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被頂刊遺忘的商榷文章

這是2019年8月31日通過投稿平臺投給某頂刊的一篇商榷文章。當年期末清理過往學術期刊時，意外讀到該頂刊發于2017年12月的一篇關于數據新聞的論文。讀畢，覺得論文將數據新聞過于玄化，脫離了當時國內外媒體方興未艾的數據新聞實踐，不利于推動數據新聞的普及運用。仔細再讀，又發現論文引以為重要論據的幾段來自境外文獻的內容，被嚴重誤譯誤讀了，頓起撰文與作者討論的沖動。

但此前并未見該刊發表過商榷文章，其似乎并無《國際新聞界》那樣的學術討論傳統，便詢問編輯部是否也接受商榷文章。答曰“也歡迎”。當時覺得“也歡迎”是真誠的，開展學術討論和學術批評，本是學術期刊題中應有之意，何況這類討論不僅可活躍學術氣氛，也會為刊物本身帶來閱讀量。便撐起膽子利用暑假撰寫了1.6萬多字的文章，向該刊“作者投稿管理平臺”投出。

一年后的2020年8月10日，編輯部轉來盲審修改意見。意見首先肯定了文章的價值，說論文對某教授“的數據新聞研究成果提出了諸多質疑，同時也圍繞新聞目標、新聞屬性等問題，給出了自己的闡釋，整體來看，作者對數據新聞具有深入研究，國際視野開闊，能夠在學理層面把握不斷變動的數據新聞實踐，并對其規律進行學理化的概括和提煉，的確指出了‘曾文’中存在的部分問題，其中關于數據新聞屬性、新聞敘事的觀點具有一定的說服力”。然后也指出3點問題，大意是：第一，被商榷文章刊發兩年多來，C刊他引不超過5次，“很難說這是一篇產生了重大影響或廣泛討論的論文”，似乎為此寫商榷文章意義不大；第二是提出一些修改意見；第三是用兩行字指出本文之不足。

雖然我并不認同學術期刊商榷文章的對象必須是“產生重大影響或廣泛討論”的文章的觀點（這也不符合迄今各刊已經發表的商榷文章的大致情況），但還是心存感激，在認真領會退修意見之后，立即放下一切事務，對文章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甚至更換了標題，于當年8月13日發還平臺。

此后就再無音訊了。本以為被斃了，但迄未收到退稿通知，幾次查看平臺，稿件的“最新狀態”仍在等待中，“退稿”一欄里沒有信息。直到2021年10月17日（投稿兩年多之后、第一次修改一年多之后），突然又收到編輯部轉來的新的修改意見，要我進行“修改和補充”，令我對編輯部不離不棄的態度竟心生一絲感動。意見寥寥數行，一共兩點，不妨原文粘貼如下：

“1.因為本文是一篇商榷論文，商榷文章是2017年的，似乎中間間隔的時間太長了。首先建議作者修改稿中增加一些關于數據新聞的更新研究，而且要能論證本文提出的商榷問題在今日仍然有價值。2.坦率說，這篇論文講的道理比較淺。事實上，曾文也比較淺。爭議這個問題，似乎本身沒有什么學術性。但鑒于曾文也在本刊發表，商榷文章是否也可在本刊發表，請編輯部再斟酌。建議作者增加一些對數據新聞的文體定位的意義的闡述。”

目前還保存在投稿平臺的稿件狀態及二修意見（辜曉進 截圖）

該意見說得很坦率，還把“吵架”雙方都貶了一下，卻并無多少實質性修改意見。盡管“中間間隔的時間太長”責任不在我，但我仍按“意見”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和更新。當時正好全球數據新聞做得最早也最好的英國《衛報》數據新聞博客新任主編有一段講話，間接佐證了我文中的一些觀點。文章修改后，于2021年11月16日再次發往編輯部平臺。此后便再如石沉大海無消息。

2022年5月26日，眼看又過了半年多，我難忍這不死不活狀態，便首次給該頂刊新任主編發微信詢問，希望能了解一下給個回音，且特別注明“實在不能用，也請說明原因作退稿處理。”回復很客氣：“謝謝曉進老師告知！我問問情況！”還附上3個拱手emoji。但也再無回音。我理解兼任所長的頂刊主編之日理萬機，完全有可能忘了我這瑣事，便在7個多月后的2023年1月4日發微信提醒，竟“恨無消息到今朝”。我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啥原因，竟讓如此位高權重的學術大咖，置學人間起碼的書信禮儀于不顧？有學界朋友替我分析，說對方“一作”背景如何如何，編輯部有難處。我是寧肯信其無的。

其實對我而言，早已過了“功利性發表”階段。至少這十幾年來，我每發一篇文章，每出一本書，或每申請一項課題，都與評職稱或任何形式的升遷無絲毫關系。之所以還寫，一是出于學術興趣，就像這篇商榷文章一樣，純屬沒事找事；二是如記者發表揭示真相的調查報道那樣享受“告知的快感”，就像前年和我的博士生合寫并發于“四大刊”之一的關于“對內國際假新聞”的論文一樣；第三也很重要，即作為新聞學科帶頭人，要為我所在學院的學術GDP作貢獻；還有就是期刊約稿，我一直對一些期刊主編鍥而不舍的敬業精神抱有敬意。

我也自知學術水平有限，畢竟半路出家，稿件被頂刊拒絕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不會有“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之憾。只是別這樣不拒不迎地長期掛在那兒、或過兩年就讓你“修”一下、還要作者自己解決因間隔過久的時效問題好嗎？記得多年前某國字號核心期刊向我約稿，讓寫從媒體轉型到學界的“成功經驗”。我頓覺汗顏，婉拒了，說媒體和學術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江湖，我還在努力適應中，還在新江湖學游泳，遠談不上“成功”。這是實話。

休再絮叨，將第二次修改后的商榷文奉上，歡迎討論和拍磚。由于騰訊微信的格式規定，無法完整呈現包括文獻注釋等信息，我第一嘗試采用騰訊新產品“微附件”小程序上傳PDF文本。有興趣者請掃碼打開閱讀。但自己體驗后，也覺得這種閱讀并不方便，且在手機上的PDF文件字太小，看了吃力。所以又將刪去所有35條文獻注釋的全文附后。

屬性之辯：關于數據新聞的幾個概念

——與《數據新聞：一種社會科學研究的新聞論證》作者商榷

辜曉進

An Argument Over Some Concepts of Data Journalism

A discussion with authors of Data Journalism: Concept Explication and Exploration

Gu Xiaojin

內容提要 數據新聞是當前新聞學研究和媒體實踐都較關注的樣式之一。對其主要功能與屬性等概念的認知與辨析，事關媒體實踐與理論引導。論文《數據新聞：一種社會科學研究的新聞論證》涉及上述概念的研究，但其主要觀點的立論和論證尚值得商榷。本文認為，數據新聞既非社科研究，也不是新聞論證。即便包含大數據的數據新聞，數據新聞本質上仍是一種由媒體組織實施的新聞實踐，是在現代信息技術武裝下的新型報道樣式，與新聞史上先后出現的諸多新聞樣式是一脈相承的，其追逐事實真相的根本目的并不因數據或大數據的引入而改變；數據新聞在宏觀或微觀層面發現新事實的過程也非“新聞論證”。本文并對該論文關于數據新聞去敘事化等主要觀點的核心論據加以分析，證實這些論據因存在錯誤引用和誤讀等瑕疵而并不能為論文的結論提供支撐。

Abstract

Data journalism is currently one of the most concerned styles both in journalism research and media practice. The understanding and discussion of its functions and attributes will be beneficial to news communication and theoretical guidance. The article of Data Journalism: Concept Explication and Exploration helpfully involves the research of some key concepts, but its conclusions remain arguable. This paper holds that data journalism is neithe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or journalism demonstration. The data journalism, including big data journalism, is essentially a news practice implemented by media organizations. It is a new reporting style armed with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some other news styles continuously appeared in the history of press. Its main purpose of chasing truth is not changed by data or big data involved; The process of data journalism discovering new facts at the macro or micro level is also not "journalism demonstration". This paper also found that some core evidences for main viewpoints of the article were misused so that the conclusions regarding non-storytelling data journalism remain unsupportable.

關鍵詞 數據新聞 新聞敘事 新聞論證 新聞目的

Key words：data journalism, news storytelling, journalism demonstration, purpose of journalism

《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12期刊登了一篇視角獨特、頗具新意的論文：《數據新聞：一種社會科學研究的新聞論證》（以下簡稱“曾文”），作者為曾慶香教授和陸佳怡、吳曉虹。文章認為，“數據新聞并非新聞敘事，而更近似于社會調查報告，它可能有一些敘事成分，但其主旨并非講述故事而在于推導出事實性結論，是一種新聞論證。”文章并從數據新聞生產的目的、方式、模式三方面，確認其從屬于社會科學研究，“是應用性較強的社會調查研究報告”，“是一種社會科學研究的論證”。文章在結論部分進一步相信，數據新聞呈現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環”特征。

但通讀全文后，筆者對“曾文”上述核心觀點，特別是文中將數據新聞從新聞敘事中剝離、并將其歸入社科研究范疇、確認其屬于科研性質的論證、同時又延伸至本屬新聞評論范疇的“新聞論證”等主要內容，未敢茍同。這些觀點涉及對數據新聞功能和屬性等方面的定性，模糊了新聞報道與科學研究中一些概念的分野，對當下正火熱推進的數據新聞實踐有可能產生紛擾乃至誤導作用，因此有必要進行學術討論。而“曾文”用于支撐其主要觀點的一些重要論據（大都來自國外文獻），則出現錯引或誤讀等問題，導致其立論依據明顯不足。作為在頂級期刊發表的重要論文，這也同樣值得商榷。

筆者認為，數據新聞作為一種基于數據分析或由數據“驅動”的新聞樣式，已至少存續了半個多世紀。其雖然在當前的數字時代有了新的演變，但其新聞屬性并未因大數據的普遍引入而有任何改變；其敘事功能并未因數據驅動的深度介入而有所喪失；其發現最終事實的過程與本屬新聞評論概念的“新聞論證”并無關聯；其生產目的也并非獲得研究性發現，而仍在于對事實真相的孜孜以求。厘清有關數據新聞的功能和屬性等基本概念，有利于更好地認知當前傳播環境下的數據新聞，推動相關研究，引導新聞實踐。

需要說明的是，對上述關鍵概念的討論雖因本文尚未發表而又過了幾年，但討論的意義仍然存在。從學術層面看，雖然經過前些年的大發展，“2018-2019年，數據新聞論文增速放緩”，但“學者們開始對數據新聞進行更為精細化的研究，如一些學者關注數據新聞敘事范式、算法對數據新聞的影響等”（許向東、王怡溪，2021）。本文涉及的數據新聞范式等概念，正是這類研究的關注點之一，其在數據新聞的理論探討中仍有展開的空間。從實踐層面看，當前在數據新聞的應用過程中，中外媒體都呈現出一種數據新聞向新聞傳播自身邏輯回歸的趨勢。英國《衛報》的“數據博客”是全球數據新聞實踐的典范。其現任主編Pamela Duncan （2021）在總結該報數據新聞十多年的歷史時說：做數據新聞，“你不必成為數學家，你只要當好一位新聞敘事者”。數據“已不再是做新聞的‘新’途徑，數據本身作為新聞而存在”。“我們（指數據團隊）處于新聞和調查報道之間的位置”。武漢大學數據新聞研究中心等機構2020年發布的《中國數據新聞發展報告（2018-2019）》也指出：“從業者開始思考怎樣將數據新聞作為整個新聞團隊有機體中的一部分來發展其功能，回歸理性，不再追求表象、花哨、獵奇的內容，而是更加重視新聞的核心價值。”

業界的實踐，似乎正與本文商榷對象的觀點拉開更遠的距離。

一、數據新聞的目的仍是獲取真相

“曾文”第二部分重點討論的是數據新聞的“目的、方法、模式”。這部分第一個小標題就是“數據新聞的類型：社會科學研究目的與功能”。文內將數據新聞分為四個類別，稱“這4種數據新聞正好應了社會研究的3種目的與功能”，分別解決“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的問題。在另一個小標題段落里，則再次強調“數據新聞的大小標題、生產目的、框架結構本身顯示了它是應用性較強的社會調查研究報告，具有較強的研究與論證特色”。

這些觀點的核心在于，數據新聞的出現，改變了新聞生產的目的，即將獲取事實和真相這唯一目的變成社會科學研究的“3種目的”；數據新聞已經由對事實和真相的追求演變為“一種從屬于社會科學研究的論證”。雖然上述三種目的（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看上去與新聞報道的諸要素類似，但從其上下語境不難看出，這三種目的都是社科研究里的概念，與目前公認的新聞報道的目的關聯不大。這就產生了第一個需要辨析的概念：數據新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眾所周知，“數據新聞”（data journalism）的概念來自菲利普·邁耶的“精確新聞”（precision journalism）。在發生于1967年7月下旬的“底特律暴亂”（黑人居民抗議警方執法而演變成的大規模血腥騷亂）中，邁耶作為俄亥俄州一家報紙的駐華盛頓記者，接受底特律最大報紙《底特律自由報》（The Detroit Free Press）的“臨時委派”前往報道。他調查了參與暴亂的高校學生和高中輟學者的數量和比例等信息，并將這些信息輸入一臺大型計算機進行分析，得出一些傳統報道難以發現的事實（這正是邁耶此舉的目的）。他和《底特律自由報》的同事們因這起騷亂的系列報道于第二年共同獲得普利策“地方新聞/現場報道獎”。頒獎詞中提到了“迅速而精確的調查報道”（swift and accurate investigation）。

邁耶基于多年的數據報道經驗于1973年出版《精確新聞學》（Precision Journalism，到2002年已出到第4版），促進了這一方法的推廣。隨著個人電腦的普及以及其后數字時代的到來，“計算機輔助報道”（computer assisted reporting，簡稱CAR）漸漸多見。1989年，美國《大西洋憲章日報》（The Atlantic Journal and Constitution）記者比爾·戴德曼（Bill Dedman）因上年關于種族歧視的報道《金錢的膚色》（The Color of Money）而獲得普利策“調查報道獎”。頒獎詞稱該報道“導致了重大的政策改革”。該報道也因較多采用CAR技術而被公認為早期典型的CAR新聞。隨后不久，密蘇里新聞學院便發起組建“CAR全國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uter Assisted Reporting，簡稱NICAR），并設立了以邁耶名字命名的CAR新聞獎。至2009年《衛報》上線數據新聞博客，“數據新聞”或“數據驅動新聞”（data-driven journalism，簡稱DDJ）已被普遍用來替代“精確新聞”或CAR。這種新聞樣式也漸漸變得隨處可見。谷歌新聞實驗室2017年做的一項調查發現，42%的記者在日常報道中常規性地用數據講述新聞，美國和歐洲所有新聞機構中的51%設有專職的數據記者。

回顧以上數據新聞的演變軌跡不難發現，雖然數據正越來越多地介入新聞敘事，進而對新聞事實的發掘發揮了“輔助”甚至“驅動”作用，但新聞的本質或基本目標并未因此而改變，即展現事實和揭示真相。或如前《芝加哥論壇報》發行人兼美國第二大報業集團論壇傳媒集團總裁杰克·富勒所說，“新聞工作的核心目標是說出真相。”出版《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的兩位美國著名新聞學者科瓦齊和羅森斯蒂爾也認為，“盡管新聞的傳播速度、技術及新聞傳遞手段已經發生變化，并還將以更快的速度變化，但是新聞的社會功能中，始終存在著一個關于新聞工作的清晰的理論與哲學”，“事實上‘新聞’這一概念在三百多年前第一次出現開始，其目標一直明顯保持不變”（科瓦齊、羅森斯蒂爾，2001）。

世界第一次“數據新聞圓桌會議”（2010年8月24日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發起者之一、DDJ負責人、歐洲新聞中心（European Journalism Centre）和創新項目成員、著名“信息建構師”（information architect）米爾科·洛倫茲（Mirko Lorenz）認為，“新聞記者其實總是在與數據和技術打交道，只是自己習以為常而已。很多情況下，事實就是數據，而事實是任何具有新聞屬性的新聞故事的本源。……今天的數據新聞可以被定義為一種工作流程（workflow）。在這個流程中，數據是進行分析、可視化以及最重要的一點——新聞敘事——的基礎。”

洛倫茲的觀點已經被大量數據新聞實踐所證實。就在這次圓桌會議提供的文件中，主辦方列舉了來自《衛報》《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BBC等歐美主流媒體的21個數據新聞的經典案例，其中大多數案例配有一句話的概括性描述。限于篇幅，這里無法展開這些案例，但從一句話描述中出現的字眼，諸如“uncover the truth”（揭示真相）、“opening up formerly hidden information for everyone to see”（披露以往深藏不露的信息為眾人所見）、Providing a better overview through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media（通過不同媒介的組合呈現<關于阿富汗戰爭>更完整的景象）等，均不難發現這些數據新聞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發現和揭示事實真相。

新聞報道是通過各種方法（包括數據挖掘）獲取事實和尋找真相的過程，而社會科學研究是通過論證得出結論的過程。雖然某種情況下最終的發現可能相似，例如，記者20世紀90年代通過采訪調查發現，深圳由于產業結構和人口流動等原因，某些地區的男女職工比例嚴重失調，女員工數倍于男員工。同時期的人口學家經過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發現。但兩者的行動目的、發現過程以及對最終意義的解讀，都不太一樣。而且，記者可以將人口學家的研究成果寫入報道，人口學家通常卻不會以記者的報道作為科研依據。這就是新聞與科研之不同。

二、數據新聞仍在敘事，數據只是敘事的輔助手段

第二個需要厘清的概念是新聞敘事，這也是“曾文”所涉最核心的概念，即認為數據新聞是脫離新聞敘事而存在的新聞樣式。其第一部分的標題即為“數據新聞：意在論證而非敘事”。文中說：“數據新聞基本是依靠歸納與演繹等邏輯思維把不顯而易見的、人們普遍關注的事實論證、推導出來”；“數據新聞不是敘述故事”；“數據新聞的事件敘述基本是作為證據，使論證充分，結論可靠”。文中還錯誤轉引外國專家觀點稱，“實際上未有用數據成功講述故事的數據新聞”，以支撐自己去敘事化的觀點。（關于“曾文”中對一些重要證據性文獻的誤讀，詳見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

中文的“新聞敘事”，在西方媒體語境中有一個精準、貼切而不易產生異議的對應詞：journalism storytelling。只不過新聞業界和學界為講述方便，常常省略了其中的“journalism”。當新聞界提到storytelling時，所指的就是新聞敘事，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正是這個storytelling，在當今西方媒體的數字化轉型、媒介融合、數據新聞等語境中正在成為一個高頻詞，其并未因傳播生態的巨變和報道技術的迭代而被消解或棄用。

《華盛頓郵報》是近年因數據新聞獲得普利策獎的西方主流報紙之一。其前任總編輯馬丁·巴倫（Martin Barron）認為，該報編輯部運作的根本改變之一，就是“我們嘗試用與以往不同的方式講述故事”。根據筆者2016年對該報的調研及與其總編輯巴倫和主管數字傳播的執行總編輯艾米里歐·加西亞-瑞茲（Emilio Garcia-Ruiz）長達約兩小時的深度訪談，該報的所有采編部門都介入了大數據報道，其47個媒體工程師也進入一線與各部門編制，與記者共同完成新聞生產，而他們的數據應用、分析、可視化等都是為新聞敘事服務的。該報的實踐也印證了前述洛倫茲關于“數據是新聞敘事的基礎”的觀點。

雖然國內關于“新聞敘事”的概念主要源自本世紀初對梵·迪克《作為話語的新聞》（曾慶香譯）等研究成果的引進，但這一概念在西方媒體已經存續了大半個世紀。西方的新聞業以1833年紐約《太陽報》的創刊為標志，進入大眾化傳媒時代。報紙上的新聞也從此前的重視政論、主要為精英階層服務轉向對普通民眾喜聞樂見的事實的追逐。19世紀60年代美聯社提出新聞五要素（五個W）以及隨后電報進入新聞業后推動倒金字塔框架的形成，符合該框架的“硬新聞”（hard news）或對事實的簡單線性描述一直是新聞的主流范式，直至20世紀60年代“新新聞”（new journalism）的出現。

“新新聞”作為“誕生于美國1960和1970年代的文學運動”，“消除了傳統新聞與非虛構寫作之間的邊界”，“將新聞調查與文學技法相結合以報道真實的新聞事件”（Fakazis，2013）。其主要特征是不滿足于以往表面化和模式化的事實描述，而引入文學創作中的結構、主題、場景、細節、情感等手法，以明顯擴大的篇幅試圖揭示事物的本質，把對“真相”（truth）的追求置于一般性“事實”（facts）之上。與之相對應的行文范式，便是“講述新聞”（narrative journalism），也即后來的“新聞敘事”（journalism storytelling）。“這種樣式的新聞，不同于直接新聞（direct news story），后者只提供who、what、where、when 和why這類基本信息的新聞。講述新聞的篇幅更長，要求記者挖掘更多的元素用于寫作。”它大量應用于調查報道、解釋性報道以及“特稿”(feature)等各類新新聞作品中，延續至今。

問題的關鍵在于，數據新聞作為被媒體越來越廣泛采用的新聞樣式，其敘事內核是否如“曾文”所判斷的已經不復存在？

從后工業化時代到當前這個數字時代，人們的活動半徑大大拓展，資訊范疇也明顯擴大。現在民眾所處的環境與100年前李普曼的時代已經天差地別：一方面，民眾對很多簡單事實的了解已不再依賴新聞媒體，因為人人都在發布或傳播這類信息；另一方面，民眾所無法感知的“外部世界”，新聞媒體依靠傳統手段也常常無能為力，而必須借助新的科技手段，例如大數據。與此同時，對一些現在民眾更加關心卻難以獲取、用傳統手法無法客觀而全面揭示的復雜事實，特別是社會或自然界的復雜現象（它們通常由無數大中小事實經一段時間甚至是漫長歲月積累而形成），已經可以用大數據等技術和新的視覺方式（如無人機、VR、AR等）加以揭示和呈現。這些新技術和新方式，無疑都是為更好地完成新聞敘事服務的，是為新聞本要達到的目的服務的。

所謂復雜現象，不妨引用波茲曼的一段描述為例：“一條被逐漸污染的河流會突然變得有毒，大多數魚類都滅絕了，游泳成為一種危險。但即使是這樣，這條河看上去還是正常的，人們還可以在上面劃船。換句話說，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經死亡，這條河還是存在的，他的用途也還沒有消失，但它的價值大大降低了。”波茲曼的這段話雖然是用來比喻符號環境，卻道出了較為普遍的社會或自然現象的某些特征。這種現象是長期積累形成的，媒體很難用某一兩個事實來描述它或通過一兩天的觀察展示其本質的變化（除非某日河上突然出現大量死魚，那就是突發事件了）。通過采訪當地漁民或環保部門官員，也難得到完整的事實。但運用大數據方式，這類報道便變得更加可行且更有說服力了。

于是，當路透社想向受眾揭示海平面上升對美國海岸線的侵蝕和對沿海居民的影響時，便采用了大數據技術和大量可視化圖表，于2014年推出系列報道《水的邊緣——海平面上升危機》（Water’s Edge/The Crisis of Rising Sea Levels），向受眾講述在短短20年間，美國全部海岸線發生的觸目驚心的變化，包括很多地方的海岸土地和植被已經消失，一些沿海地區的人口急劇減少，政府耗巨資在17個沿海州修建阻擋海砂侵蝕的堤壩的面積（包括精確到立方英尺的建筑量和耗資總量）等。該系列報道從標題到內容（如第一篇標題為《海面上升時，災難像慢動畫似地正在侵蝕美國的海岸》 ）,都是在敘事，只不過大數據或全數據替代手工調查成為了新聞敘事的主要依據。

同樣，在以往美國警察槍擊致死事件中，黑人似乎更易成為犧牲者。但從一些個案得出的這一判斷并不足以服眾。于是《華盛頓郵報》2015年以大數據方式，用10個月的時間連續推出包含當年全部警方槍擊致死事件的大型系列報道，總標題為《致命槍擊》（Fatal Shootings）。記者們從全國各地警署、相關公共服務機構和事發附近的監控錄像等資源獲取了大量數據，經計算機分析輔以人工調查核實，還原了當年全年總共965起針對美國公民的警察致命槍擊案的現場及發生原因，包括槍擊案的方位，警方與被槍擊者的距離，被擊斃者的種族、職業、教育、家庭等背景，被擊者是否持有武器等十幾種數據，得出一系列出人意料的結論，除了黑人和有色人種明顯比白人多之外，還有諸如965位被槍擊致死的公民中只有564人持有槍械、90人手無寸鐵等數據。這一敘事特征明顯的大數據新聞獲得2016年普利策獎，也成為數據新聞的新經典。

西方學者將英國《衛報》2009年創辦的“數據博客”（Data Blog）視為常態化大數據新聞報道的先驅（Stray,2010）。該博客最經典的大數據新聞也是被國際數據新聞首次圓桌會議列為典型案例的《議員賬單》（MP’s Expenses），是利用大數據技術對社會或人文現象進行深度敘事的標志性案例。這個被引用率甚高卻被“曾文”忽略的案例，是指在2009年4月英國爆出多名（后查出有9名）內閣大臣用公款報銷私人消費賬單的丑聞后，《衛報》進行的大規模基于數據分析的系列報道。該報通過特殊軟件將議會迫于信息自由要求而提供的逾百萬相關文件上線公布，并用眾籌方式讓包括議員自己在內的注冊網民在網上審核。截至2010年6月，總共46萬與報銷單據相關的文件有約半數被26774位注冊讀者審核。很多議員在報道尚在進行中便主動補交費用，多位議員因此放棄競選連任。

關于這組影響深遠的數據新聞，國外已有較多論文發表，筆者讀過的幾篇都提到了數據對新聞敘事或新聞調查的支撐作用：如“這（指該報道中數據技術的應用）強化了新聞的功能：編輯決策；事實核查；新聞倫理；以及新聞敘事，這仍然是基本要素，只不過記者所采用的核心技術將會改變。”（Grose, 2009） “計算新聞（這里與數據新聞同義）是指利用工具進入、處理、呈現數據并報道新聞。借助能處理大量數據的新興軟件，記者得以確認導致原始調查報道的新聞線索并提高報道質量。”（Daniel,2010）

三、去敘事化的三大“強有力證據”難以立足

當然，“曾文”的去敘事化觀點也非空穴來風，文章在第一部分“數據新聞：意在論證而非敘事”中主要列舉了三大證據，還稱其中一個是“數據新聞不是‘講述故事’的一個強有力的證據”。這些證據是：

(1)“數據新聞不是‘講述故事’的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可見于自2012年以來每年召開的全球編輯網絡年度峰會的數據新聞獎的主要獎項設置……，2014年，該獎項中原有的‘講述故事’（storytelling）和‘數據故事講述’（data storytelling）兩個獎項被取消。”

（2）“美國統計學家、數據新聞網站‘538’（Five Thirty Eight）創辦者奈特·希爾（Nate Silver）指出，他的團隊所生產的數據新聞是沒有敘述體的新聞，甚至是與敘事體新聞完全對立的新聞。”

（3）“‘數據新聞’理念的提出者、EveryBlock創始人阿德里安·哈羅瓦提（Adrian Holovaty）在2006年發表的網絡文章《報紙網站所需要的根本變革》中指出，報紙需要拋開以敘述故事為核心的世界觀。”

由于上述證據已經成為“曾文”數據新聞去敘事化的立論基礎，有必要對其進行分析。但筆者在細讀以上三大“證據”后卻發現，這些“證據”不僅牽強，甚至對“證據”本身存在誤讀或誤引，因而很難對其去敘事化觀點產生如“曾文”所期待的支撐作用。其據此得出的結論也就很難立足。

現對這三大（其實是四條）“強有力證據”分析如下：

（一）“數據新聞獎”名稱之變并非放棄新聞敘事

該獎項的設置和評選是“全球主編網絡組織”（The Global Editors Network,簡稱GEN，其中的editors應譯為“主編”，筆者曾有幸獲邀參加其2011年在香港舉行的首屆峰會）的三大主要任務之一（另兩項是“主編實驗室”和“新聞創新”）。該組織由《華盛頓郵報》《衛報》《世界報》（法國）、BBC、《晚郵報》（挪威最大報紙）、《國家報》（西班牙最大報紙）、《號角報》（阿根廷最大報紙）七家傳統媒體總編輯發起并擔任創會成員，后來陸續有ProPublica等著名原生數字新聞媒體高管加入,目前已有6000多名成員。其成立之初就在“宣言”中確定了三大目標：“推動新聞創新，培育新聞敘事的新方法（foster new storytelling methods），定義未來新聞業。”后來該組織將這些目標細化為更多的“We will”，新聞敘事仍包含在內。

“數據新聞獎”的設立，體現的是對該組織“推動新聞創新”和“培育新聞敘事的新方法”兩大目標的推進和落實。故2012年第一次評選該獎便設立了3個類別，分別是“調查性數據新聞”(Data-driv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數據可視化和數據敘事”(Data visualization & storytelling)，“數據驅動應用”。其中的第二個類別于2013年直接改為“數據敘事”（Data storytelling）。但確如“曾文”所說，2014年起又做了調整，其中2014年第二類別改為“新聞數據可視化”（Journalistic data visualization）；2015年起三個類別全部改為“年度獎”,分別為“年度調查新聞”（Investigation of the Year），“年度數據可視化”（Data Visualization of the Year），“年度數據新聞應用”（News Data App of the Year）。

由此看來，2014年之后各類別中確實未再出現storytelling，但是否這就意味著GEN的評獎不再重視新聞敘事甚至完全去敘事化？顯然不是。

新聞獎項名稱的設立大都有一個由不成熟走向成熟和更加向業界實際靠攏的過程，其中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從早期過于重視細節表現到后來更加重視整體素質。以普利策新聞獎為例，在其100多年的評獎史上，名稱和類別的設置一直在變化。其創立之初只設2個獎項，后來逐漸增多，但有些獎項因過于注重具體形式而實行多年后又被放棄，如二戰期間增設的國際、國內兩個“電訊報道獎”（Telegraphic Reporting）于1948年被取消；“特別報道獎”（Special Reporting）實行近30年后也被取消；1991年增設的“專題報道獎”（Beat Reporting）也于2007年被取消。近年雖然有多個數據新聞獲獎，但普利策評委會接受過去教訓，并未因此而設立數據報道獎。“曾文”所引用的GEN“數據新聞獎”名稱的變化也符合這一邏輯。該獎從2015年起將早期“數據驅動”“數據敘事”等冗余字眼逐一去除，改為“調查報道”“數據可視化”“數據新聞應用”三個“年度獎”，但這并不能證明該獎項不再提倡“講述故事”了（應用軟件類別除外）。就像更名后的“年度調查報道獎”中不再含有“data”，并不意味著這個類別不是數據新聞一樣。何況，調查報道哪怕是數據新聞，離開新聞敘事的案例迄今并未見過。即便是“可視化”類別，這方面的視覺敘事研究也已有很多論文發表，恕不贅述。事實上，GEN“數據新聞獎”的獎項設置仍在變化中，2019年筆者就發現增加了“突發新聞（首36小時內）最佳數據運用獎”（Best use of data in a breaking news story, within first 36 hours）,并且列在第二項，僅次于“年度調查報道獎”。

“曾文”緊接上文又提到GEN“有一條”“值得參考”的“解釋”，稱“實際上未有用數據成功講述故事的數據新聞”，以此作為去敘事化的進一步論據。筆者根據文末鏈接查到了這條上傳于2015年6月29日的寥寥僅6行字的貼文（不是什么官方解釋），并未發現“曾文”所引內容。再點擊貼文后的“Read more here”,鏈接到一篇題為《他們如此做數據》（They do data viz-Kiln.it）的文章，發表于2015年6月9日的“視覺圈” 網站（visualoop.com）。文章較長，中間一段引語果然有相關字眼，可惜“曾文”把意思弄錯了，原意恰恰是相反的：其一，該文以及鏈接前的貼文，并不是“針對這一取消”做的解釋，全文無一字提到數據新聞獎項的設置及其改變。堅稱其是對獎項名稱變化的解釋，不知根據何來？其二，引文所在段落表達的意思恰好與“曾文”的引述目的相反，其強調的是：即便是數據新聞的可視化方面，也應重視新聞敘事。換句話說，這一“證據”恰恰對“曾文”的觀點起到了反證或證偽的作用。

這篇文章是為一個關于數據設計的新欄目（klin.it）而寫的，文中提到某數據新聞工作室的兩位創始人鄧肯·克拉克（Duncan Clarke，曾在《衛報》做過數據新聞）和羅賓·休斯敦（Robin Houston）。“曾文”引用的那句話就出現在該文對克拉克關于該專欄的介紹文字中的第一個段落。原文及翻譯如下（劃線部分是主要誤讀之處）：

“Kiln got up and running a few years ago as a partnership between myself (with a storytelling background in data journalism and books) and Robin Houston (with a technical background in web development and computer science). Our thinking at the time was that lots of people were doing good data journalism and lots were making fancy interactives, but few were making engaging interactive content that succeeded in actually telling a story with data.”

“Kiln（指工作室創辦的數據新聞網站——譯注）是數年前我（具有數據新聞和著述的敘事背景）和羅賓·休斯敦（具有網絡開發和計算科學的技術背景）合作創辦并成長起來的。我們當時考慮的是，有很多人在做非常好的數據新聞，也有很多人在制作有趣的互動，但卻很少有人通過成功地進行真正的數據新聞敘事來制作能產生黏性的互動內容。”

上文劃線部分就是“曾文”所引部分，只不過文章有意或無意略去了轉折詞“but”，從而將其變成一句脫離上下語境的獨立確認句，進而改變了原文的本意。從上下文語境不難看出，克拉克作為擅長數據新聞敘事的專家與擅長技術的休斯敦合作創辦這個網站的目的，就是想令當時疏于真正用數據敘事生產互動內容的狀態有所改變。根據該文，Kiln是數據設計網站，其使命是“推介優質信息圖（infographic）設計及其背后的設計師們”。因此，克拉克并未在“敘事”方面多著筆墨，但在后面總結句中提到：“我們總是起始于令數據更加清晰和挖掘其中的有趣內涵，而非只制作看上去花哨而對受眾來說毫無意義的圖表。”挖掘數據的意義并進行可視化呈現，正是諸多關于視覺敘事的論文都一再確認的關鍵點。

（二）希爾的言論引用不確且與被引文獻作者的觀點相悖

這是“曾文”就去敘事化給出的第二大證據，文末注釋給的鏈接是2014年4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報》的一篇刊于國際資訊版的新聞，題為《僅靠“數字”能否講好新聞故事？》。筆者從中國社會科學網發現，這篇標注來源為《中國社會科學報》的文章發表于4月25日而非28日，而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官網轉發的時間才是4月28日。比對后，多渠道文章內容完全一致，只是哲社辦網站有些差錯。細閱1700字全文，并未見到“曾文”所引的“數據新聞網站‘358’（FiveThirtyEight）創辦者奈特·希爾（Nate Silver）指出，他的團隊所生產的數據新聞是沒有敘述體的新聞，甚至是與敘事體新聞完全對立的新聞”。

《中國社會科學報》文章與“曾文”所引相關的內容有兩處：一是第三自然段末句“希爾和他的團隊試圖‘生產’沒有敘述體的純粹數字新聞”（請注意“試圖生產”與“所生產的”兩者區別）；二是第六自然段中“希爾堅持他的數字新聞因客觀而不存在偏見，不需要敘述也可以講故事。他認為，且不論敘述新聞是否揭開了很多真相，它的確能夠讓讀者增進知識、提升閱讀享受，有一定的內在價值。但是，敘述新聞作者如果不將逸聞趣事改成數字，必然很難客觀地概括和描述最重要的細節”。“曾文”中“甚至是與敘事體新聞完全對立的新聞”，不知來自何方？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篇新聞報道有個主要來源，即《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一篇題為《數字新聞陷阱》（The pitfalls of data journalism）（可惜筆者按此英文未能查找到原文）。文章稱，“他（希爾）充滿信心地指出，‘538’的目標之一就是在不犧牲嚴謹性和準確性的前提下，讓數字新聞生動且平易近人，更加吸引讀者。”而原文作者及文中多位專家對希爾的去敘事化觀點并不贊同，稱“無論數字的功能多么強大，它（數據）也僅僅是一種工具，是新聞敘述的一部分，而非故事本身”。

由上可知，“曾文”的第二大證據與原文也有很大出入，且原文主要觀點是贊成數據新聞的敘事功能的，并不足以支撐去敘事化觀點。

（三）哈羅瓦提不是數據新聞概念創始人，所引觀點也不確

“曾文”這一“證據”轉引自陳昌鳳教授《數據新聞及其結構化：構建圖式信息》一文，文中確實引述了EveryBlock創辦人阿德里安·哈羅瓦提的一句話（非直接引語）：報紙需要拋開以故事為中心的觀念。從陳昌鳳文后的注釋查到哈羅瓦提的原文，是關于報紙網站改進的一篇推文，題為《報紙網站所需要的根本變革》（A fundamental way newspaper sites need to change，這里借用陳文翻譯）。對此也需要加以分析。

首先，“曾文”之所以將這句話作為重要證據，是因為其認定哈羅瓦提是“‘數據新聞’理念的提出者”，但這與事實不符。如本文前面所述，數據新聞經歷了精確新聞、計算機輔助新聞（CAR）、數據驅動新聞（DDJ）、計算新聞（CJ）、數據新聞（DJ）等多個概念的過渡，且迄今“數據新聞”“數據驅動新聞”“計算新聞”這三個概念還仍然并存共用，指向的都是同一個意思，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等高校已開設計算新聞學（Computational Journalism）（注意不是計算傳播學）多年。但上述概念以及這一學科的名稱無一來自哈羅瓦提，盡管1981年出生的他在新聞創新上有所建樹，其因將谷歌地圖與芝加哥警方數據結合于2005年創立芝加哥刑事網站chicagocrime.org而嶄露頭角，2007年創辦提供“微局部”（microlocal）新聞的網站EveryBlock。因此，說他是“‘數據新聞’理念的提出者”是缺乏依據的。

其次，哈羅瓦提在這篇推文中所反對的是傳統報紙“以故事為中心”的寫作習慣，而主張的是在這個數字時代要重視新聞事件的“結構化信息”（structured information）。他解釋說，所謂“結構化信息”就是可以通過計算機用一種自動的方式，將信息切塊、分層，以便“再利用”（repurpose）的信息。他不厭其煩地列舉從火災、訃聞、婚禮到大學畢業典禮、國會議程等新聞，證明其中的信息都可以結構化。顯然，哈羅瓦提反對“以故事為中心”是為了倡導新的信息處理方式，而并不否認最終通過敘事完成新聞報道。所以他在文末特別強調：“需要重點說明的是，我并沒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making an all-or nothing proposition）；我也沒有說報紙應當完全放棄新聞文章的形式（format of a news article）。新聞文章在講述故事、分析復雜議題以及其他諸多事務中‘居功至偉’（great，原文特別用了斜體字）。……當我說‘報紙需要拋開以故事為中心的世界觀’時，我并不是指‘報紙應當廢除故事’。兩種形式的信息傳播是可以共存和互補的。”

由此可見，將哈羅瓦提的話作為證據也是十分勉強的，有對陳昌鳳論文所引內容望文生義之嫌，哈羅瓦提的原意并不反對新聞敘事。

四、對事實的調查認定不等于“科研論證”或科研“結論”

“曾文”第二部分，從數據新聞的“目的與功能”、“方式與方法”、“寫作模式”三個方面，論證數據新聞的科研屬性，認為數據新聞“是應用性較強的社會調查研究報告”；“數據新聞作為一種新聞論證，是一種社會科學研究的論證”。這就涉及到數據新聞的報道屬性，即數據新聞獲取事實、尋求真相并給予描述和解釋的過程，是否已經脫離了新聞報道的既有邏輯而演變成為一種“科研論證”？從文章所給的大多數論據和相應的邏輯推理，似并不能得出肯定性回答，也難以推導出上述結論。

“曾文”首先用舉例法，將數據新聞劃分為四種類型，以證明其具有“社會科學研究目的與功能”。如第一類是“整體-呈現型，即對某個事件或問題、某個方面在某個時間段的整體情況進行社會調查與數據搜集、整理，并圖表化呈現”。文章說：“有些數據新聞，它們的標題便顯示其目的是為了呈現整體狀況。”在簡單列舉《解讀騷亂》《美國各州工資梯度》《每條道路上的每例死亡》等例子（未對例子進行解釋或分析）后，文章即總結說，“在整體呈現的基礎上，這一類型的數據新聞或直接告知有關整體的事實性結論，或結論盡在不言中。”但筆者很難看出，為何對事件進行整體呈現，新聞的目的和功能就變性為社會科學研究呢？很多新聞報道難道不都是對事件進行“整體呈現”嗎？

第二類是“問題-分析型”。文章將此分為“兩小類”，即“問題-調查-分析-結論型”和“質疑觀點-調查-分析-證實/證否看法-結論型”，并列舉了《阿根廷的公車補貼》《被奪走的家園》《騷亂謠言》等例子。這里同樣看不出其與一般的調查報道的類型有何區別，只不過將調查報道最后的真相揭示更換為學術話語——“結論”罷了。第三類是“已然-預測型”，“即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歸納過去和現在的情況與規律，運用科學方法去推測事物將來或在別處的發展趨勢”。文章列舉了《二氧化碳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如果敘利亞內戰發生在你的國家會怎樣？》兩個例子。這與引入計算機方法的各類解釋性報道并無區別，難以和科學研究掛鉤。第四類是“模型-定制型”，其實說的是數據新聞最引人入勝的一個特點：與受眾互動。如文中列舉的《你最適合哪種運動？》《英國階層計算器：你屬于哪個階層？》兩例，這就更難與科研論證掛鉤了。而且，以上四例有些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聞，如《二氧化碳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你最適合哪種運動？》都應歸入科普文章。

因此，上述類型的劃分并不能證明數據新聞具有“曾文”所說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描述、解釋、應用三大目的與功能”。其中，描述和解釋是深度報道普遍采用的手段，其并不以獲得科研結論為目的；“曾文”所指的“應用”則是指與受眾互動或受眾參與新聞，這和科研成果的應用也是兩碼事。

關于“方式與方法”，“曾文”認為，“數據新聞為追尋事實性結論，主要采用了調查研究、實地研究和文獻研究等3種方式”，因而這屬于“社會科學研究方式與方法”。這大體上是不錯的，因為20世紀“西方新聞報道方式”的“重大變革”之一，就是“精確新聞學的發展與壯大”及邁耶提出的“新聞應運用社會和人文科學的方法和手段來采集和加工新聞信息，……以提高新聞報道的準確性與客觀性”（吳飛，1999）。如今包括抽樣、問卷、數據分析在內的社科方法已廣泛應用于各類深度報道，當然也包括數據新聞。但這些都是輔助手段，是為獲取事實和真相服務的。不能因為套用了“調查研究”“實地研究”“文獻研究”“事實性結論”等“研究” 字眼，就改變了數據新聞的報道邏輯和功能屬性。同樣，新聞報道中沿用已久的采訪、觀察等手段，也無需如“曾文”那樣去套用“觀察法”“訪問法”等學術概念。

關于“寫作模式”，“曾文”認為：數據新聞“事實上是一種基于社會調查的應用性而非學術性的研究報告”。文中列舉《埃博拉比其他疾病傳播更慢，但殺死了更多人》《全球藥品獲取情況》《解讀騷亂》三例，并從中挑出一些學術性話語以證明數據新聞的屬性是“研究報告”。第一例未標出處，也無英文標題，經按主題詞查詢，應是《華盛頓郵報》發表于2014年10月14日的Ebola spreads slower, kills more than other diseases。通讀全文，這就是一篇典型的數據新聞調查報道，有大量文字敘述，并插有圖表等可視化數據圖，原始數據主要來自世界衛生組織（WHO）和一些被采訪的計算流行病學專家（mathematical epidemiologists）。文中也沒有什么學術性話語，所謂的“結論”都是記者采訪專家而非自己研究得來，其“寫作模式”就是通常的新聞報道，而非“研究報告”。這個案例顯然不能對“曾文”的觀點提供任何支持。

再看第二例，這雖是國際健康機構CIVEO的一個開放性健康傳播項目（機構為該項目專門設立了一個網站），卻是按照新聞的方式來發布的。該項目的主標題很籠統，只是關于“醫藥”的一個主題詞：MEDICAMENTALIA。副標題才是實題：《關于全球健康服務鴻溝的新聞調查》（Journalistic investigation on the gap in global access to health），這就從體裁上確定了這是一篇新聞而非研究報告。文章篇幅龐大，共分五大部分（不是曾文所說的三大部分），每部分都由不同作者完成（因而在體裁上略有差異）。其中，第一部分是對世界各地婦女（來自11個國家）關于避孕藥使用壁壘、副作用等的視頻采訪，讓她們講述自己這方面的經歷和故事，和普通視頻新聞無異；其余部分既有大量圖表，也有大量敘事性文字，包括故事性敘述。每部分結束時，都出現Did you like this story?（下有說明文字，如果喜歡可以Join us）， 然后是NEXT STORY。Story的一再出現，也表明這個寫作模式是新聞而非研究報告。

第三例《解讀騷亂》才勉強算得上是“研究報告”，因為由《衛報》和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在一些基金會資助下合作完成的這一關于2011年8月英國大騷亂的項目，盡管副標題是“英格蘭亂夏調查”（Investigation England’s summer of disorder），但確實在緒言中被冠以study字樣，且申明內容由“報道、調查和數據分析”（Reporting, research and data analysis）三部分融合而成。但這種“研究報告”并不能被視為典型的數據新聞，因為從目前所見大多數數據新聞，包括所有普利策獲獎或提名的數據新聞，都未采用“研究報告”的“寫作模式”。何況《解讀騷亂》在導言中稱該項目“受到1967年底特律騷亂報道的啟發”（即邁耶參與報道并獲普利策獎的那組新聞），而那次時效性很強的系列報道顯然不能算是研究報告。

可見上述三個例證也不能說明數據新聞的“寫作模式”已經演化為研究報告。

五、是“事實呈現”而非“新聞論證”

“新聞論證”是“曾文”從標題到內文各部分反復出現的重要概念。例如第一部分的標題“數據新聞：意在論證而非敘事”，第二部分說“精確新聞誕生之初就非新聞敘事，而是新聞論證”，第三部分標題“數據新聞的掃描特征：新聞論證的科學性保障”等。可見，“新聞論證”是“曾文”對數據新聞進行去敘事化和“研究報告”屬性確認的基礎。

從事新聞工作的編輯記者或研究、講授新聞實務的老師大都知道，“新聞論證”本是新聞評論里的一個簡約說法，指的是“新聞評論的論證”，其本身并不是一個公認的概念。而新聞評論里的論證，是指主要以新聞事實為論據，通過演繹、歸納、類比等邏輯方法證明意見或觀點的過程。新聞評論有時也對新聞事實本身（通常是較為復雜的事實）進行分析，“最終得出一個關于這個新聞事實的具體的判斷”。近年也有人將“新聞論證”的概念引入新聞報道過程，但目的是強化新聞報道、特別是較為復雜的長篇深度報道的行文邏輯，或者說是強化“用事實說話”的邏輯，不能等同于社科研究中的論證。

而“曾文”認為：“新聞論證是針對公眾關心的社會問題、現象、事件，在事實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歸納、演繹等邏輯推理而得出事實性的新結論。”這一判斷未交代出處，看來是作者自己的觀點，但與業界實際和新聞教學中的概念相去甚遠。新聞報道畢竟以呈現事實、揭示真相為目的，而真相永遠只能是新聞事實，這些事實是不能通過邏輯論證的方式推導出來的。就像馬航MH370航班失蹤多年后，有行家用各種方法（包括計算機技術）詳細梳理所有已知事實和信息，推導出飛機可能一直向南飛，直至燃油耗盡墜入大海一樣，雖顯得有根有據，看似合情合理，但沒有人相信這就是最后的事實真相。

誠如“曾文”所言，新聞中的事實有“顯性”與“隱性”之分。對于難以唾手可得的隱性事實，有些需要記者通過深入挖掘、艱苦調查、長期觀察去還原和獲取。這一過程會用到包括統計學在內的某些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但這些方法是為追尋真相服務的，不是論證。進入數字時代，報道方法得到了拓展，隸屬于自然科學的信息技術、計算科學技術、遙感技術等也被引入，但本質上并未改變新聞報道追尋事實真相的運作邏輯。例如，好萊塢影片《廊橋遺夢》1995年被引進中國后不久，《北京青年報》針對首都電影院4場電影約2000名觀眾做過問卷調查，發放問卷800份，回收有效問卷465份，隨后發表《<廊橋遺夢>，北京人看到了什么？》，這后來被作為“精確新聞”的案例加以總結。如果是現在，則完全可以用大數據的方式，通過抓取社交媒體等網上觀影評論對北京全市乃至全國觀眾對這部影片的感受進行統計分析，相信會得出比北青報更加客觀和真實的事實。但這樣完成的新聞也不能算是“新聞論證”。反過來，“曾文”在這部分列舉《拒絕傷害》為例，說作者“通過分析超過29萬條醫院記錄得出結論：不少損傷、傳染和手術醫療事故是完全可避免的”，這在本質上與數字時代之前記者通過局部調查尋求類似結論的邏輯并無區別。

所以，“曾文”雖然在這部分用了“掃描式采集”“掃描式分析”“掃描式呈現”“掃描式解讀”四個有點學術化的概念，仍無法改變絕大多數數據新聞的新聞屬性，更難以證明數據新聞是“新聞論證”而非新聞報道。

六、結語

數據新聞本質上是一種由媒體組織實施的新聞實踐，是在現代信息技術武裝下的新型報道方式。數據新聞又是一個較大的概念，其包含了一般數據新聞（央視新聞聯播含有H5制作的經濟變化數據的新聞以及各報“讀數”等數據新聞版上的新聞，可歸入此類）、互動式數據新聞和大數據新聞。它們既可以線上呈現，也可以線下發表。大數據新聞自10年前《衛報》開展常規化運作以來，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更迭和媒體經驗的積累，呈現出更加豐富、更加深入、更加抽象、更易接近真相、更具預測性等趨勢。大數據作為《連線》主編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所說的一種“認識世界的全新方法”,也“顛覆了傳統的新聞調查模式”，甚至“大數據本身正在成為新聞”。但是，數據新聞的新聞屬性沒有改變，其報道邏輯也沒有因此變身為一種“新聞論證”。

新聞體裁中有一種樣式叫“新聞調查”，是深度調查報道的一種說法，常作為副標題出現，有時也被視為一種“調查報告”。這種樣式在大數據新聞出現之前就早已有之，中國將之歸類為通訊。如6年前筆者組織一組畢業班學生完成的大型專題新聞《深圳涉外婚姻三十年》（已由人大出版社出版），其作為有4.3萬字篇幅、含有大量圖片和圖表、運用了一定的社科研究方法的新聞畢設作品，也有人稱之為“調查報告”。但這和“曾文”所說的“從屬于社會科學研究的”“研究報告”顯然不是一回事。采用數據技術和信息技術完成的新聞調查，會令記者發現傳統方式難以獲得的更隱性、更宏觀、更抽象、也可能是更接近真相的事實。這種數據新聞，哪怕類同調查報告，仍從屬于新聞報道，而非“應用性”“社會科學研究”。

數據新聞與其他新聞品種一樣，負有對可疑事實、社會傳言、主觀判斷進行驗證的職責。但驗證的手段，只能用更可靠的事實（包括專家的研究結論）去證實或證偽。驗證的過程，也是通過各種可行方法對可靠事實或新事實的挖掘和追尋的過程。前述《華盛頓郵報》獲普利策獎的《致命槍擊》就是一例，其用大數據獲得的全面事實，證實了長期以來人們對美國有色人種比白人更容易成為警察槍擊犧牲品的判斷。曾6次獲得普利策獎、以大數據新聞著稱的美國原創數字新聞媒體ProPublica的數據新聞《有色的債務》（The Color of Debt）也是一例。

以大數據為特征的新型數據新聞，是數字時代新聞報道方式的最大進步之一，值得認真研究。“曾文”從嶄新的視角切入，強化了對其社科方法和學術特色等方面的研究，這無疑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知數據新聞。但如果淡化甚至抹殺數據新聞的新聞屬性和新聞特征，將其從新聞敘事的一般概念中剝離，定性為“一種社會科學研究的論證”，將“新聞論證”引入數據新聞實踐，贊成用邏輯推導的方式獲取事實真相，則有可能對數據新聞的媒體實踐、未來發展和新聞教學產生誤導。這是筆者不厭其煩、不揣淺陋提出討論的主要原因。謬誤之處，還望曾慶香教授等作者及同行們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