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堅守白區13年，5次被捕均幸免直至遇到蔣孝先，45年成七大代表

1925年4月，在保定第二師范，經黃鐘瑞、崔長順介紹，河北唐縣人，年僅16歲的進步青年王鶴壽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青年王鶴壽

和彭真一起創立石家莊黨支部

1925年秋天，中共北方區委即黨中央北方局在北京秘密組織了一所黨校，指示保定地委可派一名黨員或團員到黨校學習。王鶴壽被中共保定地委選派到中共北方區委黨校學習。黨校設在現北京市西城區蔣養坊，公開稱“高等補習學校”，學員由中共北方區委所屬的北京、天津、保定、唐山、張家口等地黨團組織選派。

當時黨校校長羅亦農

當時中共的一些重要干部羅亦農、陳喬年、趙世炎、惲代英等，都曾先后到黨校講過課。經常講課的是羅亦農。同年10月，經羅亦農、尹才一介紹，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11月底，黨校學習結束的當晚，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來到黨校和學員見面，勉勵大家要站在中國革命斗爭的前列，為革命成功做出自己的貢獻。

黨校學習結束后，王鶴壽沒再回保定直隸二師讀書。1925年12月初，他受黨組織委派到石家莊，任京漢鐵路總工會石家莊分會秘書。這時，彭真已到石家莊任京漢鐵路總工會秘書，他們一起開展黨的工運工作。12月2日，中共北方區委決定在石家莊建立特別支部。1926年1月，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長陳喬年派王躍郁（王光宇）到石家莊，和彭真、王鶴壽共同組建中共石家莊特別支部，隸屬中共北方區執委會，王躍郁任書記。

王鶴壽（當時化名王警昆）

北京“三·一八”慘案發生后，晉系反動軍閥部隊進駐石家莊，立即取締工會組織，并通緝中共石家莊特支領導成員。王鶴壽在石家莊已很難繼續開展工作，經組織安排于5月份調到北京，任全國鐵路總工會干事，負責鐵總機關的事務工作。

和羅章龍在鐵總工作第一次被捕

王鶴壽在北京的公開身份是北京大學的旁聽生。當時鐵總機關就設在沙灘附近的一幢小房里。為了便于工作,王鶴壽和鐵路總工會的主要負責人羅章龍同住在鐵總機關。這一時期，王鶴壽經常到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市委去聯絡工作和取送文件。中共北方區委設在東交民巷遠東銀行旁邊，鐵總的通信處設在北京大學一院和西城平民大學兩處。他還經常去北京大學和同鄉、同志相聚，和一些學生黨員交往。

羅章龍

在中共北方區委的領導下鐵路工人運動逐漸展開，引起了北洋軍閥的恐慌。段祺瑞政府下令搜捕鐵總的負責人。8月下旬的一天，王鶴壽和羅章龍一道從東安市場返回住所，在路上被鄭州鐵路一名失業工人魏某發現。魏某尾隨他們到達住所，要求經濟上給予幫助。羅章龍在把他應付走之后,覺得可能出現危險，立即轉移，遷住到前門附近的一家旅店，住所里的文件也立即由王鶴壽送到中共北方區委機關。魏某果然告了密，王鶴壽剛轉移完，警署就搜查了羅章龍住所，既沒有抓著人，也沒有發現什么可供他們利用的線索。

與此同時，負責印刷鐵總文件《鐵總報告》的印刷所被告密，也受到警署搜查。由于王鶴壽經常去送印刷稿件，這個印刷所不少人認識他。8月30日，王鶴壽在北京大學紅樓，被印刷所一名小學徒認出，遭偵緝隊逮捕。

1918年建成的北大紅樓

王鶴壽被捕時已有思想準備，決心不論遇到什么情況都不能動搖變節。因此，在警署過堂審訊時,他按事先編好的口供應付敵人，有關鐵路總工會的情況一概不講，也沒有說出羅章龍的真名，只偽稱他叫周立剛，是哥哥的朋友，自己是住在周家的房客。警署抓不著他任何把柄也無法定罪，又看他年紀不大，在關押了兩個多月之后裁定他可以取保釋放。11月下旬，由北京大學一位化名郭春濤的地下黨員擔保，王鶴壽被釋放出獄。

創建奉天兵工廠共青團支部第二次被捕

王鶴壽出獄后，北京市委報告了北方局。第二天，王鶴壽就應召到了北方局并暫時住在北方局內。范鴻杰、陳喬年先后與王鶴壽進行了親切的談話。不久,王鶴壽第二次見到李大釗。李大釗問他：“你想做些什么具體工作？”王鶴壽回答：“想去莫斯科學習。李大釗說：“好吧！你先等一等。”過后不久，王鶴壽被組織送到蘇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李大釗

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郊外召開。會后又召開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王鶴壽由羅章龍推薦出席了這次共青團的代表大會。團代會結束后，黨組織派他回國。于是，在中共六大滿洲代表唐宏經帶領下，王鶴壽秘密回到奉天，在共青團滿洲省委工作。10月，王鶴壽由團省委派到當時全國最大的兵工廠奉天兵工廠做黨的地下工作。

不久，王鶴壽在兵工廠建立了一個共青團支部。從團的工作人手，進而開展黨的組織發展工作，又在奉天兵工廠建立了共產黨支部。這年秋天，周恩來從蘇聯秘密回國途經沈陽，向中共滿洲省委傳達中共“六大”會議精神。聽說奉天兵工廠建立了黨團組織，他十分高興，不顧當時環境的危險，表示一定要親自和那里的同志見面。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王鶴壽和另外一名黨員做了周密的布置，采取了嚴密的保衛措施。11月的一天晚上，周恩來在省委書記陳為人陪同下，會見了奉天兵工廠的黨團員，并給大家講了革命形勢和革命道理。會見后，王鶴壽很快就護送周恩來安全轉移。

周恩來

1928年11月下旬，中共滿洲省委決定派王鶴壽到撫順市任中共撫順特別支部書記。12月底，王鶴壽參加中共滿洲省委擴大會議。會議在奉天大東邊門外黃土坑地下黨員牛嗣玉家里召開。由于當晚開會時間太長，保密工作不夠周密，被警察發覺。王鶴壽和與會的省委書記陳為人、組織部長吳麗石、職工部長唐宏經等十幾個人都被警察廳逮捕。

烈士吳麗石

敵人用皮鞭拷打、壓杠子等酷刑逼供，都沒能使他們屈服。后將他們解押到東北軍司令部軍法處審問。為了獲取口供，敵人除了用刑訊手段外，還對王鶴壽和吳麗石兩人搞假槍斃。但是，死亡的威脅并沒有嚇倒他們。在獄中，大家最擔心的是被捕人員中有兵工廠一個年僅18歲的共青團支書王化民，怕他頂不住敵人嚴刑拷打。王鶴壽恰好和他關押在一間牢房候審，便熱情地關心他，從思想、感情上和他交流。王化民在王鶴壽的鼓勵下，堅定的表示自己決不叛變。他雖然被打得遍體鱗傷，衣服與渾身血污貼在一起無法脫下來，但始終沒向敵人吐出半點真情。

由于當時東北軍閥在政治上對共產黨還不很敏感，又得不到任何可判罪的確證，所以被捕后關押到1929年7月就都取保釋放。

和劉少奇一起在滿洲省委工作第三次被捕

王鶴壽出獄后，即參加滿洲團省委的工作，任滿洲團省委組織部長。1929年6月，中共中央派劉少奇到沈陽主持滿洲省委工作。1929年7月10日，“中東路事件爆發。王鶴壽跟隨劉少奇等人親自組織中東路罷工，并在各地組織中東路罷工后援會,組織罷課和游行示威，進行募捐和宣傳活動。9月26日，他們一起去哈爾濱，加強對“中東路事件"工人斗爭的領導。

劉少奇

1930年5月王鶴壽臨危受命擔任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由于黨團機關都被破壞，王鶴壽只好暫時住進一家小旅店，與剛從外地調整來的中共東滿黨委書記廖如愿住在一起。

5月2日，王鶴壽、廖如愿、郭隆真和迫擊炮廠一名黨員，四個人到沈陽南關外郊區的一個小樹林中開會。正巧，這個郊區一家農戶頭天晚遭強盜搶劫，一隊警察為搜捕強盜沖進了這個小樹林，把他們四人當作強盜嫌疑犯抓了起來，帶到那個被搶劫的農戶家里，要農戶指認此四人是否強盜，農戶說:“不是他們。”但警察錯抓人并不馬上釋放，仍把他們帶回奉天沈陽縣警署扣押審問。幾天后由邵達夫（滿洲特科負責人，化名蔡伯祥，顧順章叛變后，離開沈陽，1933年11月在鄂豫皖蘇區被張國燾殺害）開辦的首善醫院做擔保，被認為錯捕才釋放。

和陳譚秋一起恢復滿洲省委第四次被捕

王鶴壽不久又擔任了中共滿洲臨時省委候補委員，他了解到當時大連市的黨團組織因遭到敵人嚴重破壞，團的基礎工作很薄弱的情況，確定重點開展大連的工作便到大連去指導工作，大連黨團工作迅速恢復發展起來。

1930年夏天王鶴壽任南滿行動委員會書記，他在工作中，堅持以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為主，除了親自抓大連等中心城市的工作之外，還深人到南滿農村和朝鮮族農民集中居住地去做貧苦農民的發動工作。

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后，中央派陳潭秋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10月，陳潭秋主持滿洲總行動委員會主席團會議，決定撤銷總行委，恢復滿洲省委。王鶴壽從南滿調回團省委，陳潭秋指定王鶴壽任滿洲團省委書記。

陳譚秋

11月底，為了籌辦“廣州暴動"紀念，陳潭秋和王鶴壽一起到哈爾濱去布置工作。12月7日，他們在哈爾濱特委書記孟堅的住處召集黨團特委成員開會研究工作。由于會議開得時間太長，被敵人發現。會議剛結束，陳潭秋、王壽、孟堅和朝鮮族的特委委員老金、中東鐵路工人黨員葛新民、團干部小郭等還沒來得及離開，警察就闖進了會場，把他們逮捕，關押在哈爾濱“道里特區警察署”。

陳潭秋和王鶴壽被關押在地獄室。地獄室暗無天日，陰森潮濕，臭氣熏天，關押的都是“重犯”。由于被捕前沒來得及商量好彼此之間的關系稱呼，審訊時相互間的口供也就對不上號。因此，敵人的刑訊更加殘酷。敵人對王鶴壽除了嚴刑拷打之外，還橫綁在長凳上，向鼻孔里灌水，把他折磨得死去活來，但始終得不到口供。陳潭秋年老體弱，受盡酷刑，也頑強不屈。陳潭秋、王鶴壽、孟堅的堅強不屈，也感染了年輕的小郭，使他變得堅強起來。敵人關押審訊了兩個多月，未能得到任何口供，只好移交法院，憑搜查時獲得的兩份文件為證，判孟堅七年徒刑，陳潭秋、王鶴壽各五年徒刑，金、郭、葛各三年徒刑。他們被判刑后關押到監獄，囚禁在同一牢房。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政局一片混亂。趁此機會，東北黨組織積極活動營救陳潭秋、王鶴壽等人。最后通過孟堅的家庭關系，由當時的“互濟會”出面活動在哈爾濱的軍閥官僚張大頭。孟堅首先出獄。嗣后,陳潭秋、王鶴壽等人相繼在 1932年5月中旬出獄。

在上海中央組織部工作第五次被捕

王鶴壽等人出獄后，在黨組織安排下，到了上海。王鶴壽被分配在愚園路的中央團校任主任。他主持了一期團校后，調到中央組織部工作。王鶴壽除了負責聯系各省團委，接待各省組織派來的人,交談工作之外，還負責滬東各工廠團支部聯系工作。

王鶴壽

1932年11月一天早晨，王鶴壽去給住在公共租界四馬路旅館的河南團省委兩位同志送路費。不知道他們已經被捕，但是，憑著他長期做地下工作的經驗，在進入旅館來到那兩位同志的房前時，沒有貿然進去，只是斜眼向這個房間掃視一下看有無異常。可是就這么一個小小的動作還是被坐探發現了，立即把王鶴壽抓捕到公共租界工部局。

胡均鶴

在審訊時王鶴壽機智地說是到隔壁房間看望朋友的，你們可以查一查，隔壁房間是否曾經住過某某人，旅館的茶房確實也看到王鶴壽曾來過隔壁房間。工部局經查證后判定是誤捕把他釋放。

返回北平恢復團組織第六次被捕

王鶴壽回到團中央。由于當時形勢仍很嚴重，團中央決定王鶴壽暫時離開上海躲避一下，以團中央巡視員身份去河北。當時正值河北天津團市委遭敵人破壞，河北省團委建議中央批準由王鶴壽暫時出任天津市團委書記。半年多后，1933年7月初，他又調到北平任河北團省委組織部長。

蔣孝先

當時，國民黨憲兵三團駐北平，團長蔣孝先是蔣介石族侄，他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在北平實行大搜捕，一大批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反帝同盟會會員、進步人士和進步學生等遭捕入獄。1933年8月25日晨，王鶴壽去找北平團市委組織部長張秉鈞，準備商量北平團市委的工作。王鶴壽不知道張已被捕，而且張供出了自己的住址。王鶴壽來到張家，一推開張家房門，就看見等候在那里的兩個憲兵特務，他馬上回頭就跑。但他是光腳穿一雙皮鞋，拼命跑也跑不快，很快被兩個特務追上，被帶回張家等候。20多分鐘后，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長劉寧一來到張家，也被逮捕。王鶴壽、劉寧一被解押至憲兵三團，關押在拘留所。

劉寧一

國民黨憲兵三團對王鶴壽和劉寧一在刑訊中實行了殘酷陰險的兩手：身體上的摧殘和心理上的折磨。在對王鶴壽實施的酷刑時，讓劉寧一陪審；在劉寧一受刑時，讓王鶴壽陪審，企圖在精神上壓垮他們。

9月間，王鶴壽和劉寧一被押到南京憲兵司令部，先關押在拘留所。王鶴壽在這里被判監禁七年，轉入南京軍人監獄。敵人為了瓦解獄中的革命者，另辦了所謂“反省院”以減刑出獄來引誘動搖分子叛變。當敵人問王鶴壽是否愿意去“反省院”時，王鶴壽回答:“不去。”“為什么?”“我沒有什么可以反省的!”王鶴壽說。由于王鶴壽表現“頑固”，監獄當局又給他增加七年徒刑。

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國民黨政府釋放全國政治犯時，王鶴壽才得以獲釋出獄。

1937年8月,王鶴壽來到延安，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干部科科長、中共中央干部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央交通委員會委員、陳云政治秘書等職務，1945年當選為中直、軍直七大代表，參加了中共七大。