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無法真正被說服，只能短暫達成共識

作者 | 葉東杭律師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

“因為自己的不幸或遭遇不公，憤而向弱勢群體舉起屠刀的人，到底是勇者還是懦夫？” 在珠海、無錫、常德等地發生惡性事件后，這個問題時常在網絡上被討論。

一部分人認為，遭遇不公后，不想著向不公的制造者復仇，而是通過屠戮弱者來發泄仇恨，不僅體現了懦弱的本性，手法還極盡無恥。魯迅先生在《華蓋集》中寫道：“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此之謂也。

另一部分人認為，如果這個不公是系統性的不公，那么向某幾個具體的不公制造者復仇，并不能解決問題。系統性的不公一旦出現，每一個沉默的大眾都是幫兇，沒有人能夠在系統性、結構性的不公中置身事外，只要不反抗，都是加害者。

這兩種觀點在網絡上相互辯論，言辭激烈，甚至引發了言語上的人身攻擊。究竟誰有道理？誰是對的？要我說，兩者都有偏頗之處，現實中，強者和弱者并非是一成不變的，不同時段、環境、場景下的人，既有可能是強者，也有可能是弱者，因此僅以強弱二元區分人群，是不合適的；此外，不公的評價也有客觀和主觀之分、偶然和系統（結構）之分，不考慮事件的屬性，一味的談論實現正義的路徑，難以得出有價值的結論。

當然，我并不想成為“理中客”，也無心標榜觀點的正確，只是想分享一下我旁觀辯論得出的一個體會。當前社會之撕裂，可能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嚴重，我們無法真正去說服一個持有不同觀點的人——無論這個不同觀點的產出是基于理性思考，還是情緒或賭氣。

每個人對每件事的看法都有其產生的根因，這個根因往往與環境、經歷有關，在無法改變過去的情況下，要想讓一個人改變看法甚至改變觀念，難若登天。

舉例1：“你有沒有關系”

我們律師在辦案過程中，常常遇到嫌疑人問“有沒有關系”。你要說服他，告訴他們關系沒有任何用處，相信關系就是相信傻子，那么你注定收獲白眼，以及“不是每個客戶都值得接待”的無用的自我安慰。

現實中，不少嫌疑人，尤其是涉嫌經濟犯罪的企業家的發家之路，便不乏通過關系來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甚至對于當前的覆滅，搞不好內心認為的是“不過是遇到了更有關系的對手而已”，你如何讓這種人真正相信關系無用？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讓他相信，在這個案子里面，花錢找關系是個投入極大、風險極高，且搞不好會讓結果更差的操作，以此達成共識。

同理，如果一個人本身是靠不守規則而發家的，你如何能夠讓他認識到規則的重要性？如果一個人本身就是依靠秩序獲得利益，你如何讓他敢于邁出打破制度禁錮的第一步？

舉例2：“疑罪從無”vs“所有人都有犯罪嫌疑”

在辦案過程中，我們免不了跟公安民警打交道，很多律師喜歡把疑罪從無、無罪推定掛在嘴邊，這自然沒有錯，但是這口號式的法律原則說服不了辦案人員，為什么？那是因為刑警自警校到參加工作，接受的理念就是“要對每一個不合理之處抱以懷疑”“打擊犯罪是第一天職”，長時間在這種文化理念熏陶下，自然對犯罪嫌疑人容易產生有罪推定。

此外，現實中，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無罪認定的職業風險要遠遠高于作有罪認定的風險，堅持“疑罪從無”的風險遠高于“帶病提告”。這種情況下，一句“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口號根本沒有任何說服力。

除了文化理念、風險之外，還有一層職業價值取向的問題，如果過度夸大“疑罪從無”的價值取向，也容易導致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產生懈怠，反正不清不楚，疑罪從無嘛——最終導致社會效益受損。

基于上面幾個原因，司法機關尤其是公安機關，在具體案件偵辦上，是不可能接受“疑罪從無”這一理念的。

律師唯一能做的就是溝通，將“真相”與已查證的證據結合，使辦案人員產生“或許另有真相”的認知，并降低他們對于脫保、再犯、縱惡的恐懼和抵觸，才有可能在具體案件中實現取保或者不訴。

舉例3：“遠洋捕撈”還是異地用警跨省打擊犯罪？

前段時間網絡上熱議的話題“遠洋捕撈”（即外地公安未與本地公安報備，擅自對本地民營企業家采取強制措施，由于司法罰沒屬于非稅收入，對管轄地財政有一定影響，所以便產生了“遠洋捕撈”式的趨利執法），甚至流傳出一份2024年4月 廣東省省情調查研究中心新撰寫的《廣東省情內參》，據說這份文件中寫道 ：“ 廣州、深圳、東莞等珠三角地市已成為異地執法的高發地； 以廣州市為例，自2023年以來，樸樸、壹健康、九浚等近萬家企業遭遇異地執法，這些企業絕大部分是民營企業，而且大部分案件存在較明顯的逐利性執法動機。”

但很快網友也發現，所謂“被遠洋捕撈”的企業也并不干凈，比如傳說中的《內參》提到的壹健康公司，便在網上多次被曝光涉嫌詐騙，樸樸超市也被曝出營銷亂象，屢遭消費者投訴，而九浚公司經營的平臺“蜜桃直播”傳聞出現過色情直播的官司。

“遠洋捕撈”是否合法，《公安部關于修改〈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的決定》《公安機關異地辦案協作“六個嚴禁”》有明確規定，符合的便是合法，不符合的則是違法，這沒有什么爭議。但關于“遠洋捕撈”執法是否合理，到底是趨利性的“明搶”，還是跨省打擊犯罪（甚至避免本地保護傘妨礙司法公正），律師和被害人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不同，自然也就失去了辯論的價值。

以上舉了三個例子，都是我們辦案中常見的問題以及近期熱議的公共話題，從中不難發現人們觀點的分歧，體現了當前社會意見的嚴重割裂。與之相仿的還有“死刑要不要廢除”“公務員應不應該降薪”等等，每個問題都能寫出一大段的文章分析雙方觀點，但既不必要，也沒價值。

文章的結尾與大家討論一個問題：律師到底是做什么的？

標準答案是“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二條第二款。

但如果要我說，律師的工作是“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分歧中尋找共同點，通過說服或者辯論的方式征求共識的達成，以此尋求社會群體撕裂的彌合”。

人的觀念和修為是無法被改變的，沒關系，我無意改變你的價值觀，我也對你的惡意推測毫不介意，我只是希望能夠跟你在溝通中達成些許共識。

證據總量不變，是否構成犯罪，每個人心中的證據標準都不一樣，你認為的鐵證如山，我可能認為漏洞百出，你認為“供述無法合理解釋漏洞”，我認為“真正推定行為人主觀故意的基礎事實是行為人實施的客觀行為，而非不合理的解釋或者沒有舉出反證”，人與人之間的分歧和撕裂是常態，沒關系，我接受并且尊重，我只是期待通過努力，至少在某幾個方面能夠達成共識，這就夠了，至于實在達不成共識的，那就交給法庭作最后的判決，以示我對訴訟制度乃至其所代表的社會規則的尊重。

律師不是彌合社會紛爭的天使，只是在具體事件上尋求共識的信使，不要放大自己的責任，夸大自己的使命，享受與能力不匹配的榮光。

要說服檢察官相信每一個嫌疑人都是無辜者，說服嫌疑人相信每一個檢察官都是公平正義化身？不可能，也沒有必要。

因為人無法真正被說服，只能短暫達成共識。

[完]

葉東杭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刑事部副主任，高校法學院證據法學課程校外導師。從業期間，葉東杭律師主攻信息網絡犯罪、經濟犯罪、稅務犯罪辯護，每年經辦大量刑事案件，擁有豐富的信息網絡犯罪、稅務犯罪辯護經驗，曾在經辦的多個案件中取得不起訴（無罪）、無強制措施釋放（無罪）、緩刑、勝訴、二審改判勝訴等成果及偵查階段取保候審、不批捕取保候審的階段性成果。為更好地實現刑事辯護專業化，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刑事辯護服務，自2023年1月1日起，葉東杭律師只承接、承辦刑事犯罪辯護業務、企業刑事合規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