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對涉嫌詐騙罪的宋某作出不起訴決定的法律意見書

X市人民檢察院：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宋某的委托，指派金翰明律師擔任宋某涉嫌詐騙罪一案審查起訴階段的辯護人。辯護人詳細查閱了本案的《起訴意見書》及全部案卷材料，并與宋某就案情進行了依法、必要的溝通，聽取其對本案的意見后，辯護人認為，本案中宋某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懇請貴院依法對宋某作出不起訴決定。

辯護人核心辯護觀點如下：

一、本案所涉的社保代理關系，雖然不完全符合社會保險法關于社保申報單位應當與實際用人單位一致的規定，但是不能否定勞動者實質上已經通過涉案公司繳納工傷保險的事實，雖然社保申報單位存在事實上的“錯位”，但是基于申報單位和勞動者已經實質繳費、參保的事實，勞動者工傷后通過涉案公司領取工傷待遇，并不涉及騙取國家社保基金的問題，涉案公司作為申報單位自然也不可能構成詐騙罪；

二、宋某及其涉案公司實施的社保代理行為，前提是人社部門“社保擴面”的要求，本案現有證據能夠證明，在涉案的工傷參保、申報、監督的任何一個環節，都能夠證明人社部門對于涉案公司并非是實際用人單位的事實是知情的，甚至人社部門在上述環節中還為涉案公司提供了審核、申報的便利，因此人社部門不存在認識錯誤，其認可涉案公司為企業員工實施的代理參保、工傷申報行為，涉案公司及宋某不構成詐騙罪；

三、一次性醫療補助金是工傷員工應當獲取的工傷保險待遇，涉案公司出具解除勞動關系證明，是基于社保代理協議下的合同履行行為，沒有給國家社保基金造成損失，依法不構成詐騙罪；

四、《起訴意見書》關于第二起“宋某對應支付給受傷員工或企業的工傷待遇進行克扣”的指控不能成立，涉案公司與實際用人單位及其員工關于工傷待遇的協商、調解，屬于民法上真實的意思表示行為，應受民事、行政法律規范調整，不構成詐騙罪。

五、《起訴意見書》指控的第一起事實“宋某自己申報工傷騙取一次性醫療補助金”依法不能成立，宋某領取的一次性醫療補助金雖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屬于可期待利益，本案應做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認定宋某不會給國家社保基金造成損失，且工傷認定、傷殘鑒定均是依法進行，不存在虛假工傷的情況，宋某依法不構成詐騙罪。

具體辯護意見及理由如下：

一、本案所涉的社保代理關系，雖然不完全符合社會保險法關于社保申報單位應當與實際用人單位一致的規定，但是不能否定勞動者實質上已經通過涉案公司繳納工傷保險的事實，雖然社保申報單位存在事實上的“錯位”，但是基于申報單位和勞動者已經實質繳費、參保的事實，勞動者工傷后通過涉案公司領取工傷待遇，并不涉及騙取社保基金的問題，涉案公司作為申報單位自然也不可能構成詐騙罪。

首先，針對《起訴意見書》指控的第二起事實：“二、宋某通過虛構勞動關系騙取工傷待遇”可知，該起指控涉及到的核心爭議焦點，在于本案中的三家涉案公司，通過“偽造勞動合同、虛構勞動關系”，為員工申報工傷待遇。《起訴意見書》認為，涉案三家X公司為與其不具有實際勞動關系的員工申報、申領工傷賠償，涉嫌騙取工傷待遇。

上述社保、保險代理關系，是本案指控邏輯的基礎，以及辦案機關認定罪與非罪的前提，對此，我們有以下幾點核心意見，請貴院務必重視和審查：

第一，如果本案以該邏輯指控詐騙罪，被害人為國家社保基金，但是實際獲取工傷待遇的是企業員工，暫不討論涉案公司是否存在《起訴意見書》指控的“克扣問題”，本案現有證據以及偵查機關移送的《審計報告》均能夠證明，涉案公司為企業員工申報工傷待遇后，其所領取的賠償金額已經支付給了員工。從“利益獲取”的角度，偵查機關并沒有指控實際取得工傷待遇的員工，也沒有指控部分在“虛假勞動合同”“虛假解除勞動關系證明”上簽字的員工，反而指控基于已經實質參保、繳費，為企業員工申報工傷賠償，僅僅收取企業服務費、管理費等費用的涉案公司及宋某個人，明顯不符合邏輯。

第二，本案中雖然社保申報單位與實際用人單位不一致，導致存在“偽造勞動合同”等一定形式上的“虛假事實”，但這僅僅是違反了相關民事、行政法律規范。詐騙罪是財產性犯罪，本案認定詐騙罪的核心關鍵，在于涉案行為是否會對國家社保基金造成損失，本案涉案公司及其宋某不構成詐騙罪的核心事實，在于企業員工以及涉案公司實際上已經繳納了參保費用，實際上已經和相關部門形成了參保關系。如果不存在申報單位“錯位”的情況下，企業員工領取工傷待遇完全不存在任何問題，工傷待遇是其應得的賠償金額，不可能導致國家社保基金的任何損失，本案不能僅依據申報單位形式上的“錯位”，即認定社保單位支付的工傷待遇，屬于國家社保基金實質上的損失。

第三，從涉案行為的非法占有目的角度，涉案三家公司通過與企業簽訂代理協議，實際上為企業員工繳納的參保費用為1350萬，其申報的工傷為518起，為企業員工領取了600萬左右的工傷待遇，本案現有證據均能夠證明，不存在任何一起虛構、偽造的工傷申報事實。

因此，涉案三家公司所實施的參保、繳費行為，實際上是對國家社保基金的擴充，從參保費用的角度來說擴充金額為1350萬；從事后費用結算的角度來說，國家社保基金在支付企業員工工傷待遇之后，仍存在750萬左右的費用擴充和結余，結算后仍是“盈利”的，因此，即使本案中社保申報單位存在“錯位”，但是指控涉案公司構成詐騙罪，從非法占有目的角度是無法自圓其說。

此外，除去上述1350萬元的參保費用之外，涉案公司還有兩筆費用應在本案中予以明確和認定：

1.案發前，在社保代理行為出現爭議，人社部門以及保險公司拒絕繼續支付社保、保險待遇的情況下，涉案公司通過自有資金已經墊付給了企業員工近600萬元的款項，應作為案發前涉案公司的自主支付行為進行認定；

2.案發后，人社部門對已經支付的社保待遇認定爭議，但并沒有要求實際取得工行待遇的企業員工退回款項，而是由涉案公司以“爭議款項退回，以重新核對為由”，退回企業員工已經領取的工傷待遇560萬元。

本案除去涉案公司通過社保代理關系，已經繳納給國家社保基金的1350萬元之外（當然這些參保費用實際來源于企業員工以及實際用人單位），涉案公司案發前600萬元的墊付行為，以及案發后替企業員工退回的560萬元，完全能夠證明涉案公司以及宋某無論是在案發前還是案發后，均沒有非法占有國家社保基金以及企業員工社保待遇款項的目的。

事實上，涉案公司從事社保代理行為，除去代理服務費以及協商調解結算后的少量盈利之外，案發前因為墊付行為已經有了600萬元的支出虧空，案發后又增加了560萬元退回款項的虧空，在虧損超過千萬的情況下，本案中國家社保基金實際有了1350萬元的擴充（即使不包括涉案公司退回的560萬元，國家社保基金也有750萬元左右的擴充），企業員工實際上也拿走了500多萬的工傷待遇，但是本案反而認定實際“獲利”的國家社保基金和企業員工為被害人，實際虧損的宋某為詐騙行為人，明顯不符合事實和情理。

第四，社保類涉詐騙罪案件，認定國家社保基金是否存在損失的核心問題，應是沒有參保前提的企業員工，通過涉案公司的偽造材料行為，騙取了其本不應且不能獲取的工傷待遇。但是本案中如果不存在申報單位“錯位”，企業員工在實際用人單位所在地參保，可以正常獲取工傷待遇，因此從工傷待遇應當支付的角度來說，不存在社保基金的損失問題。

此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本案在認定詐騙罪罪與非罪時，不能認為X市人社部門存在工傷待遇的支付行為，即認定國家社保基金存在損失，而應當從國家性、整體上的國家社保基金是否存在損失的角度進行評價。X市人社部門支付了相應的社保待遇，其所對應的是，實際用人單位所在地人社部門不用再支付企業員工工傷待遇，從國家社保基金的角度來說，總額是平衡的，并沒有造成國家社保基金的財產損失，因此本案中涉案三家公司的工傷申報、繳費、領款行為，沒有造成財產性損害后果，不構成詐騙罪。

第五，法無明文規定社保代理行為構成詐騙罪，結合相關法律規定可知，社保代理行為要構成詐騙罪，必然要具有詐騙手段、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損害后果等幾個要素，本案中的涉案行為明顯不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本案在認定涉案行為是否構成詐騙罪時，或會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解釋》規定：“以欺詐、偽造證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騙取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社會保險金或者其他社會保障待遇的，屬于詐騙行為。”

如果僅從該條文本身來看，社保代理行為因為必然需要提供“虛假勞動合同”等材料用于工傷申報，因此會被辦案機關認定符合“欺詐、偽造證明材料”的情況，從而認定符合該立法解釋的規定，認定涉案人員成立詐騙罪。但是，上述立法解釋應是建立在詐騙罪構成要件的基礎上，對特殊類型詐騙罪案件罪與非罪的特別強調，其并不能與詐騙罪基本的構成要件相矛盾。

這里的邏輯可以等同于，詐騙罪的基本行為模式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但是我們不可能將社會生活中任何形式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行為都認定為詐騙犯罪行為，在認定詐騙罪時，除了欺騙手段之前，還要判斷相對人是否產生認識錯誤，以及是否會對相對人造成財產損失。

因此，該立法解釋應當屬于注意規定，而非是法律擬制，在認定“欺詐、偽造證明材料”的社保代理行為是否成立詐騙罪時，必須回歸到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上進行判斷。

而綜合全案證據，我們認為本案中人社部門等相關單位并沒有陷入認識錯誤，涉案的社保代理行為更加不會對國家社保基金造成損失，反而是一種擴充社保基金的行為，因此即使認定提供虛假或空白合同涉嫌欺騙手段，但本案沒有認識錯誤，也沒有財產受損的結果發生，本案中的社保代理行為并不符合詐騙罪構成要件。

此外，《社會保險法》第八十八條規定：“以欺詐、偽造證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騙取社會保險待遇的，由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責令退回騙取的社會保險金，處騙取金額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該條文亦能證明，同樣是“欺詐、偽造材料或者以其他手段騙取社會保險待遇”的行為，也存在應收行政處罰而非是刑事犯罪的情況。

即使涉案公司提供了“虛假材料”，也不必然應當套用立法解釋的注意規定進行入罪，應結合詐騙罪的基本構成要件，審查到底是犯罪行為還是行政違法行為，抑或是一定違規性質的合法行為。

第六，社保代理行為在司法實務中，并沒有被確認為違法行為。

理由如下：1.國家財稅【2016】47號文件強調：“納稅人提供人力資源外包服務，按照經紀代理服務向客戶單位員工發放的工資和代理繳納的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向委托方收取并代為發放的工資和代繳的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不得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可以開具普通發票。”

上述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對“受客戶委托代為向客戶單位員工發放的工資和委托代理繳納的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的經營行為如何開票做了明確的規定，能夠證明財稅部門認可委托代繳社保行為的合法性；

2.廣州鐵路運輸法院作出的【20X】粵71行終第X7號判決書，認定委托代繳無勞動關系員工有權獲得工傷待遇；

3.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X）蘇民申2015號《民事裁定書》，認定委托代繳行為系實際用人單位與受委托申報單位之間的合法協議，甚至無需企業員工的個人同意。

此外，《社會保險法》雖然規定了“用人單位應當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內為其職工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申請辦理社會保險登記”，但并未有明確的禁止性規定強調社保代理行為違法，在此基礎上司法實務中不乏相關文件和司法判例確認委托代繳協議、委托代繳關系的合法性，因此本案應確定的前提是，社保代理行為并非是被確認為違法的行為。

二、宋某及其涉案公司實施的社保代理行為，前提是人社部門的“社保擴面”要求，本案現有證據能夠證明，在涉案的工傷參保、申報、監督的任何一個環節，都能夠證明人社部門對于涉案公司并非是實際用人單位的事實是知情的，甚至人社部門在上述環節中還為涉案公司提供了審核、申報的便利，因此人社部門不存在認識錯誤，其認可涉案公司為企業員工實施的代理參保、工傷申報行為，涉案公司及其宋某不構成詐騙罪。

第一，涉案公司在X市人社局為企業員工進行勞動關系備案時，人社部門對于涉案公司與企業員工沒有實際勞動關系是知情的。

根據陳某2020年7月22日訊問筆錄：“從2015年年開始，X市人社部門為了考核指標，開展保險擴面業務，我們公司就把這業務接下來了，先后在X成立了三個分公司，我們公司先是營銷部的業務員去聯系小企業，就是交不起五險一金的小企業，很容易發生工傷，跟這些企業簽訂保險代理協議，將這些工人掛靠在我們成立的X分公司的名下繳納工傷保險，發生工傷后，就由我們公司社保部的經理就準備材料，去X人社部門報銷工傷保險。”

結合宋某2020年9月7日訊問筆錄：“（既然你沒有將真實的勞動關系證明材料提供過去，你為什么說你沒有隱瞞真相？）因為人社局對沒有勞動關系知情。(你對于你們公司提供的哪些材料都不知道，為什么就肯定X人社局對沒有勞動關系是知情的？）因為后來陸續就有工人到我們公司去找，說我們把他們在X人社局備案了，導致他們現在備案不了，參加保險參加不了，后來我就問社保部的不是高金云就是劉盼盼是什么情況，然后他們說是備案的時候設有就業證無法輸入就業證編號，然后人社部門就自動幫他們生成了就業證，然后系統才能通過。”

通過上述證據，結合宋某本人陳述可知，人社部門的勞動關系備案，需要公司提供勞動合同、員工身份證復印件、就業登記證、社保一體化人員增減變動表等材料。但是根據宋某本人陳述，涉案公司在進行勞動關系備案時，并未提供勞動合同、員工身份證復印件、就業登記證等材料，在社保一體化人員增減表中，也沒有填寫就業證編號和人員性質，但是人社就業科會主動為備案人員生成就業證編號，并備案成功。

涉案公司在社保征繳中心進行社保開戶時，提供的分公司營業執照中并無“勞務派遣”經營業務，也沒有依照《勞務派遣暫行規定》及《勞務派遣行政許可實施辦法》的要求，分公司經營勞務派遣業務時應在該縣人社部門進行備案、許可，但是社保征繳中心仍正常開戶，說明上述人社部門明知涉案公司沒有經營勞務派遣業務的事實。

由此可見，在涉案公司為企業員工進行勞動關系備案的過程中，X市人社部門協助處理相關手續等行為，能夠證明人社部門對于涉案公司與備案的企業員工之間，不具有實際的勞動關系是知情的。

第二，在企業員工工傷認定及費用申報的過程中，人社部門對于涉案公司與企業員工之間不具有實際上的勞動關系是清楚的。

首先，根據陳某2020年7月21日訊問筆錄：“（你說一下，申報工傷需要哪些材料？）勞動關系合同、住院相關材料及相關受傷證明。”

張某2020年7月12日詢問筆錄（X市人社局基金監督科科長）：“在我來的時候，嚴某跟我說只要有單位蓋章，員工簽字，就表示單位承認有這么個人，就是承認有這樣的事實勞動關系就可以認。”

“（為什么會產生Z公司利用虛假勞動關系可以申請工傷認定及領取工傷待遇的情況？）通過我之前跟嚴某和鄭某科長學習和交流業務時發現，他們在勞動關系審查方面的觀點：“只要看到單位蓋章了和員工簽字了，就等同于單位默認和承認了雙方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甚至包括空白合同有蓋章和簽字也是公司承認了他們之間存在事實勞動關系。”

莊某2020年8月13日詢問筆錄（國任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X中心支公司理賠部負責人）：“（人社部門中有什么問題？）X人社局違反了《工傷認定條例》，將不該認定的人違法違規出具了工傷認定書。”

根據本案現有證據可知，涉案公司在為企業員工進行工傷申報時，需要提供的材料主要包括：勞動合同、住院相關材料以及受傷證明等相關材料。

那么，對于人社部門申報工傷所需要的上述三類材料，涉案公司又是如何提交的呢？

其一，涉案公司提交給人社部門的《勞動合同》，即是《起訴意見書》指控的“虛假”、“空白”勞動合同；

其二，企業員工的住院材料以及受傷證明，同時包括部分企業員工出具的工資表、考勤表，均是由實際的用人單位出具。對于該事實，本案的卷宗材料能夠予以證明。

例如：1.潘某某《工資發放清單》，蓋章為P服務外包有限公司（卷5P6)；工傷《情況說明》、《考勤表》，蓋章為C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卷5P25）；《出院記錄》、檢查報告單，蓋章為A醫院（卷5P27)

2.王某《X仁和手外科醫院門診病歷》，顯示工作單位或住址為T商貿有限公司；工傷《情況說明》，蓋章為X裝潢有限公司（卷5P77)

3.王某某工傷《情況說明》，蓋章為X電器有限公司（卷5P104）

4.王某甲《受傷經過》，蓋章為E工貿有限公司（卷5P113）

5.嚴某《2018年10、11、12月份工資表》（卷6P22）、《嚴某受傷經過》（卷6P56)，蓋章為Z工貿有限公司。

6.楊某工傷《證明》，蓋章為X農電有限責任公司。（卷6P78)

7.張某某工傷《情況說明》，蓋章為常州D企業管理有限公司（卷7P98）

8.周某某工傷《情況說明》、《考勤表》，蓋章為X復合材料有限公司（卷7P158)

人社部門在審查上述材料時，完全能夠清楚的看到勞動合同中的用人單位，與員工受傷證明、考勤表、工資表中的蓋章單位不是同一單位，但是人社部門在518起工傷認定中，均給予審核通過，能夠印證前述證人證言中，關于人社部門只認合同蓋章和員工簽字的相關陳述。

證人證言將上述事實的發生，歸結于人社部門工作上的疏忽，但是從常理上推斷，人社部門不可能對于518起工傷認定全部存在疏忽大意，518起工傷認定的事實，足以推定人社部門明知涉案公司與企業員工不存在實際上的用人關系。

此外，根據宋某本人陳述，在工傷科進行工傷認定時，提供的合同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1.提供實際用人單位與員工簽訂的勞動合同；

2.有100多名工傷員工沒有提供勞動合同；

3.提供涉案三家公司與企業員工的勞動合同，但絕大部分是空白的、且是總公司的合同。

針對《起訴意見書》指控的涉案公司提供“空白勞動合同”的情況。首先，空白的勞動合同不符合《工傷認定辦法》第七條之規定，理應無法審核通過，但是人社部門并沒有按照法律規定，要求涉案公司予以補正。

結合宋某本人向貴院提交的證據材料，繆某某、袁某某、齊某某等人提交的實際用人單位蓋章的工傷說明、考勤表、異地診斷證明書，能夠證明涉案公司并沒有虛構勞動關系，而是在提交的材料中，明確告知了勞動關系的事實歸屬。

此外，涉案分公司在沒有提供勞務派遣資質、勞務派遣協議、個人申請表，甚至是沒有提供診斷證明等必備材料的情況下，人社部門仍將企業員工的工傷認定在分公司名下，說明人社部門明知社保代理的事實，此時人社部分仍然認定工傷并支付保險待遇，能夠印證人社部門“社保擴面”的事實。

在上述事實的基礎上，辦案機關或許會有疑問，為什么涉案公司提交的材料有這么多問題的情況下，人社部門會審核通過，并作出工傷認定？

其根本原因有兩個：一是“社保擴面”的要求。（《起訴意見書》在指控宋某構成詐騙罪的基礎上，事實上也認可了X市人社部門社保擴面的工作任務。見《起訴意見書》第三頁）；

二是在本案發生之前，X市人社部門并沒有認為社保代理行為存在不當，主要事實及理由有以下幾點：

1.前述張某（X市人社局基金監督科科長）、莊某（國任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X中心支公司理賠部負責人）證言，證明X市人社部門只認公司蓋章和員工簽字，并沒有對其他材料進行實質審查，能夠反映X市人社部門認為，社保代理是可以通過工傷認定的，這也是莊某證言中提出的“X人社局違反了《工傷認定條例》，將不該認定的人違法違規出具了工傷認定書”的根本原因。

2.國任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X中心支公司訴X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一案中（見宋某提交證據），被告單位X人社局辯稱：“被告作出工傷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符合法定程序。經審核X東區人力資源公司X分公司為職工余銀花申報工傷材料，對照有關規定，被告認為符合認定工傷情形，故作出工傷認定書，并依法送達。”

上述事實證明X市人社部門堅持認為，社保代理基礎上的工傷認定是合法的。

3.蔣某某案的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過程中（見宋某提交證據）：公司明確告知仲裁委雙方沒有實際勞動關系，但仲裁委認定該局基金中心應支付費用，說明X人社部門在明知實際勞動關系的情況下，對工傷待遇予以確認支付。

4.人社部門基金監督科每年會對備案、參保、工傷認定及領取待遇所申報的材料進行檢查、監督，而在定期檢查、監督、審計時，涉案公司提交材料中，實際用人單位與社保申報單位不一致的情況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基金監督部門并未對上述問題提出過任何異議。

上述事實，均能一致性證明X市人社局在本案案發前，認可保險代理行為，認可保險代理基礎上的工傷待遇支付，在接收材料的過程中人社部門并不存在認識錯誤，而是認可基礎上的故意為之。

綜上所述，本案涉案三家公司所實施的社保代理行為，雖存在提交“虛假合同”的情況，但是本案現有證據能夠證明人社部門明知上述情況，并沒有產生任何的認識錯誤，同時涉案的社保代理行為屬于實質上的參保行為，不存在任何一起以虛假工傷事實騙取國家社保基金的情況，該行為不僅不會對國家社保基金造成損失，反而擴充了國家社保基金，沒有涉及到財產性犯罪的損害后果，宋某不構成詐騙罪。

三、一次性醫療補助金是工傷員工應當獲取的工傷保險待遇，涉案公司出具解除勞動關系證明，是基于社保代理協議下的合同履行行為，沒有給國家社保基金造成損失，不構成詐騙罪，

第一，前已述及，涉案公司與企業之前簽訂社保代理協議，為企業員工代繳社保，在提交的申報材料存在主體不一致的情況下，人社部門并沒有提出糾正意見，而是在明知實際用人單位與申報單位不一致的前提下，通過材料審核并作出工傷認定。

人社部門的工傷認定行為，證明人社部門認可社保代理關系，在此基礎上，企業及其員工想要取得一次性醫療補助金，則必須以涉案公司為其出具解除勞動關系證明為前提，因此涉案公司出具勞動關系解除證明，是符合邏輯的協議履行行為。

第二，涉案公司與企業之間屬于協議約定下的合同關系，而合同都會有履行期限，社保代理行為有明確的合同履行期限，但是員工一次性醫療補助金的取得時間與其離職時間掛鉤，在企業員工離職時間不確定的情況下，涉案公司基于合同約定的履行義務，只有提前為企業員工出具解除勞動關系證明，才能確保企業員工順利領取一次性醫療補助金，避免企業員工事后無法申領其應當獲取工傷待遇。

第三，根據宋某陳述，實際用人單位出具解除勞動關系證明后，涉案公司再為企業員工出具解除勞動關系證明，其符合涉案公司對實際用人單位的合同義務，以及涉案公司基于社保代繳關系，對企業員工應當履行、協助處理一次性醫療補助金的責任。

關于上述事實，本案卷宗材料中有以下證據可以佐證：：

1.陳某某辭職申請書、陳某某解除勞動合同證明書，蓋章為X機電科技有限公司（卷3P21)

2.潘某某、張某某、胡某某三人《X市勞動合同制職工解除合同證明》，蓋章為X外包有限公司蓋章（卷3P55）

3.牛某某、許某某兩人《離職申請單》《解除勞動合同關系決定書》，蓋章為X電器有限公司（卷3P99)

4.曹某某、孫某某、曹某甲三人《解約證明》，蓋章為X科技有限公司（卷4P15-X）

5.王某《員工離職申請表》，蓋章為X塑膠有限公司（卷5P44）

6.于某某《辭職》，蓋章為X勞務有限公司（卷7P11）

7.張某某《X市勞動合同制職工解除合同證明》，蓋章為X服務外包有限公司（卷7P129）

上述企業員工的涉案材料中，均包括實際用人單位出具的解除勞動合同證明，能夠與宋某的陳述相互印證，證明涉案公司出具解除勞動關系證明的前提，系實際用人單位已經出具了解除證明。在用人單位已經出具解除勞動關系證明的基礎上，涉案公司基于代理協議約定下的合同義務，以及為員工代繳社保后應當履行的責任，出具證明協助員工領取一次性醫療補助金并無不當。。

此外，宋某亦向辦案機關提交了實際用人單位關于王某某、楊曉艷、姚延香、陸茂勝等人相關解除勞動關系的證明材料，懇請貴院予以核實。

第四，在實際用人單位、員工催要賠償款項的情況下，涉案公司為員工出具解除勞動關系證明，并將取得的一次性醫療補助金全部支付給員工，并沒有非法占有上述款項的目的，且一次性醫療補助金屬于員工應當獲得的工傷待遇，并沒有對國家社保基金造成損害后果。

首先，員工發生工傷待遇后，會催促用人單位進行工傷賠償，用人單位基于代繳關系，會再聯系涉案公司申報一次性醫療補助金，該行為符合邏輯和常理。

其次，一次性醫療補助金屬于工傷員工應當獲取的救助款項，其領取雖然是以員工離職為前提，但是從事實上基本可以確定，屬于員工當然可以取得的款項，只是取得款項的時間會因為實際離職時間而出現變動。因此，即使涉案公司基于代繳關系，為了確保企業員工后續能夠取得一次性醫療補助金，而出具解除勞動關系證明，本案也不會因為員工提前取得了其必然會取得的款項，而給國家社保基金造成損失。

此外，針對極個別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形，比如員工可能會一直工作到退休，而實際無法獲取一次性醫療補助金。此類情形屬于法律上的不確定形態，在可能發生亦可能不發生的情況下，我們應當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推定，應當推定員工會在特定時間離職，推定員工獲取的一次性醫療補助金，是其后續必然會取得的款項。

因此涉案公司協助企業員工獲取一次性醫療補助金的行為，不會對國家社保基金造成損失，依法不構成詐騙罪。

第五，《起訴意見書》指控的第四起事實“宋某等人通過虛構解除勞動關系的方式騙取X人次的一次性醫療補助金”，明顯不符合常理。

《起訴意見書》在上述X起指控事實中，并沒有認定宋某及涉案公司在上述行為中存在獲利。換言之，按照《起訴意見書》的指控邏輯，涉案公司及宋某是為了員工能夠及時取得一次性醫療補助金，而出具解除勞動關系證明。此時，如果認定宋某構成詐騙罪，則會出現涉案公司在不收取費用的情況下，為了企業員工及時獲得賠償，而為他人詐騙國家社保基金，這明顯不符合常理。

如果按照此邏輯，即使認定上述X名企業員工涉嫌詐騙罪，也不可能認定涉案公司及其宋某構成犯罪，故懇請貴院對涉案公司提交解除勞動關系證明的行為進行實質上、符合邏輯的審查和認定。

四、《起訴意見書》關于第二起“宋某對應支付給受傷員工或企業的工傷待遇進行克扣”的指控不能成立，涉案公司與實際用人單位及其員工關于工傷待遇的協商、調解，屬于民法上真實的意思表示行為，應受民事法律、行政法律規范調整，不構成詐騙罪。

第一，涉案公司與員工就工傷待遇的支付金額、支付時間進行協商、調解符合法律規定。

首先，本案中涉案公司與員工就工傷待遇金額進行調解的前提，是員工在工傷后、尚未取得工傷待遇前，催促企業進行賠償。根據《江蘇省勞動仲裁案件研討會紀要2007》：“當事人就工傷待遇達成賠償協議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勞動者發生工傷后，在未經勞動行政部門認定工傷和評定傷殘等級的情形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就工傷達成賠償協議后，勞動者又提請仲裁的，仲裁委員會應以工傷認定書和傷殘等級鑒定結論作為受理案件的條件，以傷殘等級鑒定結論送達勞動者之日為申訴時效的起算點。另一種情況是，勞動者發生工傷后，在已認定工傷和評定傷殘等級的情形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就工傷待遇達成賠償協議后，勞動者又提請仲裁的，仲裁委員會應以雙方賠償協議簽訂之日作為申訴時效的起算點.仲裁委員會審理上述案件時，不應以撤銷協議作為前提條件，而應按照工傷保險待遇，裁決用人單位補足原先雙方協議低于工傷保險待遇的差額部分。

上述《紀要》能夠證明，司法實務中認可工傷認定和傷殘鑒定前、后的企業與員工就工傷賠償達成的協議和仲裁，因此涉案公司與企業員工就工傷待遇進行協商、調解支付，即使存在多支付或少支付的情況，也是符合法律規定民事行為。

第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主持下的協商或調解，能夠證明相關部門認可涉案公司與企業員工就工傷待遇進行調解的行為。

例如：X市經濟技術開發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的高蓉與X東區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X分公司《簡單勞動爭議案件仲裁調解書》，在仲裁委主持下，雙方達成協議，確定工傷待遇費用合計49400元。（卷3P116）

對于上述仲裁委主持下，涉案公司與企業員工就工傷待遇進行協商的相關證據，卷宗中附卷的材料較少，相關內容可參考宋某本人向貴院提交的證據材料。

第三，在企業員工工傷認定、傷殘鑒定前，或是人社部門工傷待遇批付前，涉案公司與員工就工傷待遇達成賠償協議，并先行墊付的行為，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不存在詐騙行為。同時，涉案公司與企業員工協商后的墊付行為，事實上能夠有效的解決企業員工工傷后的治療、生活等多方面困境，對于工傷類案件的社會矛盾的有效緩解能夠起到積極的作用，因此不宜予以全面否定性評價。

此外，根據宋某陳述，涉案公司在向員工墊付工傷賠償時，既存在多墊付的情況，當然也會存在少墊付的情況。涉案公司多墊付的工傷賠償款項達60余萬元（見宋某提交證據），因此本案不能只針對涉案公司少墊付的情況，就追究涉案公司及其宋某的責任，而應從全面審查的角度，將多墊付與少墊付的情況進行綜合評價。

最后，涉案公司與企業員工就工傷待遇協商、支付后，沒有員工行使撤銷權或向相關部門提出異議、訴訟，能夠印證協商或調解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屬于民事上的合法行為。

第四，涉案公司對所剩余款項全部列為“待付款項”，并沒有作為利潤進行分配。

前已述及，涉案公司與企業員工就工傷待遇進行協商、調解，屬于真實意思表示下的民事行為，應當受到法律保護。同時，如果企業員工后續認為協商、調解存在無效或可撤銷事由，依法可以提起訴訟或行使撤銷權來救濟自身的權益。但是本案中并沒有員工行使撤銷權或提起訴訟，證明企業員工認可協商、調解下的工傷待遇支付行為。

此外，涉案公司并沒有將剩余的款項作為公司的收入或利潤進行分配，而是列為”代付款項“，仍然是處于待付狀態，能夠反映涉案公司對于該等款項的處理態度，一旦存在爭議即可以依法對款項進行處理。

第五，在人社部門以及保險公司拒付工傷待遇后，涉案公司并沒有逃匿或規避責任，而是通過自有資金，繼續墊付企業員工工傷待遇，費用合計近600萬元，該行為能夠印證涉案公司對企業員工的工傷待遇款項，沒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涉案行為出現爭議，人社部門以及保險公司拒付企業員工工傷待遇時，涉案公司完全可以不用支付這些費用，待相關單位查明情況后再做處理，這也是司法實務中類似案件涉案人員最常見的處理方案。更有甚者，不少類似情況下，涉案人員往往會選擇攜款潛逃、逃匿。

但是本案中涉案的三家公司以及宋某并沒有這么做，不僅沒有回避事情的解決，反而通過自身行為積極推動事情的解決，且積極保護企業員工的權益，涉案公司通過自有資金墊付本應由人社部門、保險公司支付的工傷待遇，能夠證明涉案公司以及宋某從事的社保代理行為，以及為企業員工申領一次性醫療補助金的行為，根本不具有任何的非法占有目的。

上述600萬元的墊付資金，實屬涉案公司不應也不用墊付的工傷待遇金額，在涉案公司案發前主動墊付的情況下，辦案機關仍指控宋某構成詐騙罪，既不符合事實亦不符合邏輯和常理。

五、《起訴意見書》指控的第一起事實“宋某自己申報工傷騙取一次性醫療補助金”依法不能成立，宋某領取的一次性醫療補助金雖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屬于可期待利益，本案應做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認定宋某不會給國家社保基金造成損失，且工傷認定、傷殘鑒定均是依法進行，不存在虛假工傷的情況，宋某依法不構成詐騙罪。

第一，如前所述，一次性醫療補助金是工傷員工應當獲取的工傷待遇，宋某通過解除勞動關系證明，提前獲取一次性醫療補助金，雖有不當，但并不會造成國家社保基金的損失。

辦案機關或許會認為，一次性醫療救助金可能會因為宋某自然退休而不會被領取。但是在宋某的退休時間、以及是否領取尚不確定的情況下，同時對于上述一次性醫療補助金，宋某僅有領取或不領取兩種可能性的前提下，本案應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推定一次性醫療補助金應會由宋某實際領取，因此宋某領取本應獲取的一次性醫療補助金，沒有對國家社保基金造成損失，不符合詐騙罪關于相對人財產受損的構成要件要素。

第二，宋某的工傷事實以及工傷認定、傷殘鑒定完全符合法律規定，十級和八級傷殘也是有權機關按照法律程序的鑒定結論，本案不應以工傷發生數年后的二次鑒定意見，來推翻工傷剛剛發生時的鑒定意見，更不能以后續的鑒定意見來否定工傷和傷殘事實的發生。

本案第2卷卷宗材料中，辦案機關對于宋某兩次工傷的認定和傷殘鑒定，分別調取了《鑒定申請表》、《檢查報告單》、《工傷認定書》、《X市勞動能力鑒定專家工作底稿》、《勞動能力鑒定結論通知書》等書證。

同時對周某某（X市第二人民醫院骨科主任醫師）（卷2P98)、蔣某某(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卷2P95）、張某某（X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卷2P101)、沈某某（X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卷2P103)、楊某（X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卷2P106）、高某某（X市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卷2P108)等證人，以及宋某所在公司的相關工作人員進行了調查核實，并做了相關筆錄。

上述證據均能一致性證明，宋某的工傷事實、工傷認定、傷殘鑒定均是按照法定程序進行，鑒定意見具有合法性、真實性，應當予以采信。本案在宋某已經發生工傷數年之后，以2021年作出的鑒定意見來推翻2016年工傷剛剛發生后的鑒定意見，明顯不當。

因此，本案應當采信認定宋某2016年、2018年兩份鑒定意見關于十級、八級傷殘的鑒定，應當認定宋某傷殘事實的真實性和傷殘認定意見的合法性。

第三，宋某陳述，對于領取的一次性醫療補助金其并不知情，按照法定程序，申領一次性醫療補助金，應由本人在《解除勞動關系證明》上的“簽收人”處簽字，其根本沒有簽字。

基金中心支付一次性醫療補助金，要求必須提交解除勞動關系證明以及人社部門出具解除的就業登記證，按照規定《解除勞動證明》應有員工本人簽字，而宋某并沒有在解除勞動關系證明上簽字，也沒有提供解除的就業登記證，按照規定基金中心無法確認申報材料的真實性，理應不予審批。

對于基金待遇何時到賬、到哪個賬戶，宋某不明知。且上述領取款項已按照人社部門要求全部退回。

上述事實，懇請辦案機關予以調查核實。

綜上所述，《起訴意見書》指控宋某涉嫌詐騙罪依法不能成立，辯護人根據《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請求貴院依法對宋某作出不起訴決定。

此致

X市人民檢察院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金翰明律師

X年X月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