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非一流書家，自稱右軍第一人，形直意曲乃其筆法的最高理想

《藝舟雙楫》——包世臣

在清朝乾隆至嘉慶年間，隨著金石學與考據學的繁榮昌盛，碑派書法亦日益興旺。當時的藝壇巨匠包世臣以其卓越的著述——《藝舟雙楫》助力碑學理論的完善，為新時代的碑派書法添上濃重的一筆。

在書中，包世臣細致地探討了書法中的技法部分，涵蓋了從執筆運鋒到結構、章法以及墨法等技法要點。他主張通過深入理解書法技藝的微觀層面來提升書寫水平，直接明了且易于實踐。

因此，此書一經問世，便吸引了眾多書學者競相翻閱，迅速引領起一股北碑文學風潮。

也基于這種原因，包世臣借助其系統詳實的技法體系探索出一條具有包氏特色的書法教學之路。

書藝始于指法，終于行間

《藝舟雙楫》是包世臣關于文藝方面的論述研究，分為論文和論書兩個大部分，其中論書部分收錄了包世臣學書歷程、書法見聞、書藝見解以及與書法有關的題跋和往來手札。

包世臣論書，首講法。他的法包括筆法、結字、章法和墨法。

《藝舟雙楫——述書下》云：“書藝始于指法，終于行間”，又云：“聚字成篇，積畫成字，故畫有八法”。

關于筆法，在前人論書之述中比比皆是，但多是晦澀難懂抑或故弄玄虛，若非口傳面授，常令后學者茫然不知所從。

包世臣論筆法乃是從最微觀的層次去關注書法藝術的學習，具有很強的操作性，他認為構成筆法的主要因素有執筆和用筆兩個方面。只有做到了五指齊力、筆毫平鋪紙上、筆斷而后起，才能產生中實氣滿的審美效果。

這在當時是一個極有見地的主張，他已經突破了帖學的一般審美標準，使之與碑學的創作技法和審美取向完美地結合起來。

包世臣對于中實氣滿，著眼點不僅在一個筆畫上，而且把它推而廣之，認為一字有一字之氣滿，積字成篇后又有一篇之氣滿。這也很容易地使他發現了結字和章法中的大小九宮之說。

關于結字和章法，包世臣得于鄧石如和王良士。

“完白計白當黑之論，即小仲左右有牝牡相得之意”的基礎上，發揮了宋人的九宮之說。

他認為每個字的精神挽結處為整個字的中宮，其余的筆畫都要服務于這個中宮，這樣以來，整個字的點畫安排便會勻稱而協調，便能使一個字的氣息飽滿，此為小九宮之說。

所謂的大九宮，乃是就全篇的章法而言。

中間一字以氣息統攝分布在其周圍上下左右的八個字，周圍的八個字都和中間的一個字處于一種和諧的布局之中，而和諧的布局形成一股看不見摸不到的氣，這大九宮中的九個字要是每個字都能做到計白當黑、左右有牝牡相得之意，并且九個字又能夠俯仰映帶，彼此照顧，便使得這股氣在大小九宮中皆得圓滿。這實屬于包世臣的獨見之處。

此外，包世臣還時刻強調以用筆為中心，在用筆的基礎上把用筆和結字結合起來。

他認為結字以用筆為基礎，但是這種用筆是峻落反收的，而不是像趙松雪那樣的平順之筆。

用筆要是無力，做不到萬毫齊力，自然就不會出現王羲之那樣矯健有力又極富變化的體勢。

至于用墨，古來書家論之者不多。董其昌可謂卓有成就，而包世臣又把墨法和筆法結合在一起論述，他說墨法要以筆法為基礎，有了筆法才有可能得到墨法，但是也有人只懂得筆法而不懂得墨法。

因此他主張學習六朝碑刻書法，然而從六朝的碑拓上只能夠看到字的筆法，即使在新出土的那些完好無損的墓志銘的精良拓本中，也至多能夠得到筆法的來龍去脈和結字的別具匠心以及章法上的渾然天成，對于墨法卻無從得之。

碑派書法核心，“篆分遺意”

包世臣心中的碑派書法以北朝碑刻為中心，繼而上溯漢、魏古法。本質在于筆法中的“篆分遺意”，這正是碑派書法的核心價值所在。

文藝的發展似乎都遵循一個規律，大凡當代的文藝者多是對過去朝代的文藝懷有一種憧憬，這種憧憬在現實中往往表現為復古情結。

清代書法也提倡復古，但是清代的復古不同予以往任何一個朝代。由于受西方思想影響，加之明術心學對士人思想的解放已經給予了必要的洗禮，清代的復古思想開始跨越對二王經典的崇拜，轉而對被世人遺忘多年的碑刻書法藝術的垂青，具有很強解放性和開拓性。

包世臣繼阮元之后進一步“尊碑抑帖”，并且從碑學內部出發對碑派技法作出探尋，推動了清代碑學理論的完善與發展，并且確立了他書法品評相應的審美標準——“篆分遺意”。

“篆分遺意”能寓于真書之中，承繼古法傳統，須借助于碑派書法技巧要領和審美原則：運筆平鋪筆毫，中鋒用逆運行，墨色濃重飽滿，點畫中實氣滿，遒勁厚重等等。包世臣所心儀的是篆書和隸書那種高古的氣息以及道勁峻挺的線條，比起明清以來帖學上的嫵媚浮華的姿態更能引起沒落封建士人心靈上的共鳴。

于是書法中是否有“篆分遺意”也很自然成為包世臣品評書法品第高低的一個標準。其實，這也正是阮元碑學思想的一個延續，也可以說是對阮元呼喚“穎敏之士”的一個回應。

包世臣對書法史的梳理顯示出他扎實的學術功底和深厚的書法基礎，且在很多問題上融入進個人的觀點與見解，對書學的發展歷史作出重新的審視與描述。但是，由于他對北碑立場的固守造成了其思想上的狹隘性，再加上他受時代所限，在對許多書體、碑帖、流派等的考證上主觀臆斷，牽強附會，這就導致與書法史史實的扭曲與背離。

雖然包世臣在書法品評上存在著很多的缺點與不足，作為繼阮元之后碑派書法重要的實踐者與參與者，他的書學理念對后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除去包派弟子外，其中以表現激進的康有為最為突出，他在《廣藝舟雙楫》中以純粹的碑學理念建立的“十美可宗”的審美標準，架構起神、妙、高、精、逸、能的品評框架，將碑學理念推崇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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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舟雙揖與廣藝舟雙楫

《藝舟雙楫》：由清代學者、書法家包世臣撰寫，全書六卷。前四卷主要論文，評論古人作法，抒發己見，并錄有包世臣自己的書序、碑傳等文；后兩卷則專為書法理論著作，闡述學書經驗與心得，論述漢代以來書法用筆源流，以及為《書譜》辨誤等。

《廣藝舟雙楫》：由晚清時期的康有為所著，又名《書鏡》。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大大發展了包世臣著作中論書的部分，繼續并擴展了包世臣在書法藝術上的研究和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