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當王子的替罪羊？窮小子領刑15年，老板成案外人

作者： 李建軍

一部卡通電影《王子的替罪羊（The Whipping Boy）》 ，胖胖的小王子總是闖禍，國王想要教訓他卻又不能打他，就找來一個窮小子當他的替罪羊，給窮小子穿上綾羅綢緞，每當王子一闖禍,國王就當著他的面打那個窮小子。

薛祖華的遭遇，比電影《王子的替罪羊》里的那個窮小子更糟——因為介紹兩個老板在疫情期間合伙做口罩生意，既沒有投資占股，也沒有在項目中獲利，也不在公司擔任任何職務，對公司的生產經營沒有任何決定性影響……期間兩個老板自行決定以支付近3000萬元的方式繼續支持“違法操作”，直至案發。

薛祖華一再強調希望公司合法合規穩健經營，并在發現巨大風險時直接建議“暫停”，卻在公司生產銷售的口罩被認定為偽劣產品之后，他被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認定為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判處有期徒刑15年并處罰金人民幣800萬元。

薛祖華的案件近日在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 傳媒老兵/攝

在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提交的起訴書里，薛祖華被穿上的“綾羅綢緞”還僅僅是公司的“經營管理人”。未做任何說明和闡釋，也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在其判決書中直接給薛祖華扣上了“實際控制人”的帽子。

而該項目中的兩位“王子”，主要投資人劉少林，及主要獲利人之一的董文超，則都被毫無理由的“另案處理”。在一審開庭后法院裁定“審理需要依據關聯案件的處理結果”為由中止審理期間，劉少林突然被取保候審，董文超則在被公安機關抓獲后不到一個月就被取保候審，再未被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船沉了，船長呼叫神佛迅速脫身，于是水手就成了船長。

2024年3月21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薛祖華等三人上訴案，薛祖華的辯護律師說，上訴庭充分保障了薛祖華等人的訴訟權利，充分聽取了薛祖華等人的上訴意見，期待能夠得到法律的公正對待。

1

含糊不清的股權結構中，

一個沒有實際控制權的“實際控制人”

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提交的起訴書顯示，經依法審查查明：2020年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口罩需求猛增，價格上漲，被告人羅燕、薛祖華和劉少林（另案處理）商議后于2020年2月18日注冊成立了重慶匯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匯醫公司，劉少林占股51%），欲經營口罩業務獲利，因匯醫公司申請醫用口罩生產資質未獲批準，同年3月9日在豐都縣水天坪工業園區注冊成立重慶圓夢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圓夢公司）……圓夢公司在申請醫用口罩生產資質過程中，通過其股東控股具備醫用口罩生產資質的重慶惠全醫療器械公司（以下簡稱惠全公司），計劃由惠全公司生產一次性使用醫療口罩，圓夢公司負責銷售。

除了表明匯醫公司中劉少林占股51%外，薛祖華及羅燕分別占股多少，圓夢及惠全公司里股權結構是什么，公訴機關只字不提，含混不清的將薛祖華稱為圓夢公司的經營管理人，將羅燕稱之為圓夢公司的發起人、經營管理人。

微信聊天記錄等資料顯示，在項目的發起階段，羅燕負責醫用生產資質的獲取，薛祖華作為中間人，介紹劉少林為該項目投資，劉少林通過薛祖華向羅燕的承諾是，投資5100萬以占股51%。剩下的49%股權在羅燕和薛祖華等中如何進行分配，一直沒有明確及達成一致意見。工商登記資料則顯示，不論是劉少林占股的51%、還是剩余的模糊不清的主要股東為羅燕的49%股權，都由羅燕的親弟弟羅翔升100%代持股權的上海年弈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代持股權，年弈公司持有圓夢公司89%股權，原惠全公司股東重慶子欽龍康醫療器械有限公司持有圓夢公司11%股權。因羅燕醫用生產資質辦理不順等原因，劉少林承諾的5100萬元投資款一直沒有到位，直到2020年2月26日，劉少林與羅翔升簽訂《股權轉讓協議》，約定劉少林先實繳2000萬元，并于當天投入400萬元“股東出資款”，但直到最后，劉少林實際僅投入1000萬元。

羅燕抱怨，劉少林實際只出了1000萬元，和承諾的投幾千萬相比“太少了”，不想認可劉少林的51%股權。作為中間人的薛祖華則抱怨羅燕，“機器補貼沒下來，醫用資質沒下來，機器不能運轉”。爭吵的結果，羅燕“我自己進來的訂單我做主”。

羅燕所說的“我自己進來的訂單我做主”是指，經董文超（另案處理）介紹，2020年4月7日、4月27日，南京樂維紡織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京樂維公司）與圓夢公司簽訂了數量1150.6萬片口罩、金額人民幣2866.68萬元的一次性使用醫療口罩采購合同；2020年4月14日，北京唯洋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京唯洋公司）與圓夢公司簽訂了數量1.59億片、單價2.1元/片的一次性使用醫療口罩采購合同，約定5月底全部交貨。

公訴機關指控，因惠全公司產能不能完成上述訂單，薛祖華、羅燕等人在圓夢公司不具備醫用口罩生產資質、條件下，大量采購口罩白片（未經消毒和包裝的口罩原片）、聘請代理廠長，招聘臨時工人，在圓夢公司二樓通過換包裝方式生產成“UKEEP”牌一次性使用醫療口罩，并在外包裝上使用惠全公司的合格證和質檢章后向南京樂維公司和北京唯洋公司發貨。

公訴機關起訴及法院認定的這個將近3個月的“共同犯罪”的過程是，從2020年3月31日起，薛祖華與羅燕發生多次激烈爭吵，面對羅燕控制下的圓夢公司的各種問題，薛祖華要羅燕注意法律風險，“不要總覺得沒事，出事后就是大事”，“我們現在這些訂單要完成難度很高，收白片質量有問題”，說“所以我選擇退出”，到4月27日，因為董文超不僅決定對口罩不滅菌，薛祖華還發現董文超的老婆在梁平的工廠也在以圓夢公司的名義包裝出貨一次性使用醫療口罩等問題，說自己被羅燕氣死了，從4月28日開始，薛祖華跟羅燕說“那就不要做了，暫停吧”，之后直到5月22日羅燕因稅務處理的事主動和他聯系，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里，薛祖華沒有和羅燕聯系。

薛祖華和羅燕爭吵的這些微信聊天記錄，被公訴機關和法院認為是“主觀上明知是在實施生產、銷售不合格口罩的行為”。薛祖華作為介紹劉少林投資羅燕發起的項目的中間人，期間只跟著劉少林一起去過重慶三次，到過豐都口罩工廠兩次，每次只住了一晚上，沒拿過工資，提的各種反對意見和依法操作的建議被無視。公司的財務是劉少林派的，對整個項目到底獲利多少、如何進行分配都一無所知的薛祖華，被公訴機關指控為公司的“經營管理人”。

在所有涉及到的這些公司里，薛祖華都不是股東，也沒有投資關系、協議及其它任何證據證明他能實際支配公司，卻被法院無端認定為是公司的“實際控制人”。而公司的主要投資人劉少林，最主要的獲利人董文超，都被“另案處理”。薛祖華的辯護律師向重慶市檢察院第三分院提出異議，檢察官說，董文超只是一個介紹人，所以不起訴；薛祖華的辯護律師主張并案審理劉少林，檢察官則說沒有必要，劉少林只是一個投資人，辯護人每在法庭上提到這兩個被“另案處理”的人，都被法官置之不理。

2

1672.6萬片口罩僅僅檢驗18片、檢出7片不合格，

卻被全盤認定為偽劣產品

2020年5月28日，豐都縣市場監管局在圓夢公司二樓查扣1672.6萬片“EKEER”牌一次性使用醫用口罩，抽樣送交重慶市醫療器械質量檢測中心檢測，《檢驗報告》認為，這些口罩不符合YY/T0969-2013《一次性使用醫用口罩》標準要求，為不合格產品。

依據豐都縣市場監督管理局當天做的《現場筆錄》中第三條之記錄，“當事人準備發貨，共有136000個一次性醫用口罩……準備銷售給一個叫劉博的客戶”，公訴機關據此指控，被查扣的這1672.6片口罩為準備銷售的偽劣產品。

然而，這個叫劉博的其實是圓夢公司的員工，檢方所提交的圓夢公司的銀行流水中，有打款給劉博備注為“個人工資”的記錄。而所謂準備銷售給劉博的口罩，實為圓夢公司鑒于質量問題向上游供貨單位的退貨。更為詭異的是，5月28日的《現場筆錄》中文首部分檢查人員欄空白、執法證件號碼空白，簽名部分見證人和檢查人員簽名均是無人簽名。

這被質疑不僅僅是嚴重的程序違法，更是有不能作為刑事證據使用的偽證之嫌。沒有檢查人員，其中的內容到底是被誰及如何填出來的呢？一審開庭前，薛祖華的辯護人就已反復向公安和檢方提出這個重大疑點，要求重新檢驗，薛祖華和羅燕也多次提出要求重新檢驗，卻都被完全無視。

一審開庭時，薛祖華的辯護律師指出，5月28日的這個《現場筆錄》沒有記錄檢查人員、執法證號碼，也沒有見證人、檢查人員簽名。5月29日的《現場筆錄》對兩個批號的口罩各抽樣12盒，也沒有見證人簽名，雖在檢查人處有簽名，但兩個簽名的字跡完全一致，不能佐證查案人員為兩人以上，且所謂的檢查人員的身份也無法核實。5月31日做的《現場筆錄》，依然沒有見證人和檢查人員簽名，且都沒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2021）》第七十五條之規定，“由于客觀原因無法由符合條件的人員擔任見證人的，應當在筆錄材料中注明情況，并對相關活動進行全程錄音錄像”，因此這些均不能作為刑事證據使用。

對此，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稱，“鑒于檢查的時候處于新冠疫情防控期間，豐都縣市場監督管理局沒有邀請證人到場見證有合理的理由，故對前述現場筆錄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本院予以確認”，對辯護意見中提出的沒有按照法律規定“錄音錄像”直接予以過濾和忽視。

薛祖華的案件近日在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 傳媒老兵/攝

被查扣的1672.6萬片口罩中，僅有18片進行了檢驗——批號為20200501，檢驗日期是2020年6月4日至7月6日的《檢驗報告》中，抽檢9個樣品，其中在“口罩帶”一欄有3個不合格最終該欄全部被判定為“不符合”，在“細菌過濾率”一欄有3個不合格6個過濾率達到100%。批號為20200401的《檢查報告》中，共抽檢9個樣品，在“細菌過濾率”一欄有4個不合格。也就是說，1672.6萬片口罩中僅檢測出7個不合格，抽樣檢驗結果不合格率僅不到千萬分之四，據此判定全部為不合格偽劣產品。

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所做的判決書中，直接繞過辯護意見中所提出的這個關于抽樣檢測數據太小的問題，“綜合認定被查扣口罩全部為不符合標準的一次性使用醫療口罩。”

根據國務院《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2017修訂）》第五十七條第三款的規定，“當事人對檢驗結論有異議的，可以自收到檢驗結論之日起七個工作日內選擇有資質的醫療器械檢驗機構進行復檢。承擔復檢工作的醫療器械檢驗機構應當在國務院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的時間內做出復檢結論。復檢結論為最終檢驗結論”。

然而，認定這些產品屬于不合格偽劣產品的四份《檢驗報告》都沒有注明報告做出時間，也沒有檢驗人員簽名，《鑒定意見通知書》直到2021年4月25日薛祖華等已經被豐都縣公安局刑事拘留后才送達給他們，剝奪了他們的異議權及申請復檢的權利。庭審過程中，辯護人再次申請重新鑒定或檢驗，并提交了書面申請書，薛祖華、羅燕、羅翔升三名被告也都提出了重新鑒定的要求，卻被以口罩已經過了有效期為由拒絕。

3

沒被指控的“犯罪既遂”，

不依法做價格評估的“犯罪未遂”

公訴機關所指控的薛祖華、羅燕、羅翔升等涉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中，圓夢公司與南京樂維公司的合同訂單已經完成，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圓夢公司生產及銷售給南京樂維公司的口罩屬于偽劣產品。圓夢公司與北京唯洋的合同訂單已經部分完成，同樣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圓夢公司已經銷售給北京唯洋的為偽劣產品。

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稱，“本院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薛祖華、羅燕、羅翔升銷售了以口罩白片換包裝后的一次性使用醫療口罩，但未指控具體銷售偽劣口罩的金額，且根據公訴機關移送的在案證據，對偽劣口罩的已銷售金額無法查實，故本院對于公訴機關指控薛祖華等人的上述銷售行為以及1672.6萬片一次性使用醫用口罩因依法扣押而未及銷售的犯罪事實予以確認。”

重慶市人大 傳媒老兵/攝

根據字面理解，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判決書的意為：圓夢公司已經向南京樂維及北京唯洋銷售的口罩，“行為”已被認定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犯罪既遂”，但金額因公訴機關沒有指控及缺乏證據而無法認定；涉案的1672.6片口罩是原計劃賣給北京唯洋的但因“依法扣押”而屬未能實施的犯罪未遂。

可是，薛祖華的辯護律師在公安、檢察院及一審時都反復指出，2020年5月9日，這些口罩就已經被北京唯洋解約，不需要等到5月28日被“依法扣押”后才“犯罪未遂”。公訴機關的指控及法院的認定里，均沒有這個“犯罪未遂”的關于銷售對象和銷售打算的依據。

雖然在“本院認為”中“認為”已經實施了銷售偽劣產品的“行為”，但在量刑的過程中，根據其引用的法條顯示，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針對的還是被查扣的1672.6萬片“犯罪未遂”的口罩，這使得這批口罩的價格認定成為量刑依據的關鍵。

薛祖華等人的辯護意見中指出，被查扣的這1672.6萬片口罩已經因為合同訂單的取消而沒有了標價，根據200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的通知》第十六條之規定，“偽劣產品尚未銷售的，應當按貨值金額來計算，‘貨值金額’以違法生產、銷售的偽劣產品的標價計算；沒有標價的，按照同類合格產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貨值金額難以確定的，按照《扣押、追繳、沒收物品評估管理辦法》的規定，委托評估機構進行確定”。

重慶市第三人民中級法院拒絕根據被告人及辯護人的申請委托評估機構評估價格，以豐都縣發改委出具的《價格認定結論書》所認定的涉案價值3500萬元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稱豐都縣發改委系“有權機構”，“這個價格認定得到了銷售合同（已被北京唯洋要求取消的2.1元/片的價格）的進一步印證”。

而豐都縣發改委的價格認定，完全沒有按照國家發改委《關于印發<價格認定行為規范>的通知》，指派2名或以上符合崗位條件的價格認定人員組成價格認定小組，沒有進行實物查驗、核實或者勘驗，更沒有記錄或制作相關的查驗或者勘驗情況。豐都縣發改委的所謂價格認定，違反法律規定的7個工作日內做出的要求，拖了四個多月，其實啥也沒干，連簡單的市場比價環節都沒有，只是簡單的以已經撤銷的北京唯洋的合同銷售價格作為單價，就徑直得出涉案口罩價值3500萬元以上的結論，而且也不按法律規定給被告等人收到價格認定結論60日內向上一級價格認定機構提出復核、提出復核不得超過兩次的機會。

這未免太過潦草了。

4

“王子”們被另案處理，指控單位犯罪

或個人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都“瘸了腿”

薛祖華的辯護律師在其向法院提交的辯護意見中指出，從本案案發到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指控期間，直至庭前會議時，辯護人均被告知，此案屬于單位犯罪。而到了一審判決書中，此案卻被突然認定為個人共同犯罪。

2021年4月8日至4月10日，薛祖華、羅燕、羅翔升等被刑事拘留前后，作為大老板的劉少林也曾被采取刑事拘留的強制措施，而作為最大獲利者（實際超過三千萬）的董文超則在被采取強制措施一個月左右就取保候審。

整個項目過程中，圓夢等公司的實際股東、經營決策者都是劉少林和羅燕二人，劉少林是大股東，是最具有影響力和決策權的實控人，羅燕則是圓夢公司現場的實際經營決策者。依托于羅燕，董文超則成為圓夢公司主要供貨商、主要大客戶等實際業務的經營決策者。本案指控的圓夢公司對南京樂維及北京唯洋口罩業務，都是董文超促成。因為董文超和羅燕在這兩筆業務中不注意滅菌，及不顧生產供應能力的冒進行為，薛祖華和他們發生多次激烈爭吵，所提意見不被采納后憤而要求“退出”、“斷交”。

被指控的圓夢公司對南京樂維及北京唯洋公司的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合同都是以圓夢公司的名義簽署，用劉少林的資金投入買的設備，以圓夢公司的名義生產和銷售，生產銷售過程中購買原材料的款項由圓夢公司支付，財務方面由劉少林委派的財務總監統一控制，生產環節由劉少林選定的廠長及其帶來的一批人進行管控、羅燕安排招聘的人員進行生產，銷售環節全部由劉少林和羅燕把控、薛祖華完全不參與任何銷售，所得銷售款由圓夢公司接收。涉及到圓夢公司的所有經營決策，都必須獲得劉少林和羅燕的同意，如果確系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單位犯罪的特征非常明顯。然而，因為劉少林的被“另案處理”，單位犯罪的主要決策人之一缺失，因此構成要件的缺失而導致案件“瘸了一條腿”，一審判決直接認定此案屬個人共同犯罪。

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稱，“經查，圓夢公司成立后，薛祖華、羅燕等人為了謀取不法利益，利用圓夢公司實施了購買不符合一次性使用醫用口罩標準的口罩原片，通過直接換包裝的方式以一次性使用醫用口罩的名義銷售，應當認定為個人的犯罪行為。因此，本案不應認定為單位犯罪。”

然而，無論是公訴機關的指控，還是法院的判決中，都沒有指出薛祖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獲取了多少不法利益。南京樂維公司支付的2866.68萬元，以及北京唯洋已經支付的2.079286億元里，成本多少，獲利多少，分配如何，其中多少屬于合法利益，多少屬于不法利益，統統沒有任何的表述和論證。整份判決書處處都充滿此種“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迷霧重重。

檢方指控及被認定的圓夢公司對南京樂維、北京唯洋的偽劣口罩，董文超借助其掌控的這兩個大額訂單、羅燕因為劉少林投資款不到位而做出的“我的訂單我做主”，結合董文超依附于羅燕的關系，在這兩筆巨額訂單中董文超和羅燕一起占據決策權，對薛祖華反復提出的注意法律風險、穩健經營、注意消毒滅菌等建議置若罔聞。豐都縣公安局對北京唯洋公司負責人于洪波的問詢筆錄中顯示，為促成該訂單，董文超和其談好了，給出去100多萬元的好處費。微信聊天記錄等還顯示，董文超被稱為“圓夢公司的董總”、“第二負責人”并提出“不滅菌”，其妻子在梁平的工廠也在用圓夢的名義生產。因此，因為董文超的被“另案處理”，此案中關于個人共同犯罪的指控其實也已經又被“打斷了一條腿”。

而薛祖華和被查扣及指控、判決認定的兩筆口罩業務都沒有任何直接關聯，既沒有參與生產環節，也沒有參與銷售，更沒有任何的財務控制權，在其中沒有獲取任何利益，提的各種意見和建議都不被采納，卻被扣上公司“實際控制人”的帽子，成了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替“王子”們承受法律的制裁。

“都說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可在這個事情上，我們已經不再那么奢望，可就算非要打窮小子的腿來‘教育王子們’，至少也得做到事實和證據清楚，程序合法啊，整個案子里，薛祖華這些窮小子到底做下多少觸犯法律的行為，充當了什么角色，獲取了多少不正當利益？而且，就算不顧事實不清和證據不足、程序違法等來強判案子構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明明充其量是個從犯的薛祖華怎么就成了主犯了呢”，薛祖華的家人對此實在難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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