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自主人才培養質量，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教育國際化一條獨特的路徑

近日，兩所有代表性的獨立法人性質合作辦學高校先后舉辦了10周年和20周年校慶。

4月13日，寧波諾丁漢大學低調舉辦了20周年慶典。在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史上，這所學校的創建具有標志性的意義：這是我國第一所具有獨立法人性質的中外合作高校！和此前中外合作辦學只是以辦學項目存在于相關高校不同，寧波諾丁漢大學完全是獨立設置，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學校，而不再是一個項目。復旦大學原校長楊福家院士出任首任校長。

3月23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則高調舉辦了10周年慶典。此前，教育部部長懷進鵬、副部長陳杰等重要領導剛剛考察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并在該校舉行了“高水平教育對外交流合作座談會”。從創立到現在擔任其校長的，則是著名空間機器人與智能控制專家，香港中文大學前副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徐揚生。

截止目前，這類具有獨立法人的中外合作辦學高校先后建設了11所，分別是上海紐約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昆山杜克大學、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北京師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溫州肯恩大學，以及最近2年剛剛舉辦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和剛獲批的香港城市大學（東莞）。

回顧過去的20年，以獨立法人性質存在的中外合作辦學高校，在教育國際化上走出了獨特而曲折的一條道路，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育人理念與模式，建設高質量高等教育走出了不同的道路。

結合當下國家的戰略需要，這類學校在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匯聚天下英才方面顯然有獨特價值與作用。

加強自主人才培養質量與能力，并非拒絕教育國際交流，更不是閉門造車。

但在講這個價值之前，必須對一些誤解糾偏。

黨的二十大報告將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表述，其核心目的還是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支撐，進而支撐高質量發展。因此，二十大對于教育的核心任務表述的比較清楚：第一，提高自主人才培養質量，第二，加強拔尖人才的培養，第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這里為什么提出了自主人才培養質量和能力問題？并非要關起來門來辦教育，而是為應對美國對中國的圍堵與人才遏制戰略，不得不強調自主人才培養能力與質量。

特朗普政府上臺后和中國正式開打貿易戰，中美博弈很快全面推進到技術戰，人才戰。因為他們深知，中國只要有技術，貿易戰他們無法勝出，于是全面推進技術脫鉤和封鎖，不擇手段瘋狂打壓華為，對中國芯片產業進行全面圍剿。在推進技術脫鉤的同時，他們也深知，只要有人才，這些技術封鎖也只是延緩幾年，最終還是會被突破，于是這種封鎖全面推進到人才戰。中美博弈，最后的勝負手，是人才，尤其是拔尖的理工科人才。

而教育國際交流，是我國拔尖人才培養的重要渠道。2023年我國新當選的中科院院士中，約67%的人有海外留學（訪學）經歷。

對此，美國有著深刻的認知。2018年起，美國對我赴美留學的理工科高層次人才（博士、訪問學者）開始進行全面的簽證限制，短短3年，清華大學本科赴美留學腰斬，從2017年的28.2%下降至2022年的13%。與此同時，中國科大，哈工大，北理工等著名理工科大學本科出國留學生均出現腰斬，甚至大跌2/3的現象。2023年疫情過去，這一現象并未明顯回升，進一步說明了著名大學理工科學生出國率下降，并非疫情因素的影響，而是美國的圍堵。

同年，美國啟動“中國行動計劃”，目的就是切斷中美教育科技交流，凡是和中國有科技合作的，全面發起調查。美司法部門迄今已發起2000多項調查，這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華裔科學家。

拜登政府上臺后，雖然廢止了“中國行動計劃”，但拜登則進一步地團結整個西方對中國進行人才遏制戰略，英國、德國、日本等國高校也陸續對我留學生學習相關“敏感專業”發起背景調查。

換句話說，美國帶領西方不給中國培養科技人才了。于是，我們不得強調自主人才培養質量和能力問題。2020年全國研究生教育會議被提級到中央召開，中央領導對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因此，強調自主人才培養質量與能力，并非閉關鎖國，并非排斥教育國際合作，而是迫不得已，必須在人才培養上自立自強。如果可能，恰恰是需要充分利用國際合作，以加強和提高自主拔尖人才的培養質量與能力。

從提高自主人才培養質量角度，這些獨立法人性質的中外合作辦學高校獲得了不菲的成就，值得總結經驗。

近10年來，寧波諾丁漢的錄取分數遠遠超過了很多211高校。在2023年軟科排名中，寧波諾丁漢大學位列全國第116名，6門學科學術水平躋身世界一流。等于為浙江再造了一個類211級別的大學。

近期，劍橋大學在 “WhatDoTheyKnow”上公布了2022-2023學年中國籍學生研究生和博士錄取數據，寧波諾丁漢大學24名學生入圍。

如果說寧波諾丁漢是打開局面，那么，較晚啟動10年建設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則是在高起點上更進一步，把這類高校體制機制優勢發揮到了一個新高度，也把辦學層次拉到了一個新高度。

雖然僅僅只有10年的時間，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在校研究生已經超過3000余人，占到在校生總量1/3，近年更是以每年1000人的速度在增長。根據學校公布的數據，其本科錄取分數位居廣東第一，在絕大多數省市的理科（選考/物理類）最低錄取分排位穩居各省市考生前1.5%，文科（歷史類）最低錄取分排位穩居各省市考生前0.7%。

這類學校在辦學理念與模式上的特色優勢，是最為突出的。

2018年時，創辦僅4年時間，港中文（深圳）校長徐揚生就已經走訪了80余所著名中學，不僅僅是推廣港中文（深圳），也是在調研，探索大中銜接，打通培養。試問，我們哪所高校校長，哪個院士可以“卑微”到這樣？

培養模式上，則更值得我們學習借鑒。我前些年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遇到了很多著名科技領域的企業家，深刻理解到了這種培養模式的不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經緯結合”，以書院制與學院制并行。學院負責專業學習，書院負責綜合素質的培養，實際上是把課堂延伸至社會，把社會上各個行業優秀人才引入學校。

大量在社會上有突出成就與貢獻的一線企業家和行業翹楚進入學校，參與育人，為學生提供多種非形式教育，學生在師長的言傳身教之下得到教化和熏陶，建立寬廣社會人脈及學術網絡的同時，研究真問題，真的研究問題，實際也就是所謂科教融合，產教融合。

這樣培養出來的人，何愁社會不需要？所以，無論是升學，還是就業，這所學校畢業生都出奇得好。

正是因為突出的辦學成就與質量，深圳還委托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籌辦深圳音樂學院等高校。圍繞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周邊，當地新建大學已經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連成了一片。

更重要的是，這類學校利用自己的機制與文化優勢，突破了目前教育國際交流被政治化干擾的現狀。

日前布林肯訪華，專程去了上海紐約大學，并再次積極回應了中美教育交流的話題，對于中美教育交流都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利用與西方高校接近或類似的機制、文化，這類高校的國際交流更為順暢，密切，間接打通了目前被過度政治化切斷的教育交流。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已經聯結起覆蓋境外32個國家及地區141所名校的國際人才培養網，開拓交流渠道，積極探索國際教育合作新模式。學生可以通過形式豐富的各類項目參與海外交流，拓展視野，打開心胸，在信息充分多元的環境下開展自主學習。

寧波諾丁漢大學也與遍布約40個國家和地區的150多所海外一流院校建立了密切交流合作關系，保證每一位學生都有體驗海外學習的機會。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人才的匯聚上，這類學校有著獨特甚至不可替代的優勢。

很明顯，這類學校在一流人才的引進上，有著獨特的體制機制優勢，文化優勢，生態優勢。

近年伴隨國內高校的崛起，尤其是充沛的資金支持，國內高校也全面引進了大量的海外學者與科學家。但遺憾的是，因為體制機制問題，以及文化等復雜的問題，一些著名教授水土不服。日前饒毅公開表示：曾經引進的國際一流教授幾乎被清零，海外博士也大幅下降。

但在獨立設置的中外合作辦學高校里，匯聚天下英才取得了突出的成績。最近10年，港中大（深圳）全球遴選師資，參照國際學術體制，采用“9+3”薪酬制度，讓教師擁有三個月無薪自由支配的時間以促進與社會、產業的交流。大學制定科學合理的薪酬福利體系和學術評價標準，力求國際化優秀人才“引得進、留得住”。目前，港中大（深圳）已延攬620余名國際知名學者，重點學科教授數量和質量均達世界一流大學水平，其中包括諾貝爾獎得主5名，圖靈獎得主2名，菲爾茲獎得主1名，各國院士超30名。

關鍵是，只有短短的10年時間。

寧波諾丁漢雖然不是研究型大學，但目前在校教師100%具有在國際一流高校執教或從事科研的經驗，外籍（含港澳臺）教師占比超過60%。2024年，愛思唯爾發布的2023“中國高被引學者”榜單中，寧諾共有10名學者上榜，涉及8個學科。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這類學校作出了最好的示范。

還不止這些。面對西方對中國的無端妖魔化，最重要的一個手段就是打一場人民戰爭，讓眾多國際友人以切實體會經歷去反擊這種妖魔化，而包括來華留學在內的教育交流就是其中一支重要的渠道。布林肯日前披露，早年美國赴中國留學曾高達1.5萬余人，但現在不足400人。

去年，為推動海南國際教育創新島建設，國家允許境外理工農醫類高水平大學、職業院校在海南自由貿易港獨立辦學，不再強求國內有合作方。應該說，獨立法人性質的中外合作高校20年的探索，為今天實現國外高校有條件在海南獨立辦學積累了豐富的治理經驗，也為加強教育國際化，提高自主人才培養質量與能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提供了一個不同的戰略通道。

文中圖片來源：寧波諾丁漢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官網，央視新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