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被特務關押用電刑，脫險后安慰妻子：審判他們的日子不會遠

1921年5月，一場重大的決定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內產生。他們選擇了一批優(yōu)秀的青年——任弼時、劉少奇、蕭勁光以及任弼時的遠親任作民，準備派他們去蘇俄進一步深造。通往蘇俄的道路布滿了關卡，每一步都充滿了未知與風險。稍有疏忽，就可能會被捕，甚至會面臨生命的危險。

任弼時

然而，當他們得知自己有機會去蘇俄留學時，內心的激動難以言表。他們從上海吳淞港啟程，搭乘輪船，途經(jīng)日本的長崎，再經(jīng)過海參崴，最終抵達伯力，正式進入了蘇俄的領土。

在他們前行的路上，有一條名為伊曼河的河流，它分隔了赤白兩區(qū)。河的南邊是白區(qū)，而河的北邊則是赤區(qū)。那時的蘇俄正深陷于內戰(zhàn)之中，遠東地區(qū)更是被日本帝國主義和白黨匪徒所侵占。

為了確保安全通過，任弼時等十余人決定分散行動。他們分成多個小組，有的選擇在白天行進，有的則在夜晚出發(fā)，還有的在俄國人的帶領下前行，他們約定在伯力的某個地點再次集結。

任弼時與他的中學好友蕭勁光組成了一個小組。為了掩人耳目，他們進行了精心的偽裝。一個化身為理發(fā)師，另一個則裝扮成裁縫。在風雪中，他們裹得嚴嚴實實，一前一后地走著，仿佛彼此并不相識。

當他們接近伊曼河的赤白交界時，發(fā)現(xiàn)日本人和白匪已經(jīng)在那里設立了關卡，對過往的行人進行嚴密的盤查。

日軍關卡示意圖

由于當時海參崴正遭受鼠疫的侵襲，因此所有經(jīng)過的行人都必須接受檢疫和體溫檢測。幸運的是，蕭勁光的體溫完全正常，所以盡管經(jīng)過了多次檢查，但最終還是被放行。

然而，任弼時可能因為稍微有些感冒，體溫偏高。無論他如何辯解，最終還是因為被懷疑患有鼠疫而被扣留。

看到好友被扣留，蕭勁光內心充滿了焦慮，但他卻無能為力，只能按照原定的計劃，獨自一人繼續(xù)前往伯力。在伯力與劉少奇、蔣光慈等人會合后，他們得知了任弼時被扣留的消息，都非常擔憂。

但出乎意料的是，僅僅過了兩天，任弼時突然出現(xiàn)在他們面前，這讓所有人都感到既驚訝又興奮。蕭勁光更是激動地詢問他是如何逃脫的。

任弼時帶著微笑，向大家講述了他的經(jīng)歷。原來，在被扣留后，他被關進了專為“鼠疫患者”準備的隔離室。

日本人和白匪對他進行了盤問，詢問他的身份以及前往俄國的目的。他堅稱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希望去俄國謀生。

當日本人和白匪再次為他量體溫時，他心生一計，偷偷地耍了個小手段。在夾體溫計的時候，他故意讓體溫計的水銀部分暴露在外面，這樣一來，他的體溫就顯示為正常。由于找不到任何異常，日本人和白匪只得將他釋放。就這樣，任弼時成功地與隊伍會合。

蕭勁光

這次經(jīng)歷是任弼時人生中的第一次歷險。盡管他當時只是一個剛剛踏上革命道路的17歲青年，但他憑借著堅定的革命精神、沉著冷靜的態(tài)度以及機智的頭腦，成功地化解了這次危機。

這一幕在蕭勁光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每當回憶起這段往事，蕭勁光都會對任弼時后來的兩次被捕，以及在獄中遭受酷刑卻仍然堅貞不屈、靈活機智地應對國民黨特務的行為贊嘆不已。

那是在1928年的秋季，中共中央派遣任弼時前往安徽進行工作巡視，他的使命是傳達中共六大的精神，并著手解決中共蕪湖市委與安徽省臨委之間的分歧。

同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剛剛落幕，任弼時便踏上了前往安徽省委所在地——蕪湖的旅程。

10月，任弼時根據(jù)他深入的調研結果，以及中共中央在10月5日的明確批復，對安徽省臨委的領導班子進行了必要的調整。

鑒于蕪湖市委的工作表現(xiàn)并不出色，他果斷地做出了撤銷其建制的決定，將其工作職責分配給新成立的兩個區(qū)委，并直接由省臨委領導管理。

在新的省臨委開始有序運轉后，任弼時準備啟程巡視安徽各地，更深入地了解基層情況。當時，南陵的黨團縣委負責人王德芳正好在蕪湖參與重要會議，他向任弼時詳盡地匯報了南陵的黨團組織活動現(xiàn)狀。

南陵縣

在仔細聆聽了王德芳的匯報后，任弼時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親自前往南陵進行巡視，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基層黨團組織的活動情況。

10月13日，任弼時化名為“胡少甫”，與團省特委書記林植夫（化名徐厚昌）一起，踏上了前往南陵的旅途。為了掩人耳目，他剃去了長期蓄留的胡須，戴上了禮帽，穿上了咖啡色的夾袍，騎著一頭小毛驢，裝扮成商人的模樣。

在那個風云變幻的年代，從蕪湖到南陵縣只有一條可行的路線——乘坐漳河上的夜航船。南陵縣雖然黨團員人數(shù)不多，但當?shù)氐纳倘藢τ诳咕瓒窢幍男枨髤s非常迫切。

然而，就在當年的7月，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打破了原有的平靜。由于通信的泄密，縣委書記不幸被捕入獄，組織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許多人因此被迫叛變。

在14日黎明，任弼時抵達了南陵縣城，并選擇了城關的南美旅社作為落腳點。為了更深入地了解黨團組織的情況，他決定在第二天參加在香油寺召開的城關地區(qū)黨團骨干會議。

然而，就在15日下午3點左右，當任弼時和林植夫在王德芳的引領下前往香油寺，準備與當?shù)氐狞h團員會面時，意外卻突然降臨。盡管只有兩名黨團員按時到達，但他們的行蹤卻被早已對他們有所懷疑的國民黨縣黨部察覺。

原來，國民黨縣黨部的胡學禮、劉必昌以及工會主任許錦章等人已經(jīng)暗中盯梢他們很久了。而南陵縣自衛(wèi)隊在接到通知后，也迅速埋伏在了通往香油寺的金橋、銀橋附近。

當任弼時察覺到周圍的異樣，準備散開時，已經(jīng)為時已晚。自衛(wèi)隊如狼似虎地一擁而上，將他們四人當場逮捕。

大洋

盡管在任弼時身上只搜到了80塊大洋作為“罪證”，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將這四人羈押起來。而幸運的是，王德芳因為與自衛(wèi)隊隊長劉德奎有親戚關系而得以逃脫。他當晚便匆匆趕回蕪湖，向黨組織報告了這一緊急情況。

16日晚，南陵縣法院與國民黨縣黨部聯(lián)手展開了一場嚴肅的會審。這場會審非同小可，由縣長王粹民親自掛帥，他可是個厲害角色。

會審的氣氛緊張而肅穆，首先被帶上來的是劉顯宗，他面對審問顯得有些緊張。接著是王德輝，他努力保持鎮(zhèn)定。然后是林植夫，他以徐厚昌的化名坦然承認了自己共產黨員的身份。雖然王德輝和劉顯宗承認了他們是共青團員，但值得慶幸的是，他們與任弼時并無交集，對他的身份一無所知。

林植夫在審訊中表現(xiàn)出堅定的信仰，他懷疑自己被同志王德芳出賣，無奈之下揭露了王德芳的共產黨員身份，導致王德芳在蕪湖被捕。盡管兩人都遭受了殘酷的拷問，但他們始終堅守信念，堅決否認與任弼時有任何聯(lián)系。

當任弼時被帶到審判庭時，他展現(xiàn)出了驚人的鎮(zhèn)定和沉著。敵人試圖從他的言辭中尋找破綻，但任弼時機智過人，讓他們一無所獲。

敵人惱羞成怒，命令警長張勇對任弼時動刑。法警郭發(fā)和周鳳迅速取來刑具，對任弼時施以殘酷的踩杠和夾棍之刑。任弼時痛得昏死過去，然而一桶冷水又將他殘忍地潑醒。

盡管身處劇痛之中，任弼時卻緊咬牙關，努力穩(wěn)住自己的身體。他猛然站起，昂首挺胸地發(fā)表了一番義正詞嚴的演說：“一個執(zhí)政黨應當秉持政治道德，不得侵犯人權、殘害人身，否則便不配稱為光明的政黨。”

監(jiān)獄電刑椅子

這番慷慨陳詞讓敵特驚愕不已，他們從未在公堂上遇到過如此堅定而雄辯的犯人。

在審訊過程中，劉怡亭屢次企圖引誘任弼時露出馬腳，但都未能如愿。任弼時敏銳地察覺到敵人并未掌握他的真實情況。

任弼時在后來的回憶中提到，自己堅決否認一切指控，至多不過是一死。因此，無論敵人如何施用吊打、跪鐵鏈子、踩杠、夾棍等酷刑，他都未曾屈服。

之后，任弼時等人在南陵監(jiān)獄度過了數(shù)日的囚禁生活后，被轉押至安慶。在前往安慶的船上，他們被緊緊綁縛在甲板上，成為了眾人圍觀的對象。乘客們聽聞抓到了共產黨，紛紛涌來觀看。

任弼時毫不畏懼地抬起頭，迎向眾人的目光。突然，他在人群中瞥見了一張熟悉的面孔——那不是家鄉(xiāng)開絲綢店的彭佑亭嗎？

彭佑亭也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個被捕的“共產黨”竟然是他的同鄉(xiāng)任弼時。兩人在上一年任弼時回鄉(xiāng)時還曾有過一面之緣。

彭佑亭和任弼時的關系頗為深厚，他們不僅是同鄉(xiāng)，而且在任弼時就讀長郡中學時，彭佑亭曾在那里做校工。后來彭轉行做蠶絲生意，四處奔波，但兩人始終保持聯(lián)系。

此外，他們之間還有著遠房親戚的關系。在這場突如其來的重逢中，彭佑亭剛想喊出任弼時的名字，卻被任弼時及時制止了。

此時幾個押解的士兵提著槍走過來驅趕圍觀的人群。任弼時趁機裝作申辯的樣子用湖南汨羅話大聲喊冤，說自己不是共產黨而是長沙偉倫紙莊的伙計，此次來南陵縣是給姑媽送錢的卻被誤抓。這番話讓士兵們一時語塞，也吸引了彭佑亭的注意。

寫信求救示意圖

彭佑亭立刻反應過來配合任弼時的說辭并趁機靠近他。任弼時意識到這是一個傳遞消息的好機會。于是向彭佑亭暗示了自己的處境并請求他幫忙傳遞消息。彭佑亭機智地將隨身用來記賬的鉛筆和紙塞給任弼時為他提供了一個與外界聯(lián)系的渠道。

任弼時抓住這個機會，以如廁為由暫時解開了繩索寫下了一封長信，詳細說明了自己的編造的口供和真實情況。

彭佑亭拿到信后，連夜趕往長沙將其交給了任弼時在長沙的叔父任理卿。這一行動不僅為任弼時傳遞了重要信息還為后續(xù)營救工作提供了線索。

在那之后，任弼時被關進了安慶飲馬塘看守所。在這座陰森的監(jiān)獄中，他不僅堅守自己的信仰，更巧妙地領導了一場在押“政治犯”的反口供斗爭。他深知，那些因嚴刑拷打而招的供詞，都不過是屈打成招的產物，絕不真實。

他目光堅定地告訴每一位同志：“所有因受刑而招的供，我們都必須翻供。我希望大家能夠經(jīng)受住這場獄中斗爭的嚴峻考驗，不論在什么情況下，都不能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更不能牽連他人。”

當他幫助柳湜、戴映東等人梳理案情時，他提醒他們，年輕人常常急于求成，總想著能迅速逃離這個牢籠。然而，如果沒有足夠的條件，我們就應該做好長期坐牢的準備，把這段時間用作學習的機會。他批評了那些因急躁而在審訊中發(fā)脾氣、辱罵國民黨的行為，認為這樣做無濟于事。

“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是我們在獄中的底線。一旦你因憤怒而開口辱罵，就等于自認了身份。我們要學會與敵人進行理智的辯論，用道理去斗爭，爭取不被判死刑，在獄中也要過好每一天。”在他的啟示下，獄中的學習氛圍變得濃厚起來，許多人都能夠以正確的態(tài)度面對困境。

任弼時始終如一，他像一座堅固的城墻，守護著黨的機密。他始終堅稱自己是“胡少甫”，是一個普通的商人。敵人盡管狡猾，但面對任弼時的堅定和機智，他們既無法得到口供，也找不到任何證據(jù)，因此遲遲無法給他定罪。

而彭佑亭的及時信息傳遞也起到了關鍵作用。當任理卿得知這一消息后，他立即聯(lián)系了任弼時的妻子陳琮英，共同設法營救。陳琮英在接到電報后，毫不猶豫地將這一重要信息報告給了黨中央。黨中央迅速作出指示，要求陳琮英在監(jiān)獄外進行救援工作。

任弼時妻子陳琮英

正是由于任弼時的堅定信念、機智應對以及黨中央的及時營救，安慶特種刑庭最終只能以“證據(jù)不足，無法定罪”為由，下令讓任弼時交保獲釋。

1928年底，任弼時從安慶飲馬塘監(jiān)獄走出，重獲自由。他回到上海后，不顧身體的虛弱，立刻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

再來說說任弼時在上海的另一次驚險經(jīng)歷。1929年11月17日，那是一個陰雨綿綿的初冬日。任弼時冒著雨去參加共青團省委的擴大會議。他按照門牌找到了位于公共租界的江蘇團省委機關——華德路競業(yè)里。

然而，當他站在門口時，卻感到一陣莫名的涼意襲來。他裹緊了身上的大衣，甚至為了以防不測，將記有機密的紙條吞進了口中。

盡管心中有所不安，但他還是決定進去一探究竟。就在他準備推門而入的瞬間，大門突然敞開，幾名國民黨特務沖了出來，迅速扭住了他的胳膊。

“又抓住一個！”特務們喊道。

任弼時大聲辯解：“你們抓錯人了吧！你們憑什么抓我？！”然而特務們卻不由分說地將他推向警車。

被捕示意圖

在這危急關頭，任弼時展現(xiàn)出了他的機智與冷靜。在被推上囚車之前，他假裝滑倒在地，趁機將一只鞋子蹬脫在門口。這是他留給后來人的警示信號。

隨后他被押送到了匯山路巡捕房拘留室。這個拘留室是一個陰暗潮濕的大通間，三面是墻壁，一面是鐵欄桿。

當任弼時被押進去時，他看到了同案的被捕者周樸農，不禁暗暗吃驚。但任弼時仍然保持著冷靜和沉著，他環(huán)顧四周后跨過躺著的人朝周樸農走去。周樸農剛要站起來打招呼時，被任弼時按住肩膀并在旁邊坐了下來。

周樸農與任弼時的相識頗有些傳奇色彩。原來，周樸農曾是共青團上海浦東區(qū)委的書記，在八七會議之后，他曾親自前往平安大旅社向任弼時匯報工作。

此后，周樸農擔任了團江蘇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的重要職務。在被捕時，他化名為周阿康，以上海總工會青工部部長的身份，在內山書店從事著革命工作。

在那個風雨如晦的上午，顧作霖通知他前往競業(yè)里參加團省委的擴大會議。然而，就在他抵達后不久，便與其他同志一同落入了敵人的魔掌。而任弼時，也正是在這場突如其來的劫難中與他再次相遇。盡管身陷囹圄，但他們并未放棄斗爭的信念與決心，而是選擇了團結一致、共克時艱。

民國上海電車車票

任弼時被捕時身上除了電車車票，再無他物。他巧妙地使用了“彭德生”這個化名，偽裝成一個從江西到上海尋找工作卻誤入歧途的失業(yè)青年。一次小小的門牌號筆誤，讓他落入了敵人的手中。

當他得知同伴周樸農的真實身份尚未被揭穿時，他低聲而嚴肅地提醒：“我們必須更加小心，不能讓敵人看出我們之間的關系，現(xiàn)在他們只是懷疑，但還沒有確鑿的證據(jù)。”

夜幕降臨，時鐘敲響了十下，他們被押往閔行路巡捕房。面對審訊，周樸農謹遵任弼時的指示，堅稱自己只是內山書店的一名普通員工。事實上，他早已與那家書店辭職了，但幸運的是，書店的老板與文學巨匠魯迅交情深厚，因此在關鍵時刻為他提供了有力的掩護。

然而，敵人并未輕易上當。他們對兩人的供詞表示懷疑，并決定采用更嚴厲的手段來逼供。他們先后對兩人施加了兩次殘酷的刑罰，其中第二次更是動用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電刑。

在首次遭受酷刑后，任弼時堅強地回到拘留室，對周樸農說：“我們作為共產黨人，必須堅韌不拔，無論面對何種考驗，都要準備為了偉大的事業(yè)犧牲自己。”這番話為周樸農注入了新的力量。

周恩來總理

消息傳到中共中央，他們迅速行動，查明了任弼時等人被捕的原因，并立即展開營救。周恩來總理親自指揮了這場行動，他委派了陳賡來全權負責。

經(jīng)過深入調查，他們揭示了任弼時和周樸農被捕的真正原因。原來，敵人在搜查上海反帝大同盟的一名負責人張永和時，從他身上找到了一張寫有競業(yè)里地址的紙條，這成為了他們被捕的線索。

由于缺乏確鑿證據(jù)，敵人只能以“共產黨嫌疑犯”的名義拘留任弼時。在周恩來的指示下，中央特科請來了上海著名的進步律師潘震亞，為他們在公審時辯護。

1929年11月22日，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開庭審理此案。在莊嚴的法庭上，任弼時、周樸農和張永和堅決地重申了他們在巡捕房的供詞。潘震亞律師據(jù)理力爭，指出在中國領土上隨意逮捕中國公民是對國家主權的侵犯。

法官在律師的嚴詞質問下無言以對，不得不宣布休庭。再次開庭時，他只能以“危害國家安全”為借口，對張永和判處兩個月刑期，而對任弼時和周樸農則各判40天。

提籃橋監(jiān)獄

刑期結束后，他們被送往了上海提籃橋監(jiān)獄。在那里，任弼時和周樸農共處一間囚室。監(jiān)獄里每天都會舉辦時事報告會，要求新入獄的犯人報告外面的政治動態(tài)。但任弼時始終告誡周樸農要保持低調，不能暴露自己的政治立場，堅決不能參加報告會。

終于在1929年12月25日重獲自由。當任弼時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中時，特務對他使用了電刑，背上的電刑傷痕依然清晰可見。

看到這一幕的妻子陳琮英淚流滿面，而剛脫險的任弼時卻微笑著，反而安慰起妻子：“別擔心，審判他們的日子不會太遠了。最后的勝利者一定會是我們！”

任弼時和妻子陳琮英

朋友們紛紛前來探望任弼時，勸他好好休息，但他卻笑著說：“我在牢里已經(jīng)休息得夠多了，現(xiàn)在最需要的是工作！”果然不久后周恩來就親自前來看望他并告訴他中央決定派他去武漢開展工作。于是任弼時沒等傷勢痊愈就投身于新的革命工作中去了。

任弼時的故事，不僅僅是他個人的英勇傳奇，更是中國共產黨人不屈不撓、智勇雙全的精神寫照。在歷史的洪流中，他們以堅定的信念和過人的智慧，一次次化險為夷，為民族的解放和繁榮奮斗不息。

今天，我們回顧這些歷史故事，不僅是為了銘記先烈們的偉大貢獻，更是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讓我們懷著感激與敬仰之情，繼續(xù)傳承這種不畏艱難、勇往直前的精神，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拼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