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健品案件中，經銷商、分公司應屬于從犯的辯護問題

作者：金翰明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詐騙犯罪案件律師

在諸多涉保健品案件中，辦案機關都存在主從犯認定錯誤問題，以金律師辦理的多起涉保健品案件舉例，既有檢察機關認定當事人為主犯，通過辯護一審法院認定當事人為從犯的情況，亦有一審法院認定當事人為主犯，通過辯護爭取，二審法院改變定性為從犯的情形。

此類情況的普遍存在，能夠反映對于經銷商、分公司類型的涉案當事人，在涉詐騙罪案件中角色、地位認定的難點，以及司法機關對于案件認定也可能存在不準確、錯誤的司法現狀。

刑事辯護的目的，在于從當事人利益的角度出發，協助司法機關發現有利于當事人的事實、證據，從而依法作出有利于當事人的判罰結果。

我們結合近期辦理的一起涉保健品案件中的主從犯認定問題，進行辯護探討：

辯護人認為，即使認定侯某涉嫌犯罪，侯某應當是從犯。

第一，侯某本質上屬于經銷商一方人員。

第二，侯某在本案中只是為經銷商帶來產品的中間人，對采購的產品盡到了合法性、合格性的審查義務。

第三，本案的產品來源、講師、培訓、產品價格的確定，均由總公司制定，上述環節應當是本案指控犯罪的核心事實，侯某及經銷商一方并未負責，亦沒有決定權。

在本案中，總公司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產品采購與定價、講師培訓、講師宣講，同時對經銷商進行培訓指導的銷售體系，只需要尋找不同地區的經銷商對接銷售即可，侯某等經銷商最終成為了總公司在全國各地對接的諸多經銷商之一。本案中，我們可以將經銷商理解為銷售窗口、銷售員，總公司就是安排、指導、并把控銷售窗口工作的老板、負責人。從地位上來說，孰輕孰重，是顯而易見的。

在該銷售體系中，經銷商幾乎沒有決策、決定權，核心的銷售環節、銷售決策均由總公司把控，從整個銷售體系的職責、作用，結合陳某某等人筆錄，均能夠證明，經銷商一方人員在本案中應當屬于從犯。

第四，針對每一款產品，總公司有完整的銷售體系，每款產品均是以總公司為發起點，同時對接諸多的經銷商，產品來源、講師、經銷商，都只是總公司銷售體系中的一個環節。

在每一款產品的具體銷售行為中，經銷商及侯某等人實際能夠做的工作，僅僅是聯系客戶來參會、提供場地、在講師會銷時鼓掌附和、望風放哨等可替代的從屬性工作，因此本案應認定經銷商及侯某等人屬于從犯。

第五，本案錯誤的將侯某指控為主犯，主要是由于案件立案形式的特殊，本案是以侯某參與的幾個有關聯性的經銷商進行立案，并因此牽連出產品的總公司、講師等相關人員。此種立案方式，導致我們會產生本案的每一個產品，都與侯某有關聯性的認知，最終導致《起訴書》錯誤的將侯某認定為全案“地位最為重要”的那個人。

我們必須強調，雖然侯某與每個產品都有一定的關聯性，但是在每個產品的銷售行為和銷售體系中，侯某的地位都是次要的、可替代的。侯某在四種產品的銷售體系中，都只是從犯。

舉例而言，如果本案是從某個產品總公司整體的銷售行為進行立案，我們就能發現，在具體的單個產品的銷售行為和銷售體系中，侯某僅僅是諸多經銷商中的一個分銷點。

在單個產品的銷售體系中，總公司一個點會輻射諸多分銷點，控制產品、講師、培訓等諸多環節。侯某等人僅僅是銷售體系最終的一個末端窗口，因此將侯某所代表的的經銷商認定為該銷售體系中的主犯，是錯誤的。

本案只是因為圍繞與侯某相關的分銷點進行立案，才導致侯某被推到主犯的位置上，如果以單個產品在全國范圍內的銷售行為立案，劃分職責和作用，就能糾正錯誤，準確認定侯某只是與多個產品的銷售行為存在關聯的從犯。

第六，侯某在經銷商一方中，并未負責實際的經營、管理、財務等核心工作，只是負責聯絡上家為經銷商門店帶來產品，其所參與的多是邊緣化的上傳下達工作，并未對核心的銷售環節產生決策、決定作用，因此在經銷商一方中，也屬于角色相對次要的涉案人員，應當認定為從犯，并從輕處罰。

第七，同類型案件中，諸多判例均認定分銷商一方屬于從犯，懇請法院審判時予以參考。

參考案例一：（2021）蘇06刑終13號

案件事實：盛某某與被告人方某為謀取非法利益，經商議策劃，由盛某標出資設立門店，由門店業務員在全縣部分鄉鎮針對老年人群體發放廣告傳單，并以有禮品贈送為誘餌，誘騙老年人參加在門店、縣內以及周邊場所組織的集中“會銷”，以宣傳產品具有治療疾病功效的形式，推銷產品。后盛某標、方某又商議策劃在原“會銷”模式上增加旅游“會銷”，成立旅游公司，方某為負責人；成立門店，安排盛某來（另案處理）負責門店日常管理。由業務員向老年人群體發放低價旅游傳單，誘騙新的老年人顧客，或者以贈以禮品、免費摘采水果、免費旅游等形式誘騙老客戶前往上海、鎮江等地，在旅游過程中以“會銷”的形式推銷上述保健品。被告人方某作為門店及門店實際負責人，負責公司全面工作，聯系盛某標設立的母公司安排所謂的“講師”前來門店等處進行所謂“講課”和根據母公司安排組織老年人前往上海崇明盛某標總公司、金山公司等地開展旅游“會銷”。各門店通過盛某標設立的天年總公司領取相關產品，銷售后統一將貨款上交天年總公司，經與總公司核算，各門店相關人員除領取固定工資外，各業務員根據自己銷售業績獲得相應產品一定比例的提成，被告人方某領取總銷售額的一定比例提成。各門店在運營過程中產生的相應運營費用由天年總公司支出。

法院認為：上訴人方某作為門店和旅游公司實際負責人，負責組織、領導門店的全面工作。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方某、黃某國、方某輝、程某紅、馮某、張某子、徐某娟、潘某純在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均系從犯，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參考案例二：（2020）湘02刑終292號

本院認為：關于本案主從犯認定問題。公訴機關指控代理商楊某、王某和美容院負責人為主犯，經查，代理商和美容院均是涉案公司加盟機構，不參加涉案公司日常經營、管理，與涉案公司不存在緊密組織管理關系，在本案詐騙中均只是在部分環節參與并起次要作用，故指控代理商和美容院老板為主犯不當，上述各被告人及辯護人關于不是主犯的辯解、辯護意見予以支持。

參考案例三：管某某、陳某某等涉嫌詐騙罪一案二審刑事判決書，案號：（2018）蘇04刑終508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