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不能失去縣城，就像西方不能沒有耶路撒冷

我時常在文字里提及故鄉，書寫GDP、產業、工業化、消費降級之外的城市肌理，在冰冷的數據之外，尋找另一種含情脈脈看待商業的視角，畢竟1800多個縣和縣級市，占據90%以上的國土面積、52%的人口規模，卻只貢獻了38%的經濟比重，恰恰說明了縣城不是發展經濟的中心地帶。

這就是縣城，這個時代的基本盤。

但在作家眼里，文學不能沒有縣城，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青灰，樸訥，沉郁，殘舊 ···“賈樟柯電影”般的縣城文學，以一種不忍俯視又不敢平視的姿態，刮進了互聯網的高質量生活。

昂首闊步，從新時代走進舊時代。

在鄉土文學和都市文學之間，縣城文學來得猝不及防卻又合情合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就像一塊巨大的磁鐵，吸噬著四十年來主流敘事的目光和視野，讓人們在城市和農村的二元中選擇自己的身份歸屬，逐漸忽略了橫亙在工業與農業之間的縣城。

但在作家眼里，文學不能沒有縣城，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事實上，北上廣深大概只占全國面積的0.33%，加上新一線城市，也只是占了全國面積的3%。剩下的97%的土地上，有著約300個地級市，3000個縣城，40000個鄉鎮和66萬個村莊，全國約84%的人在這里消費，生長。

我時常在文字里提及故鄉，書寫GDP、工業化、消費降級之外的城市肌理，在冰冷的數據之外，尋找另一種含情脈脈的看待商業的視角，畢竟1800多個縣和縣級市，占據90%以上的國土面積、52%的人口規模，卻只貢獻了38%的經濟比重，恰恰說明了縣城不是發展經濟的中心地帶。

但這就是縣城，這個時代的基本盤。

有的粗糲、有的溫和，有的生機勃勃、有的日暮秋風，不均衡的排布在各個角落里，就像這個國家的毛細血管，由點到面，網絡著社會眾生相。

今天互聯網語境的主要制造者和傳播者，大多來自縣城或小城市，但大家總是沒有勇氣掀開自己“縣城做題家”的底色，不敢在寫字樓里大大方方的承認自己來自小縣城，就像娶了一個丑媳婦那樣扭捏作態，遮遮掩掩，將童年與成年的自卑一股腦塞進一線城市的小房子里，掩藏在精裝修的社交媒體下，發霉，晾曬，再發霉，再晾曬，循環往復。

最終將其歸納為一種叫作鄉愁的東西，逢人便說故鄉的好。

當你去過很多地方之后，會逐漸擺脫家鄉縣城的烙印，但如果你去過的地方足夠多，又會深刻的展示故鄉的痕跡，食物、風景、河流···甚至空氣的味道，一切異同都是類比項。

口音可以改變，戶籍可以遷移，圈子可以騰挪，可種感性又玄妙的體驗，是每個從小城市走出來的人一出生便被賦予的魔咒。

就像一個老款的孩子，永遠跟不上新時代的步伐。

他是留鄉的你，你是遠行的他。

《我的阿勒泰》播出后，一個詩情畫意的縣城老家被散文化的搬上熒屏，落落大方書寫自己家鄉的作家李娟向昏暗的縣城文學刺來一劍，挑破蓋在小布爾喬亞身上的聚酯纖維，以明亮的色澤描摹了另一幅縣城鏡像。

幾年前讀《我的阿勒泰》原著時，只在欣賞她的質樸和細膩，沉浸在李娟平緩舒和的生態美學里，類比自己的故鄉。

彼時的我，正癡迷著溫潤的江南水鄉與澎湃的沿海小城，厭倦塵土飛揚與黃沙漫天，打心眼里排斥貧瘠的故鄉，對外界的認知大多來源于身邊出過一兩次遠門的長輩，或者被老師和家長嫌棄的海量課外書，總是逸想著自己行走在悠長又寂寥的雨巷，又或者卷起褲管光著腳丫走在沙灘上，全然不知“莫道春來便歸去，江南雖好是他鄉”。

我出生在西北一個四十萬人口的小城市里，旺盛，茁壯，勁挺，峭拔···似乎一切與頑強生存相關的褒義詞，都可以被活化到這里的一草一木上。

鹽池灣、寒江關、石包城、馬鬃山、老虎溝···聽起來凈是苦寒之地，給人一種野獸頻出、蚊蟲縈繞的邊關發配之感。

受夠了它的艱澀與干涸，我選擇了安逸巴適的成都，努力融入新一線的繁華與時尚。

《我的阿勒泰》播出后，我回了一趟酒泉老家，去了一個叫肅北的縣級市。

驅車行走在酒泉通往肅北的高速上，幾百公里看不見一輛行駛的汽車，那種將自己置身于天地之間的宏大與渺小，既有“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的邊塞蒼涼，又有“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的郎爽壯闊。

這里會擺脫邊界的束縛，沒有寫字樓里的衰颯頹唐、辦公桌前的萎靡不振，地鐵站里暮氣沉沉，取而代之的，是馳騁、熱烈、歡騰，以及烈烈風起。

粗糲是它的表皮，風沙是它的血液，高原冰川是它的骨架，民族融合是它的靈魂，有血有肉真性情，是它社交的人設。

如果這一生注定碌碌無為，那一定要來一趟肅北，感受偃旗息鼓前的最后一次熱血難涼；如果此生還能有所小成，更要來一趟肅北，體會身處絕望時的不屈不撓，對生命力擁有更加辟透的理解，學著做一顆鹽堿地長出來的巍巍青松。

高反是肅北送給游客的第一份見面禮，它讓你的眼、耳、鼻、舌、身都能強烈感受到遷徙與易址的信號。

盡管，是以一種并不舒適的方式。

破裂的毛細血管、酸軟的四肢、發熱的身軀、昏花的雙目、嗡嗡作響的耳朵···都在具象化著你對陌生環境的期待與恐懼。

人安逸久了，偶爾是需要被“不適應”刺激一下靈魂和肉體的，在大自然禁區的邊緣試探，以此來印證一個具象生命的鮮活，一個不僅僅只能吃外賣、喝軟飲、打順風局的生命體。

野性難馴、豪宕曠達，卻又能粗梳細篦，是這片土地上一切生物的性格。

沿途可以清晰地看到巖羊、馬鹿、牦牛、斑頭雁，以及牧民家的羊群和藏獒，穿過草甸、河流、濕地，在處于原始狀態的生境里繁衍生息。

再往冰川深處，還有雪豹、野驢、棕熊、赤狐、豺狼、馬彪等動物，在祁連山麓余脈拓荒生存。

濕地盡頭處，藏獒抖動著松散的毛發，追在汽車揚起的塵土后，沿著河水沖擊形成的低洼路面急速奔跑，后視鏡里，宛如這片土地的守護神正在向陌生的入侵者發起沖鋒，感覺下一秒就要撕扯車尾的鐵皮。

嗯，那個詞叫作風硬朗。

停下車試探著走近藏獒時，它又變得如同鄰居家的寵物般乖巧，保持著適度的距離，一邊咀嚼著你給的零食，一邊陪你走向大山腳下，像守護自己的主人一樣守護著你，不受猛獸的侵害。

這個詞叫安常處順。

沿途斑駁的礦產洞穴和牧民遷徙的舊址，以久居深山的老者姿態，端詳著進山的游客，用沙塵暴和極端溫差講述著這里的惡劣與堅韌。

他們在海拔兩三千米的空曠巖地上，生產、生活、生存過得痕跡，就像凱爾特的生命之樹，昭告著眾生相通、生命輪回、成長、更新、轉變，又像尼羅河的生命之匙，代表著超越死亡的永恒生命。

中國人喜歡用“祖祖輩輩”來形容一個地方的生命延續，喜歡刻意尋找存在過的痕跡，以佐證和贊美生生不息，即便是在最貧瘠的土地上，也愿意歌頌偉大、歌頌艱苦。

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土地會辜負勤懇的人，但也會適當的給到一些正反饋，鹽池灣的羊肉滋補了這里的荒蕪，喝著雪山冰川水長大的灘羊懂得適時反哺肅北人酸苦的胃，清水慢燉就能釋放它的本真，煎烤爆炒更是直戳肅北人的味蕾神經。

小刀劃過盆里的手抓羊肉時，再強壯的漢子都是柔軟的，那陣思鄉之情，燎發摧枯卻又柔情似水，那一刻，只有杯中的烈酒，可以灼燒或軟化被架空的故鄉。

無論離家多久，羊肉飄香的時候，總會想起故鄉的熱辣滾燙。

或許美食，亦是一絲割裂不了的鄉愁。

我無法將這里稱為故鄉，外界不能理解一個距離自己出生地五百公里外的地方還是同一個地級市，但我愿稱之「肅北是酒泉的“瓦爾登湖”、而酒泉是我的阿勒泰」，這里可以讓自己像梭羅那樣思考、記錄、書寫，循環往復。

像農夫播種那樣與泥土接洽，像牧民放羊那樣與草原交融，學著做一顆鹽堿地長出來的巍巍青松。

賈樟柯說“離開了故鄉，才能擁有故鄉。”

離家十年，我已毫不吝嗇對它的夸獎。

走過上百個抽象的城市，只有酒泉是真實，具體，且親密的，是無關于經濟發展、城市建設、鄉村振興、西部開發的，只與個人的樸素情感息息相關。

貧瘠的土地鈍化了艱辛的勞作，十分的努力換不來三分的收獲，沙塵暴是父母教育孩子好好讀書離開西北最趁手的家伙什。

時至今日，我依然厭惡那里漫天的黃土和飄忽不定的溫差，依然樂于探索更遙遠的遠方，但亦無法舍棄那里的堅韌和頑強，以及其他鐫刻在生命基因里的本能。

每次回老家，我都會在自己出生的老房子門口端詳許久，與三十年前的自己短暫相處。透過殘破的房屋，看見呱呱落地的嬰兒一步一步爬到屋門口，小跑著在院子里撒歡，門口摔了一跤，起身就變成背著書包的學童，邁著踉蹌的步伐走進校門，再一出來，已是拖著行李箱遠行的少年······

對峙，是電影敘事中最漫長的時間。

我與老屋對視的短短幾分鐘，就疊化了自己漏洞百出的前半生。

故鄉的神奇之處在于，將它的水土、空氣融入你的風格、性格，無論走了多遠，始終無法改變，你反抗著，也享受著，直到下一次回去。

酒泉如是，阿勒泰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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