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來自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解釋

?第二只靴子終于落地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獲得202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的獲獎理由是：

（三位學者）在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響國家的繁榮”這個問題上，提供了獨到的視角與見解。他們通過理論工具，從社會制度的持續性差異，解釋了政治和經濟制度，如何影響、乃至決定一個國家今天的貧富，并解釋了社會制度確立后，為什么差異會持續存在，以及未來會發生何種變化。

打個通俗的比方，Acemoglu- Robinson的系列文章中，研究的問題大致是：

工業革命/現代企業制度/金融創新…為什么發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或者伊斯蘭國家？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致辭中，對于這項研究的意義不吝溢美之詞，例如最后的總結部分提到：

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法治薄弱、制度剝削民眾的社會不會帶來增長或改善，而獲獎者的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其中的深刻原因。

毫無疑問，三名諾獎得主中最核心的成員，是現年57歲的達倫·阿西莫格魯。這位高產的學者基于發表的論文，與其他兩位學者合著了兩本書：

與詹姆斯·A·羅賓遜合作《國家為什么會失敗》，與西蒙·約翰遜合作《權力和進步》。

14日下午，正在希臘度假的達龍·阿西莫格魯興奮地向記者表示：

這是一個大驚喜、大榮譽…我夢想有一個好的職業生涯，但現在一切到頭了，到頂了。

預感自身職業生涯到頭了的阿西莫格魯總算松了一口氣，而全世界眾多經濟學專業出身的人士，也同時松了一口氣。因為每年十月，大家經常會互相八卦：

今年，阿西莫格魯會得獎嗎？

沒錯，阿西莫格魯就是這樣的人——所有業內人士都感覺他應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沒人知道何時會輪到他獲獎。

這種期待而糾結的情緒，像極了蘇文茂的相聲《扔靴子》：

二樓上夜班的年輕人回家后，習慣于發泄性地甩開靴子，咚咚兩聲總是驚醒一樓的房東。有一天，年輕人在扔第二只靴子的時候，想起了房東前幾天的抗議，于是輕輕放下。 是夜，老房東靜等第二只靴子落地，一夜都沒睡著。

現在，塵埃落定。祝賀阿西莫格魯圓夢，也祝賀廣大經濟學同仁可以睡個好覺。

?國家興衰的密碼

當智人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組建部落、城邦，建立文明以來，地球上存在過大大小小的各種國家，它們“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令無數吃瓜群眾扼腕長嘆。

然后，問題來了：

從時間維度看，先天條件類似的兩個國家，興衰走向迥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衛星拍攝到的，東北亞的兩個宇宙強國，夜晚的燈光對比圖）

經濟學中，有無數牛人提出了國家實體的經濟發展規律模型，包括地理決定論（杰弗里·薩克斯）、文化決定論（馬克斯·韋伯）、人種決定論（由于政治不正確，代表人物無法顯示），以及制度決定論。

制度決定論的早期代表人物是道格拉斯·諾斯，其基本出發點是，社會經濟制度嵌入在經濟體中，決定了實體的長期經濟增長趨勢。例如制度經濟學普遍認為，產權清晰是市場經濟穩定發展的先決條件，財產公有和計劃經濟不利于經濟增長。

1997年，著名的LLSV組合（即經濟學家拉波塔、洛配茲·西拉內斯、安德烈·施萊弗和羅伯特·維什尼四位學者）通過量化數據的分析，對法律與金融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

隨后，阿西莫格魯把這種研究方法擴展到經濟史，成為歷史經濟學（Historical Economics）中有關持久效應（Persistence）問題的權威專家。

（一）基本的研究方法

阿西莫格魯的“持久效應研究”，即通過計量經濟學檢驗，將很遠時期的某些特征或事件與當今的經濟社會結果聯系起來。

我們以一個例子進行介紹。

馬克斯·韋伯在1905年出版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認為資本主義發生于西歐是因為受到 “新教改革”的影響。但由于思想局限與條件限制，韋伯并沒有給出具體的證明。

如果我們模仿阿西莫格魯，用“持久效應研究”對韋伯的觀點進行實證檢驗，結果可能是這樣的。

第一步是提出理論假設。例如根據韋伯等大牛的論述，16 世紀新教改革前，天主教主導的歐洲社會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互通互助是教徒應當遵循的基本倫理。例如《圣經》中描述：

借給你兄弟銀錢、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

由于教會認為，天下信教之人都是兄弟姐妹，所以相互之間的無償幫助才是天主愿意看到的 “義” 和 “禮”，因而對追求利潤的商業行為和金融放貸存在嚴格的規制。例如《教會法》就明文規定：

嚴禁神職人員自己或替別人從事批發交易或經商，即使是為第三者謀利也不可原諒。

而新教則認為，資源稟賦的差異皆源于上帝的恩賜，其中就包括了個人擁有的天賦（個人的才能與能力）與資源（個人財富的多寡），既然上帝鼓勵個人發揮自身才華（例如接受教育），也會鼓勵財富在流動中創造價值，并允許收取合理的回報（利息）。

由此提出論文的假設：

從較長的歷史窗口看，在同等條件下，新教國家相比天主教國家，其國民受教育水平更高，經濟更發達。

第二步是搜集樣本數據。例如尋找兩個歷史淵源相同、資源稟賦類似的天主教/新教國家進行對比分析。但現實中不存在純粹的新教國家，因而只能量化處理。例如把新教徒比例超過60%的國家稱為新教國家（這個比例是我胡謅的，可以更改）。

第三步是尋找工具變量。例如要衡量16世紀國民的受教育水平，需要找到一個普遍存在的、符合邏輯的歷史數據。顯然，它不可能是大學學生檔案（當時的大學稀少，不能反映普通人的受教育程度），因而需要另辟蹊徑…

當時歐洲人們結婚必須到教會登記，因而教會保存了大量完整的婚書檔案。檔案結尾需要新婚夫婦簽名，而不會寫字的人以簽字畫押代替（一般是畫一個“十”字， 類似于阿Q畫個圓）。因此就可以根據簽名與否，判斷其接受教育的水平。

我們可以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婚書簽字率超過50%，說明該國受教育程度達到了“開化”。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認為，如果統計每個國家達到簽字率超過50%的年度，既可以得到歐洲各國“進入文明的時間版圖”。

佩雷菲特在《信任社會》中，就列出了這樣一張“歐洲國家進入文明時間點的分布圖”。從中可以直觀地發現：

新教為主的國家（瑞典、丹麥、荷蘭、德國、英國）普通在1700年就完成了半數公民受教育，而天主教國家（意大利、 西班牙、法國）則普遍在1850年之后才達成這個目標。兩者相差150年以上！

（歐洲各國受教育程度普及的時間進度圖，引用自佩雷菲特所著的《信任社會》）

第四步是跑回歸，尋求統計規律。也就是檢驗國民經濟變量與受教育程度的關系，驗證“不同教義對國家經濟的長期影響”。

至此，這個阿西莫格魯式的“持久效應研究”基本完成了，剩下的是各種穩健性檢驗。

（二）國家的失敗

當然，阿西莫格魯的研究遠比上述例子復雜，研究范圍也更廣，但他的所有學術故事都遵循一個基本的范式：

1，國家和地區的興衰成敗，不是由資源稟賦與地理位置決定，而是源于其內嵌的制度結構。

2，制度結構可以分為包容性制度與攫取性制度。包容性制度承認人們參與經濟及政治活動的權力，并提供產權、創新、公平競爭等方面的保護；攫取性制度是權力壟斷主導的社會運作模式，少數人控制著國家資源和決策權，剝削大多數人，這個模式下，人們是沒有動機去創新的，最終將導致資源的錯誤配置，無法實現長期的繁榮。

3，制度結構一旦確立，其影響是長期的。例如殖民地獨立后，殖民者建立的基本制度長期存在，并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不容忽視的作用。

2001年，這三位經濟學家牛刀小試，在頂級期刊QJE上發表了該領域內引用率最高的論文《殖民地起源的發展比較：一項經驗研究》，阿西莫格魯提出：

我們利用歐洲死亡率的差異來評估研究制度對經濟表現的影響。研究發現，歐洲人在不同的殖民地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殖民政策，有著不同的相關制度——在歐洲人面臨高死亡率的殖民地區域，由于無法定居，他們更有可能建立掠奪性制度，這些制度的影響，一直持續至今。 利用歐洲死亡率的差異作為現有制度的工具變量，我們估計制度對人均收入的巨大影響。但制度作為一個控制變量被引入后，非洲國家（或者熱帶地區的國家）的收入并不低于其他國家。

這篇文章的大致思路是說，美國和墨西哥都位于北美，各方面都比較接近，但它們分別是英國和西班牙的殖民地，兩者有著不同的歷史演進路徑。

具體說來，西班牙人占據的墨西哥資源稟賦優異（盛產黃金和白銀），當地的西班牙殖民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獲得貴金屬，為此建立了復雜的壟斷與貿易規則。

與此同時，很多歷史資料表明，墨西哥位于熱帶，自然條件較為惡劣，尤其是瘧疾與黃熱病的存在，對歐洲移民的健康構成嚴重威脅。

資源稟賦優異+移民死亡率畸高的現實條件，使得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把移民當耗材用，盡可能地進行掠奪性開發。因為誰也不知道移民能不能見到第二天的太陽，討論長期產出毫無意義。

不出意外地，西班牙人的掠奪性戰略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墨西哥的貴金屬讓西班牙國內經濟空前繁榮，這也刺激到了英國的北美殖民政府。

英國殖民政府試圖復制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先進經驗”，但卻尷尬地發現，英屬北美殖民地資源稟賦并不突出（除了阿巴拉契亞山脈的煤鐵資源，其他地區基本都是產糧區，尚未探明大型貴金屬礦場），想掠奪而不得。

不過，英屬北美殖民地有個優點，它位于溫帶大平原上，蚊蟲導致的傳染病較少，且當地水熱條件較好，適合人類居住與耕種。因此英國官員改變了思維，開始奉行長期主義，即鼓勵歐洲人來殖民地定居、開發，希望以稅收的方式充盈殖民政府的財政。

自然資源不足+移民存活率較高的現實條件下，北美殖民地政府鼓吹“新歐洲人”的包容性政策，他們允許移民復制歐洲母國的制度。例如特別強調移民墾荒后形成的田地、牲畜等私有財產，把當地殖民政府的權力范圍大致約束在稅收制度中。

在包容性更高的制度影響下，類似于“新英格蘭”、“新阿姆斯特丹”的北美殖民地蓬勃發展，吸引了大批舊大陸人（例如遭遇天災的愛爾蘭人，遭遇惡性通貨膨脹的德國人）。

獨立戰爭后，北美的殖民統治結束了，但延續了包容性經濟制度的美國，卻依然吸引著歐洲的移民與資本，成為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

2002年，三位學者趁熱打鐵，發表了《貧富的逆轉——論現代世界貧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在該文中，三人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核心思想框架，他們認為：

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如民主、法治和財產權保護）有助于長期經濟增長，而掠奪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如專制、腐敗和資源掠奪）則會阻礙經濟發展，這一規律對舊有政府依然有效，由此形成“貧富的逆轉”。

例如在殖民者進入美洲前，墨西哥地區是阿茲特克帝國的核心統治區域，當地經濟、文化發達，是傳統上的富裕地區，而北美則是相對貧困的地區。但由于制度的分野，實施掠奪性制度的墨西哥成為一個相對貧困的國家，而引入了包容性制度的美國成為了發達國家。

以上述一系列論文為基礎，阿西莫格魯等人出版了一本專著，居然成為了當時的暢銷書。該書論述了國家的發展與制度的聯系，主標題是：

《國家為什么會失敗》。

我認為，即使從人文主義的角度看，本書也具有較高的閱讀價值。

例如該書就一再暗示，美國與墨西哥的制度差異，并不來自于英國殖民者的開明與憐憫，或者西班牙殖民者的短視與貪婪。事實上，英國殖民者健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長遠視角”，恰恰是源于北美資源稟賦的匱乏，源于不得不實施的拉攏政策。

反之，先天條件更好的墨西哥，則陷入了資源詛咒，令人唏噓。

在本書中，阿西莫格魯單獨開辟了一章（第四章），充滿情感地把兩個鄰國因微小差別而形成的關鍵制度差異，稱之為“歷史的關鍵節點”。他進一步引申道：

以中世紀的歐洲為例，黑死病爆發后，受災更嚴重的西歐因為勞動力極度短缺，封建領主不得不與農民妥協，賦予后者更多的權利，使得后續的工業革命中，雇傭工人的轉換成本大為降低。 相反，在死亡率較低的東歐，領主并未受到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直接沖擊，但他們把農民視為更加寶貴的資產，嚴加控制與監管（例如不允許農民輕易脫離土地），因此在工業革命中，這些地區的進程顯著落后了。 在歷史的長河中，偶爾發生的一個事件，悄無聲息地引發政治制度的細微變化，并在很久以后成為歷史分岔的關鍵節點，反過來又驗證了歷史的重要性。

我看到以上論述時，第一感覺就想起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

大約2014年前后，財經媒體開始廣泛報道珠三角地區的“用工荒”，有學者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人口紅利”提前結束，可能引發勞動力成本的全面上升，進而削弱外貿行業的總體競爭力。

我當時只感覺專家說話怪怪的，直到閱讀《國家為什么會失敗》后才恍然大悟，這不就是一個外生的政策，引發了當前社會的關鍵節點么？

在“人口紅利”的鼓吹聲中，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勞動權益就像鬼故事，人人都聽說過，但從未見識過；而在適齡工作人群斷崖式下降之后，勞動關系的相關事宜浮出水面，引發各方關注。我們甚至可以得出一個暴論——從長期看，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居然可能改善勞動者的工作環境，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這似乎是一件…好事？

你就說，這樣的奇書，值不值得一讀吧？

有趣的是，該書于2012年出版發行，并在2015年被翻譯后引入國內，但早在2014年6月，某知名財經大學的楊教授就撰文。對該書進行了深刻的批評…

十年之前，楊教授舉起批判的武器，向·阿西莫格魯等“風塵三俠”虛空打靶，開了一槍。十年以后，他聽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隱約風聲，恍惚地回過身去，子彈正中眉心。

不由得想起了杜甫的詩作：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學習毛咕嚕的灌水精神

達龍·阿西莫格魯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土耳其人，因而有了Daron Acemoglu這個奇怪的名字。中國學者和學生往往親切地音譯為：

毛咕嚕（Moglu）。

俗話說，只有起錯了的名字，沒有叫錯的外號。“毛咕嚕”的來歷，可能與阿西莫格魯“水論文，說車轱轆話”的學術方式有關。

1992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為25歲的毛咕嚕舉辦了博士答辯，一位評審老師激動地表示：

這篇博士論文有七個章節（Chapter），每個章節都具有很高的質量，都可以單獨作為一篇學術論文。一般人只需要其中三篇，甚至一篇，就足以獲得博士學位。

這一幕似乎說明了兩個問題。

首先是說明了該死的才華。

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ES）與牛津、劍橋一道，位列5大頂尖大學。這是一座典型的“小而美”的大學，在經濟學界的地位比肩哈佛。因此，參加答辯的評審老師是見過世面的，對論文“一篇頂七篇”的評價，恰巧說明了毛咕嚕的才華。

事實上，像毛咕嚕這樣拉風的學術奇才，不管在什么地方，就好像漆黑中的螢火蟲一樣，那樣的鮮明，那樣的出眾。

例如在通過答辯后，阿西莫格魯旋被LES近水樓臺先得月，聘為經濟學講師。

僅僅一年后，毛咕嚕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挖角，擔任經濟學助理教授，并在短短四年后轉為教授。

其次是說明了恐怖的灌水能力。

明明三個章節就可以成為優秀畢業論文，但毛咕嚕硬是寫了七章，而且每一章都獨立成章。這固然說明了他才華泛濫，但更說明了他噴薄欲出的表達欲，以及旺盛到極致的創作習慣。

眾所周知，經濟學期刊的鄙視鏈中，站在頂端的是Top 5，即AE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R（Econometrica），QJ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JP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和RES（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通常說來，即使是美國頂尖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終生能在Top5上發表四五篇文章就足以創下諾大名號了。但阿西莫格魯以一己之力改變了人們的固有印象：

從博士畢業起，阿西莫格魯在Top5上共發表了76篇論文，平均每年發表2.7篇，是最近50年以來在TOP5上發文最多的大神。

在MIT的學校主頁介紹中，毛咕嚕教授的研究領域是“制度對于經濟發展和政治經濟學的影響”(role of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economy)，但他近年來發表的論文領域，卻涉及政治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等多個專業，以及社會學、歷史學等多個領域，甚至還包括：

人力資源和培訓。

他研究過大西洋貿易與歐洲崛起的關系，討論販賣黑奴死亡率對北美殖民地政策的影響，甚至還研究了中國北宋經濟形態與國家命運的關聯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咕嚕教授的優點是興趣愛好廣泛，像一個博物學家，偏偏又頭腦靈活，善于聯想，另外還有一手過硬的建模能力，總能找到適當的數據與工具驗證其假設。但他并不是一位理論大師，其研究框架沿襲了諾斯、布坎南，甚至是LLSV組合的理論，并引發了一些學者的批評。

例如歷史學家Vanda Wilcox就詼諧地表示：

經濟學家閱讀史學一定是違法的吧？否則，沒有任何理由假裝認為，Acemoglu從陳舊的史學中選擇觀點，居然可以解釋2022年的經濟學，并在最頂級刊物上發表。

而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c更是直言：

Acemoglu-Robinson論文中對政治變化的描述，讓人覺得是在對著維基百科在找解釋，然后跑個回歸論證，輕浮而膚淺。

這也是阿西莫格魯長期引領諾獎賠率榜，但一直陪跑的原因吧。畢竟諾貝爾獎更愿意頒發給開創一門理論的學者。

但瑕不掩瑜，阿西莫格魯終于圓夢，他是一個善于講故事、喜歡講故事、勤于講故事的人。這也許是他最大的才華。

就像因《黑鏡》而走紅的編劇查理·布洛克，在接受采訪時的解釋：

在談論成功之前，請不要談論天賦和運氣，你需要的是一個截稿日，以及一個不交稿就能打爆你狗頭的人，然后，你就會被自己的才華所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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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ct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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