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女大學生疑問：喜兒嫁給黃世仁不好嗎？

2009年10月14日,《文藝報》資深編輯、著名文藝評論家熊元義到華中師范大學漢口分校講學，和學生探討流行文化相關話題。熊元義提到“白毛女應該嫁給黃世仁”的觀點，近來在年輕人中流行，這表明人們由上世紀 40 年代對群眾疾苦的同情，演變成而今對權錢的膜拜。

現場“90 后”女生小謝站起來說：“如果黃世仁生活在現代，家庭環境優越，可能是個外表瀟灑、很風雅的人。加上有錢，為什么不能嫁給他呢？即便是年紀大—點也不要緊。”文學院蔡姓大一女生的想法也讓現場一陣騷動：“如果我嫁給有錢人‘黃世仁’，可以拿他的錢捐給慈善事業，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在微博講這件事的時候，下面評論果然有“慕強”“慕富”“慕權”的人，說明在很多人的潛意識中，“多財多富”黃世仁是遠遠優于“一窮二白”的小屌絲們的。

我來拓展一下微博中提到的《蘇南土地改革文獻》：解放初進行土地改革時，對蘇南五個縣（江寧、江陰、宜興、常熟、吳江）進行了調查。這五個縣83個鄉（83可能僅為參加調查的鄉數）的2149戶地主（共11598人），其中“有主要罪惡”的地主人數為425人。被這些“有主要罪惡”的地主殺害的人數總共為542人，被地主強奸的婦女人數為153人，被地主燒毀房屋的人數為376人，被地主霸占田地的人數為1929人。

松江朱行鄉地主薛士元，一人殺害了14條人命。常熟地主趙培之殺害了59條人命。吳縣永安鄉迂里村總共216戶中有108戶坐過監牢。根據常熟大義區11個鄉的調查統計，被逼致死的有1042人，家破人亡的有25戶，吃官司的931人，送掉賣掉和燒死溺死小孩的1245戶。吳江震澤區坐過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423人，致死的105人，出賣子女的41人被霸占土地3223畝，房屋2295間，婦女47人。

以當今而論，間或爆出的高校性侵丑聞，整個社交網絡都會為之憤慨；在舊社會，僅蘇南五個縣就有一百多婦女被強奸，近五十名婦女被霸占——那是一個怎樣的社會現在衣食富足的年輕人很難去想象。以至于當代大學生提出了“喜兒嫁給黃世仁多好”的暴論。

喜兒跟黃世仁的關系，怎么可能用現代男女關系去代入呢？喜兒被賣給了黃世仁，是奴婢、小妾、財產，地位可能不如耕地的牛。這不是危言聳聽，我在放幾段史料。

我在文章結尾處講了江南奴變的故事，這是北方農民大起義在最富庶的江南地區的余波。

南方的奴仆們跟北方的流民們一樣悲慘，這些奴仆往往是欠了大地主的高利貸，或是被嚴重的稅負、徭役逼迫，不得已賣身于豪門，同時子子孫孫都要做奴隸——“子姓世為奴，非主自鬻，無得脫冊籍”。當時比較有良心的文人張明弼創作的《削鼻班記》中這樣記載：

奴多腹坎無食，膝踝無裙，臀背無完肌膚。奴女未配聓，蚤破其瓜；婦未耦子，先割其鮮。主婦妒，則有鍛椓陰私，剃毛縫皮，丑痛之聲，流聞于外。

這段內容非常慘痛異常，心理承受能力差的朋友建議還是不要一字一字仔細了解含義了。這其實就是喜兒的真實處境——她不是去做富太太的，她是奴隸、是玩物、是牲口、是財產。是被黃世仁虐待致死還不用負法律責任的。

在北方農民運動高潮影響下，江南地區對地主階級斗爭也進入了新局面。而受地理條件的影響，北方的農民運動主要表現為大股農民軍流動作戰，而南方水網縱橫、山地眾多，佃農和奴仆們的起義多為零散的狀態，難以形成合力，但也沉重地打擊了江南地主階級。

上文中提到的《削鼻班記》，其中“削鼻班”就是江南奴仆的自組織，因為蓄奴終究是不合法的，而且在士大夫口中，奴仆就是賤種，說出來嫌臟嘴，于是用“鼻”來代指自家奴仆。“削鼻”就是要削除自己和子子孫孫的奴仆身份，他們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我輩何必長為奴乎！”

“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我輩何必長為奴乎！”——大家都是人，憑什么我做你的奴隸？我們永不為奴！

張明弼的《削鼻班記》中還有一段更解氣的記載：奴仆們把自己的主人綁去城隍廟，統一痛陳他們的罪惡。為什么要把他們綁到城隍廟呢？意思是已經不信“陽間”的衙門了，要讓“陰間”的衙門來裁決公正（城隍是冥界的地方官），史料原文——

則掣神簽以數棒，曰：“痛乎？”其主曰：“痛！”則曰：“若棒我時，何為不知痛也？某日，汝錐我，請償錐。”曰：“痛乎？”其主大號。則曰：“若既知痛，向何為錐我也？”

多么陽光開朗的一段記載啊！

所以說上文中的大學生提出“要用黃世仁的財產做慈善”是不是很搞笑？他們根本不理解簽賣身契后女性是一種什么處境，什么是奴仆、什么是不如牛馬。

更可怕的是，他們的無知反映了我們教育中階級教育、歷史教育的缺失，而上述那一段對話發生在知名211師范大學——這些被誤人子弟的學生講來也是要去教書育人的，那豈不是成了誤人子弟循環了？

就像我上篇寫瓊瑤的文章里吐槽的：瓊瑤奶奶的作品確實有些不被當代社會所接受的價值觀——比如小資產階級愛情至上主義等，但是近年來涌現了很多所謂“反瓊瑤”的作品，結果一個比一個不堪入目，一個比一個開歷史倒車。

我以為的“反瓊瑤”作品：用全人類解放的“大愛”，去替代男女之情的“小愛”。用共產主義理想，去替代小資產階級愛情至上的價值觀。

實際的“反瓊瑤”作品：尊卑有序、嫡庶有異、男女有別。用封建主義保守價值觀，去反對沖破身份、沖破家庭的自由戀愛。

求求你們搞點資本主義吧，這樣封建真是太low了。

說到現在文化娛樂界“貴族化”的問題，我一定要講一部讓我精神內耗嚴重加劇的話劇。本來我對于話劇的寬容度是很高的，因為它不是資本驅動的，不像現在的垃圾電影電視劇與流量明星，就是平臺和娛樂資本噶韭菜的場所，而話劇還多多少少是“手藝人”的自留地。所以我對于話劇還是多多少少留一點面子，就不指名道姓說哪一部了，不過看過的朋友肯定一說就知道。

這部話劇是模仿《霸王別姬》的風格，講在歷史大變局下，一個戲班子沉浮的故事。解放軍進城，司令員是舊貴族家庭出身，想讓戲班子來給部隊加強一下文化建設，于是想讓他們演《白毛女》。然后就是血壓升高的橋段——

戲班子對著《白毛女》的劇本開始吐槽：“主角怎么叫喜兒啊！”（女主嫌棄臉）“男主怎么叫大春啊”（男主嫌棄臉，嫌棄名字土，因為他演柳夢梅的）。沒有表演用的衣服，兩位小戰士（還要突出兩位小戰士是文盲），從老鄉家里借來了花棉襖和土布衣服。然后戲班子吐槽：天吶，這衣服好破啊，有虱子！

然后戲班子表態：這戲我們不能演！這行頭我們不穿！寧可跪在地下挨打也不演。這時候解放軍的司令員進來了，說你們不演就不演吧，糧食你們收下。緊接著戲班子里有一個苦命人，出來balabala說了一通，說我是苦命人，楊白勞簡直就是我爹，求求你們演了吧……班主非常感動，遂演《白毛女》。

這只是大概前1/3的劇情，我簡直是如坐針氈。舊社會戲班子是什么高貴場所嗎？《霸王別姬》里那么有名一句話：“都是下九流，誰嫌棄誰啊？”舊社會演戲的人不都是苦命的孩子么，都是小石頭小凳子這樣叫，咋還會嫌棄喜兒、大春？咋還會嫌棄粗布衣服？就是成了“角”也不是天天綾羅綢緞啊。

這部話劇帶有著明顯的傾向性，前面這段的笑點，都是集中于“解放軍戰士完全不懂（高貴的）戲”“戲班子完全瞧不起（庸俗的）白毛女”之上，反復拿小戰士文盲、老百姓土、文工團妹妹不文藝來當笑點，讓人非常之不適，充滿了高高在上的俯視與惡臭。關鍵這壓根就不符合歷史啊，唱戲的人從來也都不是什么“上流階級”啊。

看一看之前老藝術家們的紀錄片，是新中國讓下九流的“戲子”“藝人”們都變成了文藝工作者、演員、歌手、藝術家，變成了光榮的勞動者。“我們的稱號是文藝工作者，是毛主席封給我們的”——這種話包含著怎樣的感情啊。

所以上述那種劇情就完全不知所謂，壓根就不符合歷史，這不僅僅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問題，這更是“背叛了祖師爺”的問題。

然后我看這部話劇的編劇，赫然寫著“愛新覺羅”四個大字，我就……我一直秉持著對事不對人、就事論事的原則，除了像馬云和管虎這樣已經成為典型的可以指名道姓，其余我一貫是僅評論觀點，不涉及到人身。但是“愛新覺羅”這四個字實在是特么味兒太沖了，不提一提讀者們可能都無法深刻而全面地理解這個問題。

文藝圈一直以來都是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最嚴重的地方，偉人曾親自欽定了三個名稱——“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意思是他們從來不會講勞動人民的故事。因為新中國對舊勛貴們比較寬大，如溥儀這樣賣國漢奸行徑，都是改造之后刑滿釋放，無論是縱向比歷朝歷代，還是橫向比蘇俄，絕對都屬于宅心仁厚了。

新中國成立之后，有一大波革命中成長起來的文學藝術家們，給死氣沉沉的文壇帶來了一股新鮮潮流，但是改造舊世界畢竟是很難的，是需要一個長時間的歷史進程的。那些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舊勛貴們，自然無法進入政治經濟核心部門，但是文化部門好說啊。因為自古以來，唱戲、聽曲、搞文藝、寫話本，都是要一定程度上的“脫產階級”，即不需要從事勞動生產，才有心情鼓搗研究這些東西。如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中，有一對鮮活的人物形象——小文夫婦，就是前清遺老、落魄貴族，但是唱戲非常在行，靠“當角”維系了很高水平的生活。

首先必須承認的是，這些舊勛貴們為我們保留了很多豐富多彩的傳統文化，這是必須要肯定的。但另一方面來看，這些遺老遺少們久而久之就占據了文化口的重要地位，成為文藝內容的重要產出者，甚至是規則制定者、裁判員，這就對文藝的整體氛圍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導致了很多“半殖民地半封建”殘留。

來看看時代變化的一個側影——

祖父關學曾：“滿世界唱就是為了找窩頭”“現在是為人民服務，沒有比這個更高興的了”。

孫女關曉彤，參加的節目要以“八大姓氏”“名副其實的公主”為賣點。

在當今的娛樂圈，資本化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夠用”了，還都要往封建貴族上面靠才可以。甚至這些封建僵尸們，會刻意捧出他們的代言人，比如大名鼎鼎的“子彬公大家族”，就是封建價值觀回潮的一個典型例子。

這個話題還可以深入擴展一下，就是我在 這兩篇文章中所核心探討的話題：成功的革命會消解革命的基礎，這是革命“最偉大的悲哀”。

偉大的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大家團結起來革命，靠的是一種社會意識的共識，而這種共識是建立在大多數人都活不下去的基礎之上的。毛詩有云：“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這是一個因果關系：因為地主的重重壓迫，所以農民才會個個同仇。

正是因為舊社會吃人的剝削階級被成功消滅了，才會在當今文藝作品中看到眾多被美化的、溫情脈脈的地主、買辦、資本家。正因為大家沒見過黃世仁們是如何兇殘的，當代年輕人才會產生“嫁給黃世仁也不錯”的錯誤想象。

但是上一句話反過來看：任何革命，甚至是失敗的革命，都大大促進了社會的進步。

比如說，最早踐行“八小時工作制”的，是巴黎公社。就算巴黎公社失敗了，“八小時工作制”的種子也種了下去，逐漸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心中開花結果。

再比如，工人階級子女從什么時候才開始有資格讀大學？二戰之后。因為二戰之前大學學費，是普通家庭一輩子都無法承受起的。二戰之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福利社會制度，不是因為統治階級變心善了，而是因為工人階級在戰場上為自己打出了地位，統治階級再不讓利，那就是一戰結束之后“大兵變”的結局——那一次“大兵變”最偉大的的成果就是十月革命和蘇維埃俄國。

而到了80年代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后，在教育市場化的指導思想下，英美普通家庭也越來越讀不起大學了。社會福利制度逐漸取消，普通人讀大學要背上巨額的貸款，關于英美大學生因為還不起貸款而自殺的新聞比比皆是。

美劇《絕命毒師》中，老白就是一直在算：要販多少毒，才能賺到給自己治病和兒子讀大學的學費。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比販毒還賺錢——這就是《絕命毒師》告訴我們的道理。

再比如，女性什么時候可以讀大學所有專業，甚至可以穿褲子呢？是1968年全球文化大革命之后。在此之前，女性所能選擇的大學專業，僅僅是部分女校中為“相夫教子”量身定制的專業，她們甚至連正規大學的校門都無法進入。

偉大的英國女性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回憶自己年輕時候的閱讀經歷就是，只能靠自己的兄弟們從大學圖書館借書，雖然她的家庭是貴族出身、她的兄弟們從威斯敏斯特公學畢業直接進入劍橋，但是她不能踏入大學的校門，就隔著一條馬路遠遠地看著兄弟幫自己從圖書館借書。

再說一個冷知識：中國建筑學泰斗林徽因女士，一直沒有拿到過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學文憑——雖然她一直跟堂學習，考試成績也名列前茅。賓大拒絕給林女士的理由是：學校的管理者認為，建筑系的學生經常須在夜里作圖畫畫，而一個女生深夜呆在畫室是很不適當的。直到2023年，才補給了林女士應得的建筑學文憑。

在歐美相當長的歷史中，女性穿褲子被視為一種“大逆不道”“與男人無異”。而首先沖擊這一傳統的，是工人階級婦女們，因為她們要像男人一樣勞動，像男人一樣掙錢養家，為什么不能穿像男人一樣的褲子呢？然而在保守的城市中產家庭和貴族階級中，女人穿褲子依然被視為不可接受。

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各大服裝公司引領了一代又一代消費主義潮流；再加上上世紀六十年代，國際共運影響下的平權運動給全人類來了一次思想解放，女性穿褲子才正式被普遍接受，相當于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一起掐死了封建老僵尸。

再舉一個很小的例子：日本對于殘疾人士的保障，是日本新左翼領導的運動，是轟轟烈烈的日本文化大革命之下的一個很小的成果：

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所以很多對弱勢群體、下位者的保障，都是革命沖擊舊體制后的諸多成果之一，上面舉的窮人子女、女性、殘疾人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是，這些成果被有意無意地刻意隱藏了，各種進步仿佛都變成了理所應當“從天上掉下來”的事情。隱藏了革命成果，革命就變成了一種莫名其妙的事情，變成了野心家爭奪權力的方式，最核心的內核就這樣被掩蓋了。

而把被顛倒的歷史正過來，則是我輩必須肩負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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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新書正式連載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