恭敬地彎腰面向那片黃土。他躬耕南山際,虔誠的披上葛衣,腰里系著麻繩,揮著鋤頭向大地討要人生的答案。他耕耘著土里的種子,也耕耘著自己的人生。
當然,他收獲滿滿,他既豐富了家里的糧倉,也討到了生命的自得。在與這片大地的互動中,他風霜四季,沐盡陽光也遍歷嚴寒。中國詩壇向來不乏“憫農’的主題,但從來沒有一個詩人能如他一般,將這份悲憫鐫刻到骨子里。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們高高在上,看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人,他們有如佛祖一般滿目慈悲,口吟佛號,但是這份悲憫因為刻意保持的距離,而失了應有的暖意。陶淵明是不同的,他對腳下的這片土地有如農人一般的虔誠。因為感同身受,他的悲憫自然帶有人性的溫度,而且具有超越文學意義的廣度和深度。
李紳向來被當做“憫農”詩的代表,他的一句“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千年傳唱。作為“官三代”,李紳在表達他對農民階層的同情之時,采用了一種類似于口號一般的符號宣揚,顯然帶有政治家的目的和機心。
03
關于農事的艱辛,陶淵明的表達隨意卻更加深刻。
估計公元410年的天氣還算給力,這年秋收后,陶淵明鄭重又愉快的創作了一首《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以表達他對于豐收的喜悅之情。
《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
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
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
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
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顏。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但愿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徹底歸隱沒有幾年,陶淵明的角色轉換是如此的自然。他將自己徹徹底底的拋向了他向往的那個田間,每日勤勤懇懇的解決衣食之道,去盡他為農的本分。春種秋收總是少不了身體力行的辛勞,天蒙蒙亮就得出門,日落之時方能背著鋤頭回家。山中多霜露,氣節未到寒冷就已先至。田家的辛苦又有幾人能體悟,“汗滴禾下土”又能算得了什么,風霜雨露是艱難的常態,勞苦一季,到頭來顆粒無收才是無法言說又避無可避的絕望。
“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災年”。
田間地頭時時都有這樣窘迫的境況,卻不是所有憫農詩都能寫出“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惄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這樣的錐心之語的。能吃上菽麥一類的飯食就已經很滿足了,哪里還會去肖想甘肥的梁肉呢?日子窮苦,沒有多余的衣裳,冬日里不足御寒而夏日又以為累贅。
這樣的惻惻之語,非親身經歷備嘗滋味者不能道也。
04
看天吃飯的農人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天災,更何況還有苛捐雜稅這重人禍,那是“李紳”們的世故和回避。所以陶淵明才會說這日常的辛苦都不算什么,該值得慶幸的是沒有災禍降臨。
祖祖輩輩伺候大地的農人們真是卑微到塵土里,吃飽穿暖就是他們的終極目標,那樣樸素的生活理想,與士大夫階層濟世天下的遠大相比,當真是不值一提。
千百年寫農的詩人,只有陶淵明真正懂得了他們的卑微、不易和素樸。
但即便是如此不值一提的理想,卻依然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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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100多首詩,陶淵明還寫過幾篇類似小說的短文,像《白水素女》《袁相根碩》等,大多都是源出《搜神記》的民間故事。這些小故事無一不是情節精悍結局美滿的神話喜劇,《白水素女》講得是少年謝端喜逢田螺姑娘的美好傳說,后者則是講兩個獵戶袁相和根碩的一次艷遇。
陶淵明真的是將自己深深根植于田間,他的那些神鬼故事里全部都是農人們最原始的神鬼超脫之境。對于神力,他們不求永生,不求富貴,只愿“居常饒足”即可。這種有節制的貪婪,就是相承千年的農耕文明的“小富即安”之精神內核。除非被逼到絕境,中國的農民從來不敢越線,他們像守著隴畝界碑一般的守護著樸素的仁義禮信,可悲又可敬。
05
說到農民們的最高理想,無非就是一個“桃花源”而已。
有沒有“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當然,如果還能夠“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那就是最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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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法知曉陶淵明是在何種心情下虛構桃源的。在那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美好,沒有稅賦,沒有戰亂,沒有沽名釣譽,也沒有勾心斗角。甚至連一點吵吵嚷嚷的聲音都聽不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那么平和,那么誠懇。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作者沒有明說,但“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一句已隱約透露了消息:歸根結底,是因為眾生平等,沒有利益相爭。
陶淵明深感于黎明眾生之苦,先是期翼于神仙的安慰,后而干脆開展自己的想象,為自己和普羅大眾搭建了一片神幻虛境。我相信那一刻的陶淵明一定是疲憊和無力的,飽受戰火荼毒的殘敗社會將他們折磨得奄奄一息,他的悲憫和哀憤無處停駐,所以他把所有的情感都寄托在超能力的神怪之上。就像許多絕癥患者的家屬,最終都不免走上求神拜佛之路。也像失智賭徒的最后一把梭哈,儀式感顯然多于輸贏結局。
06
陶淵明在歸隱之初想到的還是個人的進退清濁,寫《桃花源記》時已不限于個人,而是包含整個社會的出路和廣大農民的幸福。可悲的是,逐利的天性決定從人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可能存在“桃花源”,“桃花源的背謬”命題廣博涉及全人類,當是全人類的“求不得”之苦。
這是陶淵明留給世界的,一部最像喜劇的悲劇。
《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余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后遂無問津者。
再讀依然“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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